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作季羡林传中，卞毓方为季羡林的一生提炼出八个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这八个字，分别来自传主对清华的评价“清新俊逸”，和对北大的评价“沉郁顿挫”。这应该是很高度的概括。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作者本意，并不是要把老人一味拔高，无限神化，只是强调他清华出身，北大执教，兼有两校的精神气质而已。
按道理，作者在全书的结尾，应该用剀切透辟的语言，把这八个字好生归纳，总结，给读者一个完整的说法。但是，没有。卞毓方在后记中卖了一个关子，说:“有关的弘旨大略，密语幽玄，俱已融化、渗透在字里行间，得读者您自己把握，感悟。”又透露:“其实，未等写到结尾，我自己先就后悔了；后悔卷首不该把话说得太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人格深处最本真的东西，是不消说，不须说，也不宜说的啊——那正是别人学不来的，也正是季先生之所以为季先生。”
作者把球抛给了读者。那么，在下不自量力，就来琢磨琢磨看。首先，我们来看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四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他们都是清华、北大学人，长话短说，陈寅恪影响季羡林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影响季羡林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季羡林不敢说与上述诸位大师比肩，他们的言传身教，无疑是他终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资源。
我们来看季羡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最高当局一声号令，举国批判胡适。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前去了美国，作者写道:胡适在美国当寓公的情况，季羡林是不清楚的，也是他无法清楚的。他只能暗自想像，想像当事者远在重洋之外，只留下他的名字当“草人”。箭射在谁的身上都是箭，射在草人身上，真身不仅毫发无损，反而会乐得开怀大笑。笑者自笑，批者自批。批判就是跟着什么人的什么逻辑，把一种“唯心论”批到唯心。对于围剿批判胡适，季羡林一直保持沉默。不容易！真的不
容易！记得在什么书上看到一则资料:某次批胡座谈，与胡适有牵连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表态。沈尹默起而揭发，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博士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他边写边抄，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沈的姿态，现在流为美谈。季羡林呢，他连这个“姿态”也不摆，干脆一言不发。要知道，一九四九年后季羡林无时不在追求进步，但他宁愿牺牲进步也不出卖良心！(在他同辈的学人中，他是始终坚持良心的)对于批判，他有自己的底线:不违心，不出卖，不跟风。
又比如批判陈寅恪。作者说:陈寅恪于季羡林有引路之恩，恩过胡适，自不必说。撇开这一层，陈寅恪的风骨、气节，也令他高山仰止。兹举两例: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时任清华“教授的教授”之陈公寅恪亦不能幸免，岂但食无鱼，出无车，到了冬天，连买煤取暖的钱都告罄，囊空如洗，一至于斯。穷到这个份儿上，按陈师的生活习惯，是既不能作文，更不能作诗的了。北大校长胡适得悉，拟奉赠一笔美元，助解燃眉之急。陈寅恪不愿白拿，提出以珍藏的典籍交换。这事是季羡林出马办的，他用胡适的汽车，从寅恪先生家拖走一车图书，是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这都是陈寅恪游学欧美多年的积累，其价值，纵不连城，也十分可观。但是，寅恪先生坚持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抵不上其中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又: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陈寅恪与胡适乘南京政府的专机南下，他没有跟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随胡适去国外，而是到了广州，落脚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凡此种种，都使季羡林对陈寅恪心怀崇敬，不愿违心出手，落井下石，虽经再三动员，晓以大义，他仍效金人三缄其口。季羡林晚年回忆:“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关于批判梁漱溟和马寅初的，书中着墨不多(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写得很详细)，倒是有一节谈批判冯定的，也很能说明问题，兹引述如下:六十年代初，北大遵照上头的旨意，组织批判冯定的两本书:《共产主义人生观》、《平凡的真理》。这种场合，与会者不管心里如何想，都是紧跟上边的调子，上纲上线，狠揭猛批。大家都发完言，只剩下季羡林，主持人要他也讲几句。季羡林怎么表态？他居然说:“我同意冯定同志的观点，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讲。”
