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作季羡林传中,卞毓方为季羡林的一生提炼出八个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这八个字,分别来自传主对清华的评价“清新俊逸”,和对北大的评价“沉郁顿挫”。这应该是很高度的概括。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作者本意,并不是要把老人一味拔高,无限神化,只是强调他清华出身,北大执教,兼有两校的精神气质而已。
按道理,作者在全书的结尾,应该用剀切透辟的语言,把这八个字好生归纳,总结,给读者一个完整的说法。但是,没有。卞毓方在后记中卖了一个关子,说:“有关的弘旨大略,密语幽玄,俱已融化、渗透在字里行间,得读者您自己把握,感悟。”又透露:“其实,未等写到结尾,我自己先就后悔了;后悔卷首不该把话说得太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人格深处最本真的东西,是不消说,不须说,也不宜说的啊——那正是别人学不来的,也正是季先生之所以为季先生。”
作者把球抛给了读者。那么,在下不自量力,就来琢磨琢磨看。首先,我们来看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四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他们都是清华、北大学人,长话短说,陈寅恪影响季羡林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影响季羡林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季羡林不敢说与上述诸位大师比肩,他们的言传身教,无疑是他终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资源。
我们来看季羡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最高当局一声号令,举国批判胡适。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前去了美国,作者写道:胡适在美国当寓公的情况,季羡林是不清楚的,也是他无法清楚的。他只能暗自想像,想像当事者远在重洋之外,只留下他的名字当“草人”。箭射在谁的身上都是箭,射在草人身上,真身不仅毫发无损,反而会乐得开怀大笑。笑者自笑,批者自批。批判就是跟着什么人的什么逻辑,把一种“唯心论”批到唯心。对于围剿批判胡适,季羡林一直保持沉默。不容易!真的不
容易!记得在什么书上看到一则资料:某次批胡座谈,与胡适有牵连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表态。沈尹默起而揭发,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博士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他边写边抄,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沈的姿态,现在流为美谈。季羡林呢,他连这个“姿态”也不摆,干脆一言不发。要知道,一九四九年后季羡林无时不在追求进步,但他宁愿牺牲进步也不出卖良心!(在他同辈的学人中,他是始终坚持良心的)对于批判,他有自己的底线:不违心,不出卖,不跟风。
又比如批判陈寅恪。作者说:陈寅恪于季羡林有引路之恩,恩过胡适,自不必说。撇开这一层,陈寅恪的风骨、气节,也令他高山仰止。兹举两例: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时任清华“教授的教授”之陈公寅恪亦不能幸免,岂但食无鱼,出无车,到了冬天,连买煤取暖的钱都告罄,囊空如洗,一至于斯。穷到这个份儿上,按陈师的生活习惯,是既不能作文,更不能作诗的了。北大校长胡适得悉,拟奉赠一笔美元,助解燃眉之急。陈寅恪不愿白拿,提出以珍藏的典籍交换。这事是季羡林出马办的,他用胡适的汽车,从寅恪先生家拖走一车图书,是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这都是陈寅恪游学欧美多年的积累,其价值,纵不连城,也十分可观。但是,寅恪先生坚持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抵不上其中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又: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陈寅恪与胡适乘南京政府的专机南下,他没有跟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随胡适去国外,而是到了广州,落脚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凡此种种,都使季羡林对陈寅恪心怀崇敬,不愿违心出手,落井下石,虽经再三动员,晓以大义,他仍效金人三缄其口。季羡林晚年回忆:“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关于批判梁漱溟和马寅初的,书中着墨不多(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写得很详细),倒是有一节谈批判冯定的,也很能说明问题,兹引述如下:六十年代初,北大遵照上头的旨意,组织批判冯定的两本书:《共产主义人生观》、《平凡的真理》。这种场合,与会者不管心里如何想,都是紧跟上边的调子,上纲上线,狠揭猛批。大家都发完言,只剩下季羡林,主持人要他也讲几句。季羡林怎么表态?他居然说:“我同意冯定同志的观点,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讲。”
