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论国学及中国哲学问题
胡鱼梦黄石公
胡鱼心想：东周之时，道术分裂；诸子百家，各倡其说；那时的士子像鱼儿自由自在，都如庄子“独往独来”，何其乐也！谁知晚上梦见圯上老人黄石公，他对胡鱼大加斥责，道：“你连‘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道理都不懂！”胡鱼悔恨羞惭不已，请求道：“望先师讲解诸子的背景”。
黄石公沉吟良久，神情严峻地说：“那是个慢长而痛苦的年代，诸子都在黑暗中摸索救世拯民之道。庄子祈求‘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可是那时‘殊死者相枕，桁杨者相推，刑戮者相望’，活命该多难啊！”
“怪不得老庄列、杨朱都有浓厚的保身全生思想”，胡鱼似有所懂。
黄石公道：“是啊。之所以特别强调保身全生是因为混乱。最初的混乱迹象始于我国有明确纪年开始的公元前841年，这年发生‘国人暴动’，推翻了周朝的第十个天子周厉王，厉王逃到山西叫彘的地方躲了起来。国人拥戴周公、召公共主国政，称为‘共和行政’。公元前828年，周宣王继位，废除集体耕种的籍田制，形成了‘宣王中兴’。可是，宣王死后，继位的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致使申后之父联合犬戎攻周，幽王被杀。申后之子继位为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平王将王室从镐京东迁到洛阳，于是长达550余年的混乱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一开始，‘黄泉会母’的郑庄公称霸，打败了卫、宋、陈、蔡等国，主持朝政，要挟平王，并且，‘郑周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平王死后，周桓王想夺庄公之权，庄公寸步不让，还抢割了周室的稻谷。公元前707年，桓王率陈、蔡、虢、卫等国伐郑，反而被郑国打得大败，且祝聃一箭射中周王。‘郑伯射王中肩’，从此，周天子威信扫地，孔子向往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郑国之后，齐国桓公在管仲的‘尊王攘夷’的旗号下逐渐称霸”。
胡鱼插话道：“桓公就是那个不计‘射钩之恨’的公子小白吧？他在与公子纠争夺王位时被管仲射中，可是他登上王位后听了鲍叔牙的劝言，任管仲为相，终于成就了霸业。”
“是啊。但是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死而无葬，霸业也完了。接下来的宋襄公短暂称霸，可他奉行‘蠢猪式的仁义’，被楚杀伤，第二年死去。后来，晋、楚争霸几十年，经城濮之战、必之战、鄢陵之战等，终于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由宋大夫向戌调停成功，达成共为霸主的协议，史称‘向戌弭兵’。中原的烽火暂熄，可东南方的吴、越相继崛起、称霸，越国的霸业是春秋时最大的，后被楚国所破，春秋时代结束。随之发生两件大事，一是‘三家分晋’，魏、赵、韩三氏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长期把持朝政的田氏家族终于取代了姜子牙的后代为王。这样更为残酷的战国时代开始了。春秋时代上百个国家特别是二十几个大国争当盟主，发号施令，而到战国时代，只剩下7个强国，及几个附属的小国。7国力量相当，没有谁能成为盟主。一开始，经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稍强，但齐国的孙膑在桂陵、马陵等战中大败魏之庞涓，齐威王称强。后齐国被燕国的乐毅所率的六国联军打败，只剩即墨、莒两城，虽经田单火牛阵复城七十余座，但齐国还是衰落了。这时，秦国又击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稍强的经赵武灵王军事改革的赵国尽管发生过信陵君窃符救赵、蔺相如完璧归赵、蔺相如廉颇将相和、邯郸之战毛遂自荐等动人的故事，但于长平一战中还是被强秦坑卒40余万。从此，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首先，地处要冲的韩国被灭；接着，秦用离间计，贿赂郭开向赵王诬告抗匈奴名将李牧谋反，结果李牧被处死，赵国遂灭；秦军掘开黄河，淹没了魏都大梁，魏国灭；燕太子丹请荆轲刺秦王，失败，燕国遂亡；秦王命老将王翦领60万兵马出征，一举灭亡楚国；齐王拒绝援助列国，幻想与秦和平相处，公元前221年，数十万秦军如泰山压顶，齐兵望风溃逃，齐国覆灭。扫除六国后，秦王定鼎咸阳，改称‘始皇帝’，焚书坑儒，设置郡县，开始了封建专制统治。这就是风雨如晦、战乱频仍的东周历史”。黄石公滔滔不绝地说着，不像隐士，倒像历史学家。
胡鱼问道：“东周之乱，对诸子百家哲学有些什么影响呢？”
黄石公答曰：“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残酷的现实迫使诸子急于寻找平治天下之道。诸侯攻杀，平民受戮，孔子认为是由于不仁、非礼，因此仁爱、礼治为治乱之本；墨子认为，比仁爱更为注重人际平等的‘兼爱’方可作为救世良方；老子认为平治天下不在于为老百姓多做事，而在于少做事、不扰民，在于‘无为’；韩非子认为只有尊重君权、实行专制，才能确保天下太平。二是在诸子思想中有许多是应时之学及谋略学。纵横家一开始源于齐、秦并强之时，齐国被打败之后，连横是秦拉拢其它国家，合纵是各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因此，他们阐述的是实用的政治学、外交谋略、游说技巧；法家也是顺应了时代呼唤统一、集权的要求，加速了时代的发展，至于法家的阴谋权术也是当时人们扭曲心态的折射、激烈竞争社会的反映；兵家更是兵燹战乱的产物；道家人物则是人生谋略的大师。三是诸子都同情人民的苦难、体会到人民的力量。孔子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严厉谴责剥削和战争，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善战者服上刑’。孟子还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只要人心归向，木棒也可‘挞秦楚之坚甲利兵’”。
胡鱼问道：“哲学这样与现实紧密联系，固然形成了中国优秀的传统，但它有什么问题吗？”
黄石公答：“有。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哲学家往往只注意社会和政治表象，很少有超越于此的形上学思考，并不关注人、世界的本质。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没有哲学家，只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胡鱼正听得津津有味，忽然来了张良，他于博浪沙以大铁锥狙击秦始皇失败后，逃到下邳来避难。张良道：“胡先生在此！我俩正好同拜黄石公为师，如何？”胡鱼欣然，同张良倒地就拜。黄石公并未拒绝，说道：“老夫师承尉缭子，尉缭子师承孙膑，孙膑师承鬼谷子。为不使兵法失传，望二弟子莫负我心”。说着，三人不觉来到一桥上。黄石公故意将自己的鞋脱下，扔到桥底，命令张良道：“你给我去取鞋！”张良愕然，但马上下桥去取回了鞋。老师又说：“给我穿上！”张良跪在地上给穿好了。往前走着，忽然听得人声鼎沸，并伴有妇人的号啕之声。向人打听，原来秦始皇之公子胡亥巡视于此，见村子里一女子名叫画儿，美若天仙，便施于强暴。画儿蒙羞，堕井而死。村民正在围攻胡亥一伙，那哭者便是画儿的老母。张良、胡鱼本是荆轲、聂政般的义士，听得此事，便拔剑而起，挺身欲斗。黄石公制止道：“先师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又说‘庶民者，国之本’。你俩应避免与人多势众的官兵较量，但可利用此事，率民揭竿而起”。二子依言而行。一日，黄石公忽道：“五天以后的早晨，你俩在村前桥边等我！”张、胡于那日前往，老师已先至，骂道：“与老师相约，怎能后到？再过五日，早上相见！”。这次，俩人商定于鸡鸣之时前往，不料，老师又先在，怒道：“怎么又来晚了？再过五日，早上相见！”。这一次，俩人干脆不睡了，半夜就前往，不久，老师到了，大喜道：“我是在考察你俩的品性，你们及格了，为可造之材！现我把先师传与的秘典给你俩，读通后可成大器。天下又要大乱了，我决心隐逸，再见！”说完，黄石公飘然而去，不知所终。张、胡怅然若失，良久，才翻书一观，分别为《武兵法---三略》、《文兵法---天书》。正是：“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俩人如获至宝，发愤苦读，各通兵法人文。张良遂发动村民起事，震动朝廷，后归于刘邦，成帝王之师。胡鱼潜心名山事业，并修得长生之道，云游四方。突然间，黄石公出现，怒骂道：“你白学‘文兵法’！”胡鱼吓出冷汗，遂醒，原来与黄石公、张良相遇都是一场梦，心中凄然。
孔丘二度拜见老聃
孔丘曾问礼于老聃，回来后称老聃“犹龙邪！”一日，他带上弟子颜回、子路、曾点，乘马车前往泰山野林居，想二度拜见来鲁国避难的老子，不遇。师徒们正郁郁寡欢地走在夕阳残照的下山之路上。说是路，实际上没有路，这里人迹罕至，鸟虫飞逐，猿啼虎啸，煞是一派原始古朴的场面。但只见一老者，鹤发童颜，身披“鸟之解毛”，正在拾“鸟之遗粒”而食。孔子认出那便是老子，因而呼道：“李老师！李耳老师！我是鲁国的孔丘，有问题不懂，率弟子特来请教您，请受我等一拜！”老者半天才抬起头来，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你怎么又来了？”孔子道：“您的话我都记住了。但我天性愚钝，尚有不明之处，特别是还不能静心修炼、通晓古今未来，望不吝赐教”。老子见孔丘变得谦虚多了，便道：“那就坐在这树丛中讲吧！”
众人坐定，孔子说：“请问，中国哲学的目标是什么呢？”
“中国哲学的目标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说，可以将境界由低到高分成以下四种：本能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宇宙境界或称太和境界。在本能境界中，一个人完全顺着他的本能或社会的风俗习惯做事，就如小孩和原始人那样，对所做的事没有觉解或很少觉解。因此，所作所为对他没有什么意义。在功利境界中，一个人做事，已经有了目的，但只追求功效利益。如管子、韩非子、异邦的亚当-斯密、约翰-穆勒所倡导的那样”，老子讲到这儿，被曾点打断：“哇！李老师不愧是史官，博通古今中外！我也听说，后世的庄周道‘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蘖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批评的就是这种功利主义者吧？”
老子答道：“是啊，大概可以这么说。鲁迅诗云：‘谋生无奈日奔驰’，许多人追求功利也是为生活所迫。可是，精神上具有贵族化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过多过早地否定了功利。你孔丘‘耻于言利’，竟然斥责问稼问圃的樊迟为‘小人’！”老子扫了一眼孔丘，见他满脸通红，又说：“当然，不只是你，庄周把我的哲学推向了一个极端。他大反异化，反对人迷失在物质、金钱、名位当中，称‘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这种过早的反异化，尽管有文化哲学上的价值，但导致物质生产的不发达，经济的落后。”
子路问：“对不起，打断一下。老师您不也提出‘绝巧弃利’吗？”