季羡林如今是大名人，世人都推崇他的勤奋、博学和朴实，这当然是对的。在仔细读完卞毓方的这本传记之后，我更相信，老先生晚年走红，原是有其坚实的人格根基。
按道理，作者在全书的结尾，应该用剀切透辟的语言，把这八个字好生归纳，总结，给读者一个完整的说法。但是，没有。卞毓方在后记中卖了一个关子，说:“有关的弘旨大略，密语幽玄，俱已融化、渗透在字里行间，得读者您自己把握，感悟。”又透露:“其实，未等写到结尾，我自己先就后悔了；后悔卷首不该把话说得太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人格深处最本真的东西，是不消说，不须说，也不宜说的啊——那正是别人学不来的，也正是季先生之所以为季先生。”
作者把球抛给了读者。那么，在下不自量力，就来琢磨琢磨看。首先，我们来看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四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他们都是清华、北大学人，长话短说，陈寅恪影响季羡林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影响季羡林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季羡林不敢说与上述诸位大师比肩，他们的言传身教，无疑是他终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资源。
我们来看季羡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最高当局一声号令，举国批判胡适。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前去了美国，作者写道:胡适在美国当寓公的情况，季羡林是不清楚的，也是他无法清楚的。他只能暗自想像，想像当事者远在重洋之外，只留下他的名字当“草人”。箭射在谁的身上都是箭，射在草人身上，真身不仅毫发无损，反而会乐得开怀大笑。笑者自笑，批者自批。批判就是跟着什么人的什么逻辑，把一种“唯心论”批到唯心。对于围剿批判胡适，季羡林一直保持沉默。不容易！真的不
容易！记得在什么书上看到一则资料:某次批胡座谈，与胡适有牵连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表态。沈尹默起而揭发，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博士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他边写边抄，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沈的姿态，现在流为美谈。季羡林呢，他连这个“姿态”也不摆，干脆一言不发。要知道，一九四九年后季羡林无时不在追求进步，但他宁愿牺牲进步也不出卖良心！(在他同辈的学人中，他是始终坚持良心的)对于批判，他有自己的底线:不违心，不出卖，不跟风。
又比如批判陈寅恪。作者说:陈寅恪于季羡林有引路之恩，恩过胡适，自不必说。撇开这一层，陈寅恪的风骨、气节，也令他高山仰止。兹举两例: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时任清华“教授的教授”之陈公寅恪亦不能幸免，岂但食无鱼，出无车，到了冬天，连买煤取暖的钱都告罄，囊空如洗，一至于斯。穷到这个份儿上，按陈师的生活习惯，是既不能作文，更不能作诗的了。北大校长胡适得悉，拟奉赠一笔美元，助解燃眉之急。陈寅恪不愿白拿，提出以珍藏的典籍交换。这事是季羡林出马办的，他用胡适的汽车，从寅恪先生家拖走一车图书，是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这都是陈寅恪游学欧美多年的积累，其价值，纵不连城，也十分可观。但是，寅恪先生坚持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抵不上其中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又: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陈寅恪与胡适乘南京政府的专机南下，他没有跟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随胡适去国外，而是到了广州，落脚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凡此种种，都使季羡林对陈寅恪心怀崇敬，不愿违心出手，落井下石，虽经再三动员，晓以大义，他仍效金人三缄其口。季羡林晚年回忆:“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关于批判梁漱溟和马寅初的，书中着墨不多(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写得很详细)，倒是有一节谈批判冯定的，也很能说明问题，兹引述如下:六十年代初，北大遵照上头的旨意，组织批判冯定的两本书:《共产主义人生观》、《平凡的真理》。这种场合，与会者不管心里如何想，都是紧跟上边的调子，上纲上线，狠揭猛批。大家都发完言，只剩下季羡林，主持人要他也讲几句。季羡林怎么表态？他居然说:“我同意冯定同志的观点，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讲。”
季羡林如今是大名人，世人都推崇他的勤奋、博学和朴实，这当然是对的。在仔细读完卞毓方的这本传记之后，我更相信，老先生晚年走红，原是有其坚实的人格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