许国

改革内参2007年第29期

    农村变了。

    纵向比较，农村生活已比过去有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已基本无虞。横向比较，农村依然相对贫困，大多数农民还是依赖传统农业，收入仅能维持温饱，生活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没有抗风险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差，进城打工常常遭遇黑心老板的欺凌盘剥。同时，农村习俗也在变。

好传统正在消失

    过去农村穷，没有化肥，农民都有积肥捡粪的习惯，就是那些土财主，走乡串户时也常常背一个捡粪的筐。大集体年代有了化肥，但仍然经常大摘积肥运动，城里的厕所都是农村生产队包下来，每天到城里去拉。然而，今天农村还没有富裕，但积肥的习惯却没有了。每到播种季节，农民只是反映贷款难，没有钱买化肥。走进农村，卫生不堪入目，人畜粪便随处可见。

    过去作物秸秆农民当宝贝，作柴草、作饲料、作肥料，有的还被工厂收去作一些工业品的原料。但今天，好多农民却宁愿花钱买煤气、买化肥、买饲料，也不要这个浑身是宝的秸秆了，收割之后就地一把火烧之，不仅污染环境，还常常酿成火灾。

    过去每到冬闲季节，农村都要挖塘筑坝。今天农村水旱灾害依然，且日渐加剧，但如果政府不出面组织发动，已鲜有人再去挖塘筑坝，农村许多塘坝都成了碟子塘，根本蓄不了水。

    过去农村生产力低下，生产上简单合作是常有的事，当初互助组、合作社也就是这么来的，但这些年在许多地方却变得异常困难起来。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县，年降雨量900毫米左右，淮河流过近半个县，还有中小水库、大小塘坝上千座，无论从降雨量到蓄水能力都还是说得过去的，只要调整好结构，科学用水，非特大旱灾应该说没有多大问题，但是仍然动辄受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合作。每到栽种或干旱季节，渠道上游的群众就是迟迟不放水，非要等天下雨，或者等着下游群众放水，他们好搭便车。下游群众当然不愿意，于是大家就一起等着耗着。一直耗到上游群众觉得再不放水就要死苗了，才开始放水，但渠道过水量有限，等上游的农田放完水，下游的庄稼要么早就枯死，要么就是过了安种季节。这个时候，上、下游矛盾就骤然升温，为了争水、偷水、护水，动刀动枪，死伤人的事情时有发生。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l978年大旱，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专门从北京请了打井队无偿帮助打井，一共打了50多口。这些井都散落在农民承包地里，土地承包后无人过问，虽然几乎年年抗旱，但这些井却被农民在耕作时不经意地填埋了。

    农村习俗发生如此变化，传递的信息很多。不管我们感情上愿不愿意承认，农村早已不是简单的物质贫困的问题，而是物质文化的双重贫困。换言之，今日农村不仅仅是缺钱，而是既缺钱，也缺精神和文化。

惊人的浪费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资源供求配置矛盾突出的国家，国人也一直深谙节俭的意义。然而，今日农村依然贫困，富人、穷人、政府却是在一齐浪费，其严重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首先，好一个吃风了得。一般村一年吃喝招待费要在1万元左右，乡镇在10万元左右。有资料称，近年来中国每年公款吃喝费用高达3000亿以上。干部如此猛吃猛喝，百姓也上行下效，他们没有权利吃公家的，就自吃自。

    其次，可怕的超前消费。时尚是挡不住的诱惑，农民也不例外。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农民一直对城里人的生活羡慕有加。虽然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但在消费方面，农村始终在城市后面亦步亦趋。城里人建房用马赛克贴面，农村跟着学；城里人结婚，穿婚纱、摄像、坐轿车，农村一些家庭不惜债台高筑，结婚时也是轿车、摄像一样不少。

    第三，不堪重负的礼尚往来。中国是礼仪之邦，素来讲究礼尚往来。然而，今天这种正常的人情往来，却被“异化”成受礼者趁机敛财，送礼者万般无奈，且名目多如牛毛，“人情大似债，头顶锅儿卖”，虽无强迫，胜有强迫，没有钱只有去借债。而且有礼就要吃喝，有钱的要炫富，无钱的要面子，因此又常常成为一种公开的吃喝比赛。

    第四，巨大的“学费”和空忙假忙。这些年领导都想出政绩，都要搞自己的形象工程。在中国，只要和政治一挂钩，什么账就不好算也不必算了。上面开个会，不管与本地有无联系，都要层层开会；明明知道事情不可为，会造成损失，但因为领导感兴趣，仍然要去空忙假忙一番。对此，老百姓人微言轻，硬抗不了就消极抵制。最典型要算植树造林，农民编了一个顺口溜：“春天栽满山，夏天死一半，秋天全完蛋，明年再来干”，其实最终损害的还是农民自己。

黄赌毒恶习死灰复燃

    建国以后，我们对黄赌毒进行了摧枯拉朽的扫荡，农村基本绝迹，然而近年来死灰复燃，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若干年前中国就有一句民谣：“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忙跳舞。”今日你到农村去，不时可见几人一桌，或麻将，或扑克，围观者多多，赌资就放在台面上。其次是吸毒、嫖娼在农村再次抬头。这些绝迹多年的丑恶现象，已从最初的沿海、边境地区以及大款、歌星、富家子弟向内地、农村和贫困之家蔓延。即使在很偏远的小集镇，往往也会有好几家酒店、浴池、美容厅、洗脚屋，生意往往都很好，个中原因大家心知肚明。有些地方乡、村换届期间，浴池、桑拿空前火爆，消费者多是人民代表，买单者则是候选人。

一些地方为了出政绩，把主意打到了各路神仙头上，大修庙宇，大做佛事，还美其名日“宗教搭台，经济唱戏”。

“快富”之风正在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

    前些年，不少地方不止一次地组织致富大讨论，目的要农民解放思想，解决不敢致富和小富即安的问题。我曾不止一次地和农民交谈，问他们：“想致富吗?”

    他们一致回答：“想。做梦都想。”

    “知道一句话吗?”

    也是很一致的：“知道，少生孩子多种树。”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他们有一点犹豫，但还是说了实话：“来钱太慢。”

在内外因的驱动下，本分的农民早已不需要我们再去帮助他们解放什么思想，在对金钱的追求中，不仅淡忘了“歪财不发”的古训，也早已不屑勤劳节俭的传统，许多方面已在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在昔日淳朴得近于诗画的农村，这些年侵财案件直线上升，竟然出现了造假村、偷盗村、拐卖村、乞儿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