老子说：“我那是针对‘盗贼无有’而说的，不能割裂前言后语来理解。我所说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守柔曰强’都是功利性的，都是为了‘成其私’。再说说西方，马克思、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人提出反异化却是在物质生产比较发达、机械化束缚人性、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近现代。而且，西方的知识分子更加平民化，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达芬奇、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都来源于平民，许多人都混同于平民，参加劳动；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学说就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提出来的。基督教经德国的路德改革、法国的加尔文改革也完全平民化了，他们倡导劳动、节约、冒险、致富、勤勉于世俗职业，鄙视清闲，把追求世俗利益看作是合乎理性的。劳动成为上帝与俗人联系的中介，人们通过劳动、成功可以证明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可见，西方人肯定功利，而中国人却把功利境界看作是很低的。中国人的更高境界是道德境界，即一个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因此，举手投足要符合严格的道德规范。你孔丘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是啊。我不明白，李老师为什么要抨击我，称‘大道废，有仁义’，‘圣人不仁’？为什么要求‘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呢？”孔子颇为委屈似的。
老子道：“‘仁义出，有大伪’。你推崇道德，结果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遍地都是；都是借仁义之名、行大盗之实；或者口头上讲道德、背地里搞诡计。中国政治文化即是‘外儒内法’的，法家的阴谋权术为历代统治者所暗中运用。中国的谋略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方阴谋主义’。在现实生活方面，由于热衷于勾心斗角，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让人倍感疲惫不堪；中国人还把说假话看得习以为常------”。
西方的马基雅维里不也说‘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吗？”孔子抓住把柄，似要反驳。
老子从容答道：“马氏的思想类于韩非子的，但晚了近二千年。它代表了西方思想的旁支，而非主流。到二十世纪，‘马基雅维里主义’成为西方商业界贬称不讲道德的商业行为的替代语，这已写进了教科书。西方人当然亦不乏诡诈者，但其社会主流崇尚诚实。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高瞻远瞩，深具‘谋略’，为中国人所称道，但因美国人厌恶其诡计、搞窃听，被评为最差总统。克林顿总统绯闻缠身，其民意指数反而提高，只是若证实他指使女友撒谎、作伪证，他就会被弹劾。可是中国人的道德与此相反，可以欺骗大众、说假话，但不能有私生活问题、‘作风’问题。你孔丘不是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吗？中国人的道德仅在于束缚人性而已”。
孔子的脸又一次通红，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老子道：“白居易云‘脸上除去忧喜色，心中泯灭是非心’，你孔丘知道脸红，看来还是有是非之心”。
颜回早觉不平，说道：“孔老师的气节精神万古流芳。他教导我们‘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不正表明了强烈的是非之心吗？”
老子道：“非也！一般中国人包括你孔子拥有的正气感、气节感，是为国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而非正义感、是非心。在‘真’、‘善’、‘美’中，国人最缺乏的品质便是‘真’，便是是非之心。这也是谋略文化的必然。在现实中，对错误的、丑陋的东西大家都熟视无睹，只求明哲保身，真理往往牺牲在权力之下。因此，赵高可‘指鹿为马’，庄周称‘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即有权力的人垄断了真理。庄周还‘齐是非’，认为‘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这典型地反映了是非感淡薄的国民心理。你孔子说，儿子若偷了羊，父亲不应当告发他，而应包庇他，才是‘善’。你倡导的不就是这种没有是非感的道德吗？这种道德必然导致‘嘉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我否定的正是这种道德”。
孔子师徒听到这儿，面面相觑，张口结舌，暗自钦佩不已。
老子又说：“不过，中国哲学家一般都认为，最高境界还不是你的道德境界，而是宇宙境界、太和境界，它超越道德、功利，也超越儒、道、墨、法诸流派，是天人合一、人我融通、灵肉统一的和谐境界。它主张顺应自然，充实自我，保持平常心。因此，达到此境界的‘至人’，胸襟开阔，浑俗和光，既是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的‘天民’，又是可工可农、可商可官的‘俗人’，他不独立特行，曲高和寡，不必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那么至人与普通人还有区别吗？”颜回问道。
“有！普通人是处于没有觉悟的、糊涂的、佛教所说的‘无明’的状态，而‘至人’大智若愚、外圆而内方、同流而不污，处于‘觉’的状态。另外，‘至人’能很好地综合诸子百家而用之，谨守‘太和’。后世的洪应明说‘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须要怀廊庙的经纶’，这正反映了既非儒墨又非佛道、同时既儒又道的‘太和’思想。中国人即是这样，追求和谐的境界而非大量的知识”，老子正说着，却被孔子所打断：“对不起，请问李老师您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是不是指到一定的知识量之后，必须减少知识，返朴就简，才能达到无为的境界？”
老子答：“是啊。知识多不一定境界高，还要守拙。西方人追求知识，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而中国人更追求境界，认为提高境界方能游刃人生。两种哲学各有所长。西方哲学利于科学、经济的发展，中国哲学利于人性的丰富”。
曾点问道：“太和境界不也可以说主张保护自然、生态吗？这不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吗？”
“你说得对！不过，中国哲学的境界说当初只是源于人文上的思考。中国人很少探索大自然，深入人心的是李贺的‘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苏轼的‘把酒问青天’这样的瑰丽的想象和天人为友、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有情宇宙观。我们占主流的思想不是‘析万物之理’，而只是‘判天地之美’，以至于嘲笑杞人的‘忧天’和屠龙术的‘无用’，到了十九世纪，我们的不肖子孙则讥讽西方科学技术为‘奇巧’、‘鬼工’”。老子说着，神情沮丧。
突然，曾点惊叫道：“眼镜蛇！在---在---在我身边！”
孔子道：“快赶走它！”
老子赶忙制止道：“别动！大家都别动！”
毒蛇嘴里发出‘哧哧’声，围着众人转了一圈，然后走开了。众人喘了一口粗气。
孔子道：“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
“哈哈！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还真是惜命！其实，面对毒蛇，你保持‘无为’，别打它，就没事了”。老子一边走，一边说。
众人“哦”了一声，更加佩服这位智者之师。
众儒聚会
胡鱼一日突发奇想：既然科学家已经证明，宇宙是一个双重阴阳结构体，由显物质和暗物质（隐物质）组成；暗物质占宇宙中的90%，它仅通过引力与其它物质相联系；英国人格林用“超弦论”证实了暗物质；那么应当可以找到一条路径进入暗物质世界。恰巧这时，他遇到高人，学得“隐身功”，经刻苦修炼，悟得真缔，又自我揣摩，发明“天眼隐身功”，方得其门而入。
原来，这暗物质世界即是阴间，已逝之人群居于此。这里没有高楼大厦、电视汽车，没有一切现代物质文明，甚至于保持着山无蹊隧、泽无舟梁的原始风貌，人们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到处是鲜花、歌声、笑脸，大家生活得非常幸福。胡鱼有幸得见孔丘、孟轲、荀卿、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人，与众儒多次聚会、交谈，深感阳间生离死别、尔虞我诈、剥削压迫、征战争斗之可怕可恶。一日，程颢道：“胡先生，你教我们‘天眼隐身功’，大家一块到阳间走一遭，如何？”荀子亦道：“是啊。我们离开阳间很久，不知那儿是否太平一些，想去看看”。胡鱼见众人都有这个意思，便欣然答应，教起大家功法来，不日练成。于是，众儒就随胡鱼回到了显物质世界---阳间的北京，这天是1998年5月28日。
孔子等人到来的消息立即轰动了北京城和整个世界，各国报纸都纷纷出号外，并引发出深刻的议题，如：“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时空之谜已经破译”、“相对论的发展”等。美国总统克林顿很快来电邀请孔子一行访美，电文称：“美国的民主政治源于孔学的人道主义和对人的尊重。儒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人民，同时影响了全人类。1971年，尼克松总统签署了由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定孔子的诞辰日9月28日为美国的教师节。因此，美国人民若能亲耳听到孔子的教诲，将是无比的荣幸”。同时，日本、韩国等也来电盛邀。孔子虽然知道自己被后人捧为“万世之师”，但在异国他邦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则是他始料未及的。所以，他与众人在北京、上海、曲阜、香港等地访问和演讲之后，便分别飞往华盛顿、东京、汉城。孔子与胡鱼赴美，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回答议员们的问题。
一议员提议：“请孔先生讲一讲自己的身世，行吗？”