季羡林如今是大名人,世人都推崇他的勤奋、博学和朴实,这当然是对的。在仔细读完卞毓方的这本传记之后,我更相信,老先生晚年走红,原是有其坚实的人格根基。
按道理,作者在全书的结尾,应该用剀切透辟的语言,把这八个字好生归纳,总结,给读者一个完整的说法。但是,没有。卞毓方在后记中卖了一个关子,说:“有关的弘旨大略,密语幽玄,俱已融化、渗透在字里行间,得读者您自己把握,感悟。”又透露:“其实,未等写到结尾,我自己先就后悔了;后悔卷首不该把话说得太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人格深处最本真的东西,是不消说,不须说,也不宜说的啊——那正是别人学不来的,也正是季先生之所以为季先生。”
作者把球抛给了读者。那么,在下不自量力,就来琢磨琢磨看。首先,我们来看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四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他们都是清华、北大学人,长话短说,陈寅恪影响季羡林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影响季羡林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季羡林不敢说与上述诸位大师比肩,他们的言传身教,无疑是他终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资源。
我们来看季羡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最高当局一声号令,举国批判胡适。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前去了美国,作者写道:胡适在美国当寓公的情况,季羡林是不清楚的,也是他无法清楚的。他只能暗自想像,想像当事者远在重洋之外,只留下他的名字当“草人”。箭射在谁的身上都是箭,射在草人身上,真身不仅毫发无损,反而会乐得开怀大笑。笑者自笑,批者自批。批判就是跟着什么人的什么逻辑,把一种“唯心论”批到唯心。对于围剿批判胡适,季羡林一直保持沉默。不容易!真的不
容易!记得在什么书上看到一则资料:某次批胡座谈,与胡适有牵连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表态。沈尹默起而揭发,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博士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他边写边抄,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沈的姿态,现在流为美谈。季羡林呢,他连这个“姿态”也不摆,干脆一言不发。要知道,一九四九年后季羡林无时不在追求进步,但他宁愿牺牲进步也不出卖良心!(在他同辈的学人中,他是始终坚持良心的)对于批判,他有自己的底线:不违心,不出卖,不跟风。
又比如批判陈寅恪。作者说:陈寅恪于季羡林有引路之恩,恩过胡适,自不必说。撇开这一层,陈寅恪的风骨、气节,也令他高山仰止。兹举两例: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时任清华“教授的教授”之陈公寅恪亦不能幸免,岂但食无鱼,出无车,到了冬天,连买煤取暖的钱都告罄,囊空如洗,一至于斯。穷到这个份儿上,按陈师的生活习惯,是既不能作文,更不能作诗的了。北大校长胡适得悉,拟奉赠一笔美元,助解燃眉之急。陈寅恪不愿白拿,提出以珍藏的典籍交换。这事是季羡林出马办的,他用胡适的汽车,从寅恪先生家拖走一车图书,是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这都是陈寅恪游学欧美多年的积累,其价值,纵不连城,也十分可观。但是,寅恪先生坚持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抵不上其中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又: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陈寅恪与胡适乘南京政府的专机南下,他没有跟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随胡适去国外,而是到了广州,落脚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凡此种种,都使季羡林对陈寅恪心怀崇敬,不愿违心出手,落井下石,虽经再三动员,晓以大义,他仍效金人三缄其口。季羡林晚年回忆:“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关于批判梁漱溟和马寅初的,书中着墨不多(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写得很详细),倒是有一节谈批判冯定的,也很能说明问题,兹引述如下:六十年代初,北大遵照上头的旨意,组织批判冯定的两本书:《共产主义人生观》、《平凡的真理》。这种场合,与会者不管心里如何想,都是紧跟上边的调子,上纲上线,狠揭猛批。大家都发完言,只剩下季羡林,主持人要他也讲几句。季羡林怎么表态?他居然说:“我同意冯定同志的观点,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讲。”
季羡林如今是大名人,世人都推崇他的勤奋、博学和朴实,这当然是对的。在仔细读完卞毓方的这本传记之后,我更相信,老先生晚年走红,原是有其坚实的人格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