孔子说：“我的六世祖孔父嘉曾为中国春秋时宋国大司马，但在贵族倾轧中被害。后代于是迁到了鲁国，也就是今山东省一带，失去了贵族地位。我的父亲梁叔纥曾做过陬邑宰即县令，但我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进一步陷入贫寒。我母亲颜征知书达理，在困境中培养我读书，使得我在年轻时就被人称赞：‘博学而无所成名’。30岁时，我开始聚徒讲学，整理古代诗书，逐渐被誉为‘圣人’。49岁时做了中都宰，后升为司空、大司寇，‘与闻国政’。我因杀了主张变法的少正卯，朝廷呆不下去了，三个月后便辞职，开始周游列国，即游历当时割据中国的各诸侯国，14年到达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至陈、蔡，曾绝粮7日。我疲于奔命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惜无人赏识。67岁时，我回到了鲁国，继续整理古文献，直到73岁时进入了永生的‘暗物质世界’”。
议员们哈哈大笑。一人站起来问：“孔先生是教师之父，您的学问都是自学来的吗？”
孔子答：“不是的。我学无常师，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学官制于郯子”。
又一议员问：“孔先生能不能讲一讲，什么是‘仁’？什么是‘礼’？什么是‘和’？什么是‘天’？”
孔子答：“可以！‘仁’就是讲人道，想着别人，尊重别人，就是‘爱人’、‘忠恕’、‘克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诸侯们不可私心膨胀，为所欲为，应停止相互攻杀，对人民施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不尊重别人？自己不想死，就不要让别人死！自己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就不要让别人这样！”
说到这儿，一议员问到：“请问孔先生，你想让统治者想着人民的利益，去爱别人，这不是太天真了吗？你有没有法制、制度上的保证和设计呢？”
孔子对美国人的自由提问的风格有些不习惯，楞了一下：“这---，我当时没有这么多的考虑，只是相信人的良知”。
“你们中国人对人性抱乐观的看法，与我们西方人不一样。请问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哲学和社会的发展？”自报姓名为莫利-斯坦利的议员问到。
见孔子有些窘迫，胡鱼忙替为回答：“西方人相信原罪说，认为人类的始祖违背上帝的命令，犯了罪，被逐出乐园；从此，人类堕落了。的确，与这种‘人性恶’的看法正相反，我们中国人大多相信‘人性善’。孔先生的仁义、孟先生的仁政即基于此。孟子还说人人皆有四善端，由此而发展成仁、义、礼、智‘四德’，王阳明则说人人皆有良知，良知是心的本体。只有荀子的观点相反，他有类似于西方人的思想，而不代表中国思想的主流。中国的老百姓一般都是乐观主义者，汲汲于现世的功名利禄、当官发财、吃喝享受，由此形成了所谓‘乐观感性’的中国文化，这与悲剧性的西方文化也不同。有人认为没有悲剧的文化是浅薄的，这如果指世俗文化是对的，但如果指哲学则可商榷。中国禅宗将印度佛教的渐修、悲观主义变成了顿悟、乐观主义，变成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这反映了国民性对哲学的巨大影响，无所谓好坏。不过，性善说对社会的影响则流弊甚大。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都寄希望于统治者、官员、领导人能公而忘私、自我克制、自觉‘为人民服务’，寄希望于出现‘清官’、好官，结果希望往往落空，这不象你们西方人因为认识到人性恶、承认人的自私，所以致力于以制度制衡权力，以法律约束个人”。
孔子听到这儿，解释说：“我就反对子产铸刑鼎。以强制措施对付人那有以仁义礼教顺化人来得高明！我再谈谈什么是‘礼’吧。‘礼’就是道德规范、社会秩序。要实行礼治，首先应‘正名’，即各种社会关系都要符合它的称号，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样，臣要像臣样，父要像父样，子要像子样。否则，天下就大乱了。我所处的春秋时期就是礼崩乐坏的大乱时期，那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周礼被践踏，‘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极力主张恢复礼教，‘齐之以礼’。礼教的目标是达到社会之‘和’，这是‘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状态。‘和’的社会极致便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讲到这儿，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刚才还在想：这些老外，一定把我当作人治、专制之祖了，所以不肯拍巴掌。
听到了鼓励声， 孔子的精神振奋起来了，提高嗓门道：“为了达到社会之礼，对人民进行教化，我主张‘有教无类’、大力普及社会教育；我认为各阶层人民皆有接受教育的权力，这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科举使平民可能成为贵族，贵族子弟不学习也可能成为平民，这样的贵族与平民的双向流动，避免了社会分化，巩固了封建制度，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原因之一。在你们西方和日本却只有贵族有权接受教育，贵族与平民之间以及印度不同的种姓之间都是难以变更地位的”。
“可是，中国的科举考试只重理论不重实际、重视引经据典、八股文章，形成不实之风，扼杀了人们的创造力”，旁听的‘中国通’斯兰普说道。
孔子辩解说：“我的教育思想原本是鼓励创造性的哟！我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还承认学问都是从学习、思考而来：‘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因而师生都应努力，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通过学习、教育，人们变得‘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便可实现社会之礼。大家还问到‘天’，‘天’不是你们西方人的自然之天，而是命运之天，是‘天命’，即我认为生活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天’的力量主宰着人的命运。所以，我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您这种思想不是太消极了吗？一切信命，安贫乐道，难怪‘批林批孔’时指责您不让人民反抗、革命”。汉学家斯兰普用汉语质问。
孔子迅速答道：“非也！我是主张革命的，我曾称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一词恐怕都来源于我呢！不过，我反对动不动就进行残酷的革命，这是非仁义的、不人道的，‘以暴易暴，不知其非”，革命使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人民的思想意识、文化传统却不是瞬间能改变的，因而，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换汤不换药。我主张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盲目革命，应当通过和平的、渐进的、全面的变革或称改革来消除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中的弊端，这样可达到革命所达到不了的目的：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进步。我前两天听说，邓小平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是正确的”。这时场内有不少人鼓起掌来，孔子继续说：“我相信命，并不是说因此就不要尽人事了，恰恰相反，我认为‘谋事在人’；而且，我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因而，心胸开阔，不患得患失，不害怕，不气馁，正所谓‘成事在天’，‘君子坦荡荡’，‘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我曾在匡地遭人围攻，但我并不害怕，坚信‘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喝了一口水，示意大家继续提问。议员克利斯问：“孔先生的‘天’中有没有神活动的空间？”
“没有。我不相信鬼神，‘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我是重生的。别人相信鬼神，我不反对，但我‘敬鬼神而远之。’虽然如此，可我祭祀祖先。”
旁听的尚慕杰道：“你们中国人太注重世俗，没有对死后的想象，几乎没有对神的信仰，太缺乏想象力了。祭祀只不过是家族社会为了团结的需要。”
孔子回应道：“是啊。我听说美国的国家哲学是实用主义，可我认为它应当是中国的国家哲学”。
“不对！实用主义主张真理的多元性，强调个人的主观意志、自我中心，崇尚奋斗、创造和冒险，这与中国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尚慕杰说。
“不过，实用主义也是工具主义，认为真理只当有用才是真理，这与中国人的认识一致。”胡鱼插话。
孔子颇觉难堪，但听胡鱼一说，觉得挽回了不少面子。
女议院克列奥尔说：“请孔先生谈谈你的中庸之道和出世思想”。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即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不偏不倚是中庸，稳柔敦厚、不激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也是中庸。另外，‘庸’就是平常，中庸之道就是保持平常心。”
一黑头发的议员发问：“中国人经常讲保持平常心，让人不要有野心、雄心，要磨掉人的锐气和创造性。西方人却经常讲超人、英雄，歌颂不平凡的创造。鲁迅早就指出：‘读中国书让人消沉’，这其中也有您的过错吧？”
“我在书中的确讲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类的话，也主张平常心是道，但不是不要雄心壮志，我自己就有救世补天之志，并说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的意思只是要大家看轻功名利禄、努力的结果。”孔子辩解道。
“看轻功名利禄，社会如何能发展？现代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合理主义的基础上的。人人谋取功利，在增加自我财富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了增加个人财富，他要选择合理的手段，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最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造了福。所以，现代文明是肯定人的欲望、肯定人性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极左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否定人性的失败，是浪漫主义的失败。”“黑头发”在抓住孔子的破绽后慷慨激昂地阐述着。
孔子无奈道：“不管好坏，中庸之道是中国思想的核心。‘中国’一词，许多人认为来自华夏人‘中央之国’的看法，其实，‘中’代表了中庸、中和、不偏激、‘温柔敦厚’的基本国民性。可以说，没有一个词比‘中国’更能准确的反映我的民族了。中国人的入世、出世两面文化也是中庸的表现，我们入世时不坚决，随时准备出世；出世时也不坚决，时刻惦记着现实政治。我曾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我这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人物也有道家的想法，亦儒亦道，此亦中庸。”
讲到这儿，孔子坐下休息，议长宣布：演说、讨论到此为止。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孔子，孔子站起，回谢致意八次。
以后几天，孔子、胡鱼游览了芝加哥、纽约、旧金山、迈阿密、夏威夷，然后回国与众儒相遇。
汉城的遭遇
孔子、胡鱼去美的同时，荀子、董子、程朱去韩，孟子、陆王去日，皆受到热烈的欢迎。
荀况在汉城大学作了题为《中国的错误》的演说，他指出：“我在两千多年前，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我反对道德天、神秘天的看法，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气’是‘天’的构成元素。同时天人并不相干，人有能力认识和战胜大自然。‘天’、‘地’、‘人’是宇宙中的‘三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的职责便是控制万物、创造自己的文明。
针对孟子的性善说，我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皆‘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也就是都有求利求乐的天性。不过，人还有理性，可以使人由恶变善。可见，我不是低估了人，而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文化、价值都是来源于后天的创造，即‘涂之人可以为禹！’
在治国方面，针对先师孔子鄙视法治、流于人治之弊，我提出‘治之经，礼与刑’，即思想教育与法律约束相结合；针对孔子复辟旧礼的落后性，我提出采纳反映时代的新礼。在认识论方面，针对老、庄的感性主义、孔、墨的经验主义之失，我提出理性思维和认识与实践互动的重要性。
可惜的是，中国两千年来走了一条与我的主张相反的错误道路，天人合一、性善说、人治、感性主义、经验主义等神秘主义成为民族思想的主流。中国国民性和深层的民族文化选择了孔、孟、老、庄，反过来，孔、孟、老、庄又加强了‘东方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在中国的诞生。”
荀子的演说也刊载在中国国内的报纸上，引起广泛的讨论。有人说：荀子也“不求知天”，现在却美化自己；还有人说：荀子主张“正名”、“别贵贱”，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到了汉城之后，对韩人在服装、礼俗、伦理孝道等方面与汉朝人的类似大感兴趣，忘乎所以，以为回到了从前，竟写起新“贤良对策”来。写毕，他要求面见“皇帝”，韩国总统礼貌性地接见了他，收下折子，交给了《韩国日报》，报纸刊出，舆论大哗，纷纷指责董子要“开历史倒车”。董氏抱头鼠窜，回到了中国。
董子的“对策”为：
“陛下圣明，复我道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我观天象，星位异常，天人感应，国或有灾。此时，不可触怒上天，逆天意而行。应摈弃西方猥琐之言行、自由之主张，恢复传统之道德、一统之秩序，否则，将遭天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今旱水之灾、金融危机，即天之警告，大灾尚作虎视矣。祈颁诏严行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之三纲，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整肃财货，强君抑民，操掌轻重之势，杀正商贾之利，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使民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如此，可消灾弥祸，趋于大同之世。”
与董子的狼狈结局相反，程颢、程颐、朱熹三人来到“韩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的大厅，与众友好人士座谈，大受欢迎。
崔成山问：“程、朱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什么意思？”
程颢答：“理即天理。它既是天下万物所要遵循的规律、原则，又是产生万物、主宰万物的最高存在，它相当于老子的‘道’，也类似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
朱子补充道：“理是万物的本质，它先天地而存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一个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可见，理存在于万物之中，它是永恒的、唯一的、绝对的存在。不过，还有‘太极’和‘气’的概念。理的极境称‘太极’，它总天地六合之理，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而具体组成宇宙万物的却是‘气”。理、太极是本，气是具；理、太极在前，气在后。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金全寿问：“理与柏拉图的‘理念’、亚里斯多德的‘第一推动者’有什么区别？”
“理不仅有理念的最高存在的意思，它还同时内在于万物的每个个体之中，类似于斯宾诺莎的‘神’。理与‘第一推动者’也不一样，它‘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不作功，但却有动之理与静之理。气禀受动之理，便运动，称为阳；禀受静之理，便静止，称为阴。阴阳交而生五行，五行而生万物。”朱熹继续回答。
一记者问：“二位程先生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把封建伦理秩序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神圣的天理；你们还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改嫁；朱先生则要‘存天理，灭人欲”。这些已被后人斥责为‘以理杀人’，‘礼教吃人’，请问，你们对此有何评论？”
程朱面面相觑，羞愧难当，最后，程颐说：“把社会现象的本质同自然界等同起来，这是我们的失误。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它造成了灭绝人性的惨剧，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的精神思想，至到五四运动才砸碎这个枷锁。我们在此向国人深表歉意。”
程颐的表态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汉学家李哲成补充说：“程先生、朱先生都强调‘格物致知’的‘穷理’，不是要明物之理，而是要明心之理；你们反对闻见之知，以先验的道德律排斥感性认识，这些都致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热衷于清谈内省、履空蹈虚，到王阳明格物空想的时候，西方的达-芬奇已试制了飞机、战车、坦克，设计了望远镜、照相机，绘出了第一份世界地图”。那个记者还穷追不舍。
朱熹坦诚道：“是啊！人们一般说，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了，其实，从思维模式上来说，从几百年前甚至于上千年前就开始落伍于人了。虽然有人说，文化、哲学不存在优劣，但是，从是否有利于人性发展、有利于鼓励人的创造性来考察，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存在很大的缺点，这其中我也负有责任。”
朱子之开阔心胸，又赢得喝彩声。
座谈会结束，主人给程颢、程颐、朱熹献上了鲜花。
孟子得意忘形
孟轲、陆象山、王阳明等人访日，所到之处皆受到热烈欢迎。孟子为现代文明深深吸引，在受邀讲学、演讲、参观之外，一有空闲，便读书阅报，希望同时增加对现代社会的感性和理性知识。他见报纸上有许多关于他的介绍，极感兴趣，一日，《朝日新闻》上说：“孟子，名子舆，名轲，中国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他幼年丧父，母亲三迁，择邻而处，使他好学成才。成年后，他广收门徒，游说诸侯，在齐国一度位列三卿，但由于他的主张与当时诸侯各国富国强兵的要求相差悬殊，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未能得到推行。”
孟子读后不悦，请翻译立即打电话给报社，指出：“我提出的民本仁政之说怎么能说不是富国强兵之说！两千年来不是已经证明了我的思想的正确性吗？！短视的诸侯们不能慧眼识珠，你们报纸为何还跟着一个腔调？请立即更正！”报社无奈，只好公开道歉，并请孟子座谈。孟子与会，高谈阔论道：“长期的战争，诸侯国的兴亡，使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人心向背的关键作用。我认为，只要人心所归，即使用木棒也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而桀纣之所以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而失其民者，失其心也。那么，如何才能赢得人心呢？我认为‘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也就是说，应当投人民之所好，让他们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要将他们厌恶的东西强加其身。人民最希望得到的无疑是土地，最厌恶的无疑是战争，所以，应当让每家拥有百亩之田，使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同时，统治者勿犯‘善为战’的‘大罪’，因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倒霉的总是老百姓，所以，谁反对战争，谁就必然会获得人民的支持。”
孟子停了停，喝口水，继续说：“我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主张宽厚待民，实行‘仁政’，‘仁政’之本便是‘制民恒产’，即让人民拥有足以‘养生送死’的财产，使百姓安居乐业。我严厉谴责不顾人民死活、只知掠夺享乐的暴政：‘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食人也’，因此，反对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推行的‘霸道’，认为‘以力服人’最终必然丧失民心，归于灭亡。而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则可使人‘诚服也’，所以说，‘仁者无敌’矣。
我的哲学难道还不算富国固本之道吗？
我认为，仁政能否推行，国家能否得到治理，关键在于用人；而用人之本，在于‘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天下有作为的君王，都能以贤者为师：‘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所以，统治者应当效仿他们，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否则，‘不用仁贤，则国空虚’也。
何为仁贤？‘舍生而取义者也’，他善养‘浩然之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人可以说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以上是我的治国安民之策，千年来享有盛誉，至今颠扑不破！”
孟子得意忘形，开始吹嘘，称：“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由此引来一片反驳声。
一编辑问：“孟先生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严重地束缚了人民的精神、行为，使得东方的物质生产始终停滞不前；现在人们开始谋利了，却又不讲义、不讲道德，靠您的理论怎么治好天下？”
孟子语塞，支吾道：“我也是鼓励发展生产的。我主张‘薄税赋’，实行‘耕者九一’的低税率，要求‘不违农时’，‘去关市之征’，以保护农民和工商的利益。”
“可是，您只是赞成低水平地谋利。”
“咳！我那个年代能做到‘数口之家可以无饥’就是高标准了！只是后人不从当时的背景去考察我的言论，而是盲目地捧为教条。”
总编辑鬼谷太郎说：“您的仁政说固然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但也造成中国人盼望统治者施仁、盼清官的意识，而不是主人---公仆意识。人民应是主人、是纳税人，官员是靠税收养活者、是公仆，理所当然要为人民服务，服务得不好，人民可以罢免他。清官也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权力制衡、是法治。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人民应依法享有提议权、决定权、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
“您讲得好，我闻所未闻。”孟子这时候只好谦虚起来。
“还有，您说‘万物皆备于我’，要做天人合一的‘天民’，主张无限制地明心穷理、修身养性，这些促成了中国人的内向心理、务虚作风、不与大自然抗争的国民性。”一中国留学生也指责起来。
总编辑赶快圆场道：“当然，孟先生是世界名人，对人类的贡献是很大的。我社决定，授予孟先生‘朝日新闻名人’称号，望能接受。”
孟子欣喜不已，接受证书。翌日，各报刊载此新闻。
王阳明旋风
王阳明，原名守仁，浙江余姚人，因筑室阳明洞，故得名。官至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是新儒家“心学”的主要创始人。其学说影响深远，近世为蒋介石等人所激赏，亦曾风靡日本。这次，王阳明应邀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再次引起轰动，刮起所谓“王阳明旋风”，其演讲文如下：
一、我的一生
先祖为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我，从小聪明好学，善射能骑。11岁时随祖父王天叙赴京师，途经金山寺，赋诗曰：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又曰：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次年，我在京师就读，曾问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答：“惟读书登第耳！”，我却近乎狂妄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27岁时，我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后转兵部主事。34岁时，因上疏营救被奸臣刘瑾迫害的戴铣等人，被责打40大棍，贬为贵州龙场驿臣。其时，大悟“格物致知”之理，提出“知行合一”说。44岁时，我出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平息了谢志山、池仲容、陈日能、龚福全、詹师富等部农民暴乱，因功升为右副都御史。从剿寇的实践中，我悟得“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47岁时，我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反叛，但反遭诬陷，甚至被认为是朱的同党。明世宗即位后，虽封我为新建伯，但未授实职。此时，我始揭“致良知”之教。55岁时，思恩、田州酋长卢苏、王受造反，朝廷始起用我总督两广兼巡抚。我定计招抚，仅把投降的卢苏、王受打了一顿棍子后便释放了，被招抚的群众多达7万人。广西八寨断藤峡瑶、侗族暴动，范围达三百余里，数十年未被平定，随后也被我平息。虽立了大功，但我却未得到皇上的奖赏，直到57岁因病去世后，桂萼等人仍不肯罢休，弹劾我擅离职守，说我“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请求皇上“禁邪说以正人心”。
二、我的心学
我的心学是对朱熹理学的批判与补充。朱子注重“理”与“气”、“道”与“器”、“知”与“行”、“天理”与“人欲”等范畴的对立、分二，而我则强调他们的和谐、统一；朱子以“理”作为客观精神，来构筑他的哲学，而我则以“心”作为主观精神，来形成我的体系。此心不是孟子的“心之官则思”的思维器官，而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内在于人的日常伦理。在我这里，“心”与“理”是可以合一的，“心即理”，应“求理于吾心”。因此，学贵得之于心，不应以“圣贤经传”为是非标准。
在对待“心”与“物”的关系上，我认为“心外无物”，“心”是“物”的主宰，而人是物的创造者，是一切是非价值的标准；并且，人心都是自足的，愚夫与圣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满街人都是圣人”。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老子主张“不行而知”，程朱主张“知先行后”，而我则首倡“知行合一”，这为我“破心中贼”、“致良知”奠定了基础。我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去除货、色、名、利等私欲和闲思杂虑，就是我之“为圣之功。”
“良知”说亦是我的哲学核心内容。“良知者，心之本体”，良知即“天命之性”、即主体意识。因此，“致良知”就是通过内圣之自我道德修养回到明洁之本心，进入超越现实的自由之境；我认为，只要透明本心、体认良知、胸中洒落、充满生机，即可达圣贤气象。
纵观我的为官为学，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破山中贼”，二是“破心中贼”，我为冲破死水一潭的理学秩序竭尽了心力。
王阳明的演讲在电视电台播出、在报上发表之后，引起广泛的争议，参加讨论的有政治家、学者、普通老百姓等社会各阶层人士。一日本共产党员指出：“王氏大谈自己镇压农民起义的‘功劳’，实乃屠夫、刽子手！”一汉学家指出：“王阳明破心中贼，是当代中国‘大公灭私’、‘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思潮的先声，也是现代以来中国空想主义、浪漫主义、准宗教主义思潮的先声。”一名中国留学生质问：“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不能容忍人欲、私心，而西方人却利用它来发展市场经济，却致力于完善法制来保护隐私、私产？”一学者认为：“王阳明高扬人的主体意识，强调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否定权威，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是近代以来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东京新闻》评论员指出：“王阳明致力于‘内圣’之时，正是西方人寻求‘外王’------寻找新大陆，扩张殖民地，探索自然，醉心发明之年代，可以说，悟心穷理使中国错失了第一次发展机遇。”
在褒与贬的旋风中，王阳明回到了北京，与孔子、荀子、胡鱼等人会合，众人感慨良多。胡鱼道：“我教的天眼隐身功的功法有效期一个月快到了，若想再看看花花世界，只能回去以后重新练功再来。”大儒们与胡鱼约好再会的日期，然后恋恋不舍地回到了隐物质世界。
鬻熊师徒
鬻熊，楚之开山鼻祖，活二千零二岁，有弟子杨朱、列御寇、文种等。一日，师生同游青丘山，下山时突然暴雨倾盆，电击雷劈，一时竟树倒兽亡，大有天裂地陷的迹象。众人遂躲进一个漆黑大洞，拟等雨停了再走。谁知直到天黑，雨不但不停，反而越下越大，虎蛇惊骇而奔。鬻子说：“天有不恻风雨，人有旦夕祸福。地震来矣！”果然，刹那间地动山摇，轰鸣声震耳欲聋，再看山下已是一片汪洋大海，波浪滔天。但此洞如海上的小舟，格外平静，众人借着闪电往里看，吓了一跳，洞里竟有一只猛虎在熟睡。杨朱道：“大家千万别出声！否则，我命休矣！”恰在这时，老虎睁开惺忪的睡眼，打量着瑟瑟发抖的杨朱，突然向他猛扑过去，绕着众人猛追他一人。杨子拼命喊道：“老师救我！师弟救我！”鬻子感到惊异，试着对老虎说道：“虎仙兄，就饶了我这弟子吧？！”谁知老虎戛然而止，竟说出话来：“看这人自私自利，贪生怕死，纵情声色，留着何用！”然后又狂追起来。鬻子见这虎已通人性，便解释说：“仙兄高明，一语中的。愚弟子倡‘为我’、‘贵己’、‘重生’、‘全性’、‘声色’之哲学，为世人误解，其实他本人挺老实的。”杨朱也连忙表态说“是啊是啊”；老虎一听到“哲学”二字，又停了下来，说道：“好吧，看来你们都是哲学家，有谁能把你们人间的祸福规律给我讲清楚，唤起我的怜悯心，我就不吃这‘羊’呀‘猪’呀。”杨朱听得此话，顿觉生存有望，便首先表现起自己来：“我认为人间之祸在于重物轻生，以物累形，见利忘命；人间之福在于全性保真，返朴守拙，享受人生。”老虎问：“何为享受人生？”“咳！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亦腐骨！何况，耳之所欲者为音声，目之所欲见者为美色，鼻之所欲向者椒兰，体之所欲安者美厚，所以，人生不要压抑自己。”老虎摇头道：“这么说我也该享受‘虎生’哟？正该吃你哟？”杨子愕然。郑人列子赶忙解围说：“师兄差矣！‘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者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其实，四者看似福，实是祸，祸福相倚，福盛祸至。长寿则多病受辱，盛名则诽谤纷来，位高则生命不保，货多则招致贼寇；所以，用不着‘杞人忧天’，惧亡乐寿，嗜名贪利，应当不露锋芒，和光同尘，超然物外，虚静无欲。”老虎问：“什么是虚静无欲？”“‘可杀可活，制命在外’，此为虚静；不戚不喜，不梦不思，此为无欲。比如，你不吃我们，就是虚静无欲。”老虎道：“既然可杀可活，制命在外，那么，我就连你一块吃了！”众人忙说：“慢！”文子说：“福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相然也。”老虎不耐烦道：“什么‘无为’‘无不为’的，听不懂！”文子忙补充说：“福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尚贤任能，自然权变，礼法修谨，祸就是不知权变，不行仁义，不重法治，最终民贫家偾，国乱君亡。”老虎怒道：“你的道理如牛鼎烹鸡，大而不当，不切人生实际！该你的老师讲了。”鬻子说：“发政施令为天下祸福者，谓之‘道’，‘道’即宇宙、人生的规律，最基本的‘道’是：‘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也就是说，盈亏祸福是相互转换变化的。故‘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即应从反面达到正面，由雌而雄，由祸而福。”老虎一听，这老师果然高出众人，出言不凡，遂请求拜为“人师”，鬻子让它保证不再吃人，然后才收了徒。杨朱等人松了一口气，与虎仙在洞内玩耍七日，然后一起下山。
众弟子曾问老虎：为何不认同诸师兄的哲学？老虎说：“杨朱贵生厚欲，只有中国式的对人生的感性认识，严格地说谈不上有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列御寇御风而行，貌似参透人生，实则忘不掉儒家的治国安民，不是说‘贤者任人’、‘治大者不治细’吗？文种倡因循为用、顺应时势，太势利、太政治化了。中国只有精明的政治家，很难说有超越纷争的哲学家，要说有，仅庄周一人。”
虎弟的见识让众人刮目相看。师徒说笑着朝山下走去。
谁知，“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沧海桑田，当年地震的迹象全无，山下已出现一座城市。
老子教书
老子，名聃，字伯阳，又叫李耳，出生于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生而白首，故名老子。从小即有“小智叟”之名，又有人说是金星下凡。年轻时遇一仙人，不知其真名，因眼珠暴突，人们称之为“瞽叟”，他白发齐腰，双耳垂肩，有被褐怀玉、藏器待时之象。一老一小相见如故，携手而行，成天在一起谈天说地，论古道今。一日，瞽叟骑青牛而至，约老子去招摇山，两人历经百日终于到达。只见这山上桂树成林，水流潺潺，猿猴呼鸣。老子看见一种树上长着青果，便喊肚子饿了，要去采摘。瞽叟连忙制止道：“这是‘青霍’，吃了会丧命的；所以，圣人其目明、其耳聪、其智达，不因五色杂而目盲，不因五音交而耳聋，不因五味合而口伤。那边有一种草叫‘祝余’，可以吃，你可聊为充饥。”果然找到了大片祝余，老子边吃边说：“浓肥辛甘暂时爽，清淡素雅悠远味，这草越嚼越觉得好吃！”但瞽叟一下都没吃，问他只笑不答。老子吃饱后与瞽叟爬上最高峰，笑曰：“此峰可以称为‘升天峰’”，谁知回头时瞽叟不见，只看到一朵彩云环绕良久而去，仙人在云头叮咛道：“我著《道德真经》一书，藏于此山龙泉洞，现传交于你，勿忘修订传世，授徒弘道。我成仙去矣。”老子惊愕不已，呼喊不应。
经仙人授书指点，老子悟得大道真谛，通古今之变，于是，广收门徒，云游四方，讲学解惑，有名弟子庚桑楚、戴箕子、鱼跃、南荣畴等人。
一日在畏垒山传道草堂，针对庚桑楚的提问：“人生如何行动才对自己有利呢？”老子对三百弟子滔滔不绝地讲述道：“我们处在一个险象环生、风云变幻的时代，要生存，首先要了解人生、社会的规律即‘道’或‘常’，然后顺应规律采取行动，才能避开祸害，对自己有利，这叫做知常---袭明。‘不知常，妄作，凶’，也就是说，不懂规律，胆大妄为，必然到处碰壁。‘知常曰明’，即了解规律就是明智；‘知常，容’，了解规律，就能心胸开阔；‘容乃公’，心胸开阔，就能公而忘私；‘公乃王’，公而忘私，就能称王天下；‘王乃天’，称王天下，就是顺应自然；‘天乃道’，顺应自然，就是大规律；‘道乃久，没身不殆’，能顺应规律，就会长久，一辈子没有危险。那么，宇宙、社会、人生的最根本的规律是什么呢？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说，事物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柔弱正是‘道’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人生做事应当从反面达到正面，应当守柔就弱，以柔克刚。
何以理解‘反者道之动’？俗话说：‘物极必反’，我说：‘物壮则老’（事物壮大了，必然走向衰老），‘逝曰远，远曰反’（事物运动叫做发展，发展则走向反面），都是同一个意思。知道了这些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得者易失、成者易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就不妨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为了向前，可以先后退一步，可以‘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不正是要表现出无私吗，才能成全其私欲），‘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都说明了相反相成的道理。后世的韩信趁楚汉之争最激烈时要挟刘邦封自己为齐王，刘邦允之，待偃兵后杀之，此即欲夺先予。
何以理解‘弱者道之用’？气功、太极拳，兵法中的示弱、示形都是其运用。柔弱、不足的妙处还有很多，例如，‘大成若缺’，最完满的恰有缺憾，断臂的维纳斯反而是完美的艺术品；‘大巧若拙’，最灵巧的人有时显示朴拙，此即真人不露馅；‘大辩若讷’，最强有力的辩者好似口齿木讷，他寡言少语但说话掷地有声；‘大器晚成’，最好的器物往往最后做成，有才干的人最后表现；‘大音希声’，就是说，‘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此时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大象无形’，最大的形象是无外形可寻，最玄妙的道理寓于形迹之外。所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特别是，柔弱对人生的用处至大，‘守柔曰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把这种‘柔弱胜刚强’思想运用于军事上就是‘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以及‘柔武’战略。”
老子讲课完毕，赢得学生们的一片喝彩欢呼声。但有一老者，头戴草帽，手拿镰刀，目光炯炯，非刍荛之气质，有大隐之风度，他并不叫好。老子趋前请教，老者道：“你的课我听了好几次，我认为你说的不争之争、以退代进、以柔克刚，反应了国民的狡诈；‘曲则全’的识时务意识表明国人有一种退缩、不坚持真理的思想，这恐怕也是遇外敌入侵时汉奸多的原因吧；‘知足不辱’、‘祸莫大于不知足’的知足意识使得同胞守旧、守成，安于现状，没有进取心和变革意识，这些都是不宜到处宣传的。你所谓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其弊亦大于利。慈就是柔弱、迂回，用软办法、用心计去做，这造就了窝里斗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俭就是俭朴、无欲、无为而无不为的韬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圣人重视困难，因此没有困难），‘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等等韬略固然可敬，但它们与返朴归真、绝圣弃智的道家主旨是相悖的，只不过是倡导运智于无形之中而已。俭也是为了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你主张‘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要以无欲为‘欲’，以不学为‘学’，从而补救众人的过错，这也太极端、太浪漫了。无欲、不学的社会我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这是违背历史发展的方向的。你的宝中之宝，是‘不敢为天下之先’，就个人而言，不为人先有时确实是精明之至。走路，需要观看前车之辙；打仗，不冲锋在前，才能幸免于难，最后还可能成为将军。万事开头难，走在前面的总是危机四伏，而走别人走过的路，才是万全之计。
但是于社会的发展，不为人先却是十分有害，它束缚了人们的精神，使新思想被排斥，新尝试被放弃，使改革夭折于摇篮之中。如果一个社会勇于开拓、进取的人少，那么这一群人的生机也就终止了。”
老者的话让李耳肃然起敬，欲拜他为师，但他口称为渔樵中人，不干世俗，竟飘然而去。李耳怅然，对弟子说：“大车无輗，我们失去了良师。”
老子烹鲜
老子是个美食家、烹调大师，深谙长生久视之道。一日，他炸一条小鱼，突然悟得道理：“治大国若烹小鲜！”即烹鱼不宜于频繁翻动它，否则支离破碎，无法入食，治国也是这样，贵于静而不宜动，应无为而治，让人民休养生息，不可折腾老百姓。这个道理看起来并不难理解，可是，许多统治者误国的原因也就在于不懂这个道理。
当年，秦始皇“扫六合”、“御宇内”，是何等的威风！但是，他的统治方法是强制有为、暴力镇压。两次坑儒就活埋知识分子一千多人，建骊山陵让一万多宫女殉葬，三千多工匠不让出陵而成为牺牲品。他修陵用七十万人，修长城用四十万人，修绵延三百里的阿房宫和征劳役达三百万人。他镇压商贾，钳制言论，全国成为一座大监狱。广大劳苦百姓实在忍无可忍，没有活路，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终于将秦始皇的万世帝国的美梦击成齑粉。取而代之的汉初皇帝吸取了秦王朝因疲民而覆灭的教训，他们以“黄（帝）老（子）之术”治国，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将秦时的苛刑酷政变为简单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以及盗抵罪”，从而奠定了汉朝几百年昌隆安泰的基础。
时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年“文革”，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由大乱可以达到大治，而事实却适得其反，不仅将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更重要的是搅乱了人心。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没有理解和运用无为治国之术。
老子由烹鱼联想到许多许多------，他曾来到二十世纪，讲学考察。他自吹说：“我第一个预言到自然平衡社会------类似于市场经济社会、民主自由社会的可能性，只不过现代社会突出法治的作用来保证无序中的有序，而我则试图从消除人的内心纷争的根源来达到。具体地说，我提出‘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即统治者不需过多地干涉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而整个社会能够自然而然地处于井然有序的状态。只要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圣弃知，那么，就可以达到瓦解暴力因素、分散社会力量的目的，就可以实现一种彼此无争、相安无事的太平社会理想。我的这种‘无为而治’的类似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获得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美国前总统里根等人的高度称赞，我的《道德经》一书成为与《圣经》并列的世界上译成外文发行量最大的两本书之一。
我早就说过：‘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矣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社会应当让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太平。统治者不应当自作聪明，无事自扰，滋生出许多是非来。要记住‘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相反，‘为者败之’，强行做一些事，只会把事情弄坏；我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智慧出，有大伪’，智慧往往表现在人人逞能、你争我夺、折腾人民，所以，‘以智治国，国之贼’，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不是由于缺少智谋，不是有许多事情还没做，恰恰相反，是由于能人、英雄太多，把国家搞乱了。因此，‘治人事天莫若啬’，即要少为、无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应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如此，‘为无为，则无不治矣’，即无为而治，所向披靡。
斯大林、毛泽东搞计划经济，就是试图依靠行政部门和领导人的‘智’去配置资源，结果是挂一漏万，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政企不分，政府超范围‘有为’，滥干预企业，企业也超范围‘有为’，大搞本属政府负责的福利保障事业，结果，功能错位，负担沉重，无人负责，无人承担风险。他们怎么就不懂得应让市场处于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政府应无为、‘啬’（少干预），从而让百姓、让企业‘自化’、‘自富’的道理？！
我的其它思想对于你们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人也很有启发意义。
如道的哲学：我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就是说，宇宙万物是这样产生的：
道→1→2→3→万物
无→有→万物
无名→有名→万物
这与现代物理学中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何其相似！在大爆炸的时间0时之前，没有宇宙及其物质，也不存在时间和空间，万物坍缩于一点，这一点的质量有无穷大，它就是‘道’，就是‘无’或者‘无名’，这里的‘无’并非一无所有的意思，而是存在着潜物质。‘道’亦然，在大爆炸的临界点，它产生显在的原始物质‘1’，然后产生阴阳两种物质或二维空间物质‘2’，阴阳交合又产生第三者，或二维空间物质发展成三维空间物质‘3’，从而生成万物。
我的上述种种理论至今颠扑不破，为中外睿哲所激赏。”
老子直说得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了。
可是，一学者当面指出：李先生说“天下多忌讳，则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生；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于是，您首先便要求废除这一切，以便消除天下动乱的根源：“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而且，您还要求人民保持“无知无欲”，这太可笑了。因为不满于社会丑恶现象，于是把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否定了，这不是因噎废食、泼水倒掉婴儿吗？您主张愚民政策，称“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实其腹，虚其心；弱其志，强其骨”，这是为专制愚民统治叫好。您设计的不过是一个低层次的能自然而然达到平衡的小农社会，人们过着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各自信守自己的陈规陋习，倒也彼此无争、相安无事，但思想境界也太低了，与现代文明、自由社会完全是两回事。您虽然抗议暴政，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治严苛，人民就不断抱怨），“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不要逼得人们无法安居，不要阻塞人民谋生的道路），但是您仅仅靠“无为”就想解决问题，也太简单化了。“无为”有时还会导致因循守旧，以古为是，反对改革。秦孝公时守旧大臣甘龙就主张“不变法而治”，“不劳而功成”，另一位守旧大臣杜挚则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论调，商鞅对此批驳道：“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汤、武之王天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可见，统治阶层有时要奋发有为，革除旧制，谋立新政，不可一味无为守旧。
学者的话令老子赞赏不已。老子总结地说：“烹小鲜静久宜动，弗然，焦矣；治大国若是而已”。
庄子做梦
庄子，姓庄名周，宋国蒙人，曾在家乡做过管漆圆的小官，楚威王许之以相，但他不就，宁愿编草席卖草鞋，过着方外生活。庄子到监河侯家借粟，对方许诺待收租后借之，庄子道：“我来时路上有条鲫鱼在沟里喊救命，我答应它去请吴越国君放西江之水救它，鱼儿怒道‘我现在有斗升之水就可救命，你却如此多的废话，还不如到咸鱼店去见我呢！’”。可见他之穷困潦倒。惠施做了梁国的宰相，传闻庄子欲取而代之，惠子来问其情，庄曰：南方有鸟名鹓鹐，它特别高洁，飞往北海，不遇梧桐树不栖，不得竹子之果不食，不得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拾得一块臭烂的死老鼠，见鹓鹐飞过，怕夺之腐肉，便仰头叫嚣“吓！吓！吓！”。一番话说得惠子无地自容。
庄周爱做梦，梦中不仅会得古人，且与后世之人对话；他将此事说与同时代人听，人皆不信，谓之“痴妄”，有“癫庄生”之称。一日，他白日做梦，梦为蝴蝶，“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竟进入了生死、古今一体，穿越时空的超意识状态，他分明能与宇宙万物交流，与动物植物对话，能遥感、役使物体。
庄子梦见胡鱼，曰：“胡先生乃一文士，可知我对中国文化之贡献？”
胡答：“您的散文汪洋恣肆，冠绝古今；您的寓言寓意深刻，耳熟能详，哪个不知？汉语中成语来自您的恐怕最多，譬如恬淡无为，安常处顺，奔逸绝尘，清而容物，物我两忘，独往独来，兼怀万物，方外之人，涸辙之鲋，负石投河，盗亦有道，妇姑勃奚，尘垢秕糠，非愚则诬，槁木死灰，虚往实归，执而不化，空谷足音，相濡以沫，虚舟飘瓦，蒿目时艰，寿陵失步，夏虫朝菌，庖丁解牛，目无全牛，批隙导款，含哺鼓腹，畏影而走，日诵五车，虫臂鼠肝，绳墨之言，无病自炙，见弹求枭，等等。”
“我不仅仅指文学，而指对民族精神、思想文化的贡献，你能说出一二吗？”
胡鱼哑然。郭沫若出现，抢着说：“您是现代文化哲学的古代先行者，您的反传统思想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价值重估论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您反的是周初以来的虚伪的仁义道德，而尼采否定的是基督教传统。您的反异化和追求自由的思想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理论十分相近，日本人还出了一本书名叫《庄子：中国古代的存在主义者》呢！您的思想还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而成为王阳明心学的基石；阳明哲学风靡日韩，蒋介石十分欣赏。您的哲学内涵披上佛教外衣便成了中国禅宗，庄、禅作为中国文化的补结构，与儒家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精神。中国艺术的主体精神------山水画、田园诗，中国人的深层心理------淡泊自由、宽怀容物、精神胜利、阿Q精神，都是您庄子奠定的。不懂您庄子，就不懂中国文化；不懂您庄子，就不懂中国人”。
庄周闻言，欢喜得手舞足蹈，大叫“我是至人！神人！圣人！哈哈！”竟把第二任夫人若画吓醒，忙推搡道：“夫君！夫君！快醒醒！快醒醒！”谁知庄子处于超意识印痕态，有如进入了另一世界，一时回不来。若画唤人请来郎中，哭诉道：“夫君说什么‘纸人’、‘神人’，一定是着魔了。怎么办哟？”郎中把把脉，望一望，听一听，说“无疾”，便走了。若画又请来神汉巫婆逐鬼驱妖，他们又唱又跳，闹腾三日而止。
若画等人的喊叫、折腾，庄子一点也不知道，他继续“神游”，遇王国维。王问：“大师，您说‘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如何才能精神自由，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呢？”
庄答：“人们精神不自由，不外乎生死寿夭、贵贱贫富、得失毁誉等的缠绕，其实，生死都是天命所定，人无能为力，不必考虑，‘万物一府，死生同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没有什么区别，何况，‘寿则多辱’，会受各种折磨、虐待。若追求长寿，哪有止境？彭祖活八百岁，可相对于椿树一千六百岁，不也是短命吗？不管寿命多长，都如朝菌寒蝉、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富贵何必追求？‘富则多事’，厚藏多亡，岂能太平？更不必贪婪、无穷占有身外财富，‘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用不着去拥有整个森林、河流！无论贵贱，‘尧为腐骨，桀为腐骨’，结果不都一样！得失也是庸人自扰，如果把得失看成是‘藏天下于天下’，天下之物终归归于天下，对宇宙来说无得无失，就不会患得患失了。对于毁誉，要‘两忘而化其道’，做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如此，‘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则可心胸博大，宽容万物，达到自由”。
周树人闪出，怒道：“你庄夫子教中国人不争、不怒，不追求财富，安于天命，精神胜利，其罪莫大矣！你还在这儿饶舌，看我痛打落水狗！”吓得庄子拼命地逃跑，跑了很远，回头一看，并无人追赶，刚想折回居住的草庐，忽听得杀声震天，弟子阳无助浑身是血，跑到跟前，请求救命，庄子说：“塞耳止听，则无杀声；闭情止欲，则弗惜命；安天乐道，则不恋生。此乃救汝之舟楫也！”阳氏绝望而毙命。
中西存在主义
庄周梦中：鬼狐戴着死人的头盖骨，翩翩起舞；老虎逐人至悬崖边，百姓纷纷跳海；战车从老人身上碾过，城墙脚下利剑穿心；诸侯得意地狂笑，士子摇唇鼓舌；宫女们争夺珠宝，农民挥汗如雨；蚂蚁啃着人的骨头，豺狼围攻着野牛；暴风雨昏天暗地，小花折断随风飘落；天帝不耐烦地在生死簿上乱点，仙人云裹雾罩召唤着庄子…… 。
胡鱼谓庄周：“您被称作古代的存在主义者呢，我带您去会见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加缪，如何？”
庄周乐不可支，很快见到了洋人们。他见克氏瘦小羸弱、海氏留着八字胡、雅氏疯疯颠颠、萨特为独眼龙、加缪弯腰驼背，众人都为金发碧眼，如同妖魔，便不禁连连后退，嗔怪胡鱼道：“戎狄胡虏岂为哲人？！”
胡故意生气说：“您骂我为‘胡虏’，还断言我不是哲人？”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彼等胡人也经历过春秋战国之背景？也有忧患痛楚？”
海德格尔听懂了，忙说：“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是现代社会，人的存在状态都是虚无、荒谬、孤独、忧郁、痛苦、恐惧、烦闷和偶然性的组合。中国战国时期正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大转变的阶段，传统的价值观念分崩离析，诸侯混战，尸横遍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奉行强盗逻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而诸侯之门仁义存焉’，那时，‘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无耻者富，多信者显’，‘人者厚貌深情’，‘凡人心险于山川’，因此，您庄子预言：‘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现实的一切只能引起精神上的痛苦，您感叹‘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痪溃痈’；而且，您对生命有一种天生的忧愁感，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您的这些对生命的看法与我的存在主义思想息息相通。十九世纪的社会分化、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二十世纪初中叶的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以及二战后物质生活的畸形发展、精神上的孤独感和无家可归感造就了我的哲学，这种背景与战国时是有类似之处的”。
庄子闻言，十分感兴趣，心里想：看来夷狄已非茹毛饮血之族，我当去除“成心”，与之讨论一番！遂坐下与各位畅谈。
克尔凯郭尔说：“海德格尔讲得对，我就是一个丹麦的‘孤独者’。我生性忧郁，就象一棵被孤零零地排于世外的松树，站在那儿，伫立天空，没有留下任何阴影，只有斑鸠在我的枝丫上做巢。我曾热恋，但烟消云散；我独自思考着，但受到别人的嘲笑和攻击，只有上帝站在我一边。我认为，孤独的个体的存在是最根本的，忧郁、恐惧、痛苦便是人的存在的基本体验，人总要受到冲动、性欲等非理性心理的控制。人不是抽象物，而是这些心理状态的集合，是现实的活着的人；世上没有客观的真理，只有关于‘人’、‘自我’的真理。人生都要经过审美、道德和宗教三个阶段，最终趋于上帝，每个阶段都面临‘非此即彼’的痛苦选择，因此，‘选择你自己’同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一样伟大而重要，这就是我的存在哲学”。
“你的想法和我的相同，只是你选择上帝而我选择‘游乎尘垢之外’，克尔凯郭尔先生”，庄子如是说。
德国人雅斯贝尔斯道：“不仅是个人，整个人类如今也陷入了迷盲和痛苦。现代人追逐潮流，受制媒体，困于物质，被‘平均化’、机械化了，人性丧失，本能退化，处于精神病态；现代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践踏人权，摧残生命，使得‘个人处于完全无援的状态’，这是人类的悲剧。我的使命就是倡导人的价值，呼吁尊重人的自由，建立新人道主义社会”。
尽管雅斯贝尔斯讲得慷慨激昂，但庄子仍然只是说：“你的想法和我的相同，我也反对‘丧己于物’，‘以人灭天’（泯灭天性），‘见利而忘其真’的可笑的文明”。
“死亡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说：“我们的想法和几千年来的传统不一样。从古至今，人们只是问：‘在’是什么？这已假设‘在’已经存在了，把‘在’与‘在者’混淆了；只抽象地强调‘在’的本质性，具体的人的特殊性往往被抹杀了，被淹没在物或物化意识当中，马克思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就是这样；所以，在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中，人们体验到的是一种无家可归感。正确的提问应当是：‘在’为什么而存在？这个问题又往往是不可知的，或者说它是偶然性和自我选择的结果。一旦选择了，便有了存在，便陷入‘烦、畏、死和绝对毁灭之中’，因此，存在的本质是虚无，目标是死亡。人要么冒险地活下去，要么‘坚决地死’；懂得了这一切，就会从沉沦中惊醒，争取自由，勇敢地面对死亡”。
“我的想法和你的一样，只是我抹去了生死的界限，‘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因此，不存在‘勇敢地面对死亡’的问题”，庄夫子一如既往。
萨特生气了，脸憋得通红，站起来说道：“庄先生，我们的存在主义与您的道家学说完全不一样！一、我们崇尚个人和自我，而您却泯灭自我，要‘无我’、‘坐忘’，中国文化中就很难找到自我的位置；二、我们认为，自由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人是自己的主人’，‘一切都没有根据’，‘听凭自己的本能’；而您的自由是命定的，只是精神上的，可以说是精神欺骗，什么‘天放’、‘独往独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都是这样；三、存在主义‘是一种行动学说’，‘它以行动来解释人’，行动不需要任何目的或动机，主张冒险，而您却倡导‘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的无为哲学；四、我们强调人的自由选择。尼采早就宣布：‘上帝死了’，因此，决定性没有了；人一开始只是出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预先的规定，他是自由的，剩下的只有可能性，人们通过自己的选择造就了自己；而您却是决定论者，安于命定，一味地游于精神世界，‘游于无人之野’、‘游于无何有之乡’、‘游于四海之外’，不作什么选择；五、关于人的异化，我们认为主要是个人与自我的分离、人的本性的丧失，产生的原因是匮乏，消灭匮乏才能克服异化；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个人崇拜、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专制主义和权力万能主义摧残了独立的人格，也造成了人的异化；而您主要论及人被外物的控制，人迷失在金钱、名利之中的异化，消除异化却是通过‘绝圣弃知’、‘摘玉毁珠’、‘绝学捐书’和回归蒙昧社会来达到；六、我们倡导自我选择、自由自决的新人道主义，并且把新人道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也就是将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加入到客观的分析中去。我们存在主义者主张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有用，但还要反过来，从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活生生的人物出发，再现当时的环境、错综复杂的关系、人的丰富性和人格特征，具体分析实际的生活、人物在事件中的表现和动因。而您庄子没有什么历史分析方法，只是简单地思旧、寻根，一味地否定儒家思想和整个文明”。
听了萨特的演说，庄周哑口无言。加缪打圆场道：“庄先生提出的是与我们不同的存在主义”。
与尼采对话
告别萨特等人回家后，庄周闷闷不乐。胡鱼说：“西方德意志国有一人名叫尼采，他的反传统和价值重估思想与您的观点类似，我们何不去会会他？”庄子点头，两人驾牛车前往。一路上，胡鱼介绍道：“尼采大概是哲学家中最为狂傲不羁的人。他不仅在自传中咄咄逼人地写道‘我为何如此聪明？’‘我为何能写出如此优秀的著作？’，更主要的是其哲学就属于狂人哲学，他提倡强力意志，歌颂强者和超越人类自身弱点的超人。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常去参观尼采博物馆，并吹捧尼采为精神之父；有人认为，十九世纪有两个人对二十世纪最有影响，一个是马克思，另一个就是尼采。可以说，他们两人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和种种其它弊端，只不过马克思主张通过社会革命从制度上革除它们，结果很不理想；而尼采希望通过精神革命来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为后世所赞赏。他认为，人生既要有自由、强力等方面的精神追求，又要有健全而旺盛的生命本能。前者使他成为存在主义的先驱，后者开启了生命哲学的研究。尼采的确是时代的‘不孝之子’，叛逆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成长自宗教家庭，幼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女性的抚养下长大，但是他却成为反宗教战士和反女性主义者；他的强力意志论是受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的启发而提出来的，但他一反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而把痛苦当作审美的快乐来享受……”。讲着讲着，就到了尼采的宅第——斯壮市奥林匹亚路13号。未及入门，就听得屋里狂放的笑声：“我是上帝！哈哈！我是死去的上帝的继承人！哈哈！我是耶稣以后最伟大的人！哈哈！”庄、胡从窗口一看，尼采正赤身裸体，手舞足蹈着，又唱道：
谁将声震人间，
必长久深自緘默；
谁终将点燃闪电，
必长久如云漂泊。
别理会！
让他们去唏嘘！
夺取吧！
我请你只管夺取！
我住在自己的屋子里
从未模仿他人做事
而且嘲笑每一个
不曾自嘲的大师
你们一本正经
我游戏人间
尼采早知道窗外有人，唱到此，大叫一声：“强者进门！”庄子、胡鱼虽自感心里发虚，但都挺身而进。尼采说：“我一边舞剑，一边听你们讲道家哲学”，旋即只见剑光闪闪，上下舞动，吓得庄、胡左躲右闪，还不得不一边讲哲学。庄子讨好道：“我也主张反传统、反文明、反异化。我处在一个天昏地暗、杀声四起的时代，如何在危机和权力结构笼罩下保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性，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和沦为工具价值、市场价值，是我思考的核心问题；我反对仁义、尊贤、爱民等儒家思想，因为仁义都是虚伪的，尊贤则使统治阶层有了居于人上和腐化堕落的借口，‘爱民，则害民之始也’，所谓吊民伐罪，实则成己之私，而使百姓送命；与其仁政有为，不如无为而治。我主张超越功名利禄，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从宇宙的规模来把握人的存在，因此，万物平等，人性解放，自由包容成为我的社会理想；而现实的‘文明’又是怎样的呢？‘文明’畸形而盲目地发展，造就了机谋、欺诈、诱饵和陷阱，‘文明人’往往死在别人的机关暗算之下！所以，我否定‘文明’，要求回到‘与糜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行而无迹，事而无传’的远古时代。还有，我强调人格尊严，反对人迷失在社会及金钱、名利和灯红酒绿之中；我‘法天贵真’，重视生命、心灵的纯真，主张驾驭外物而不被外物所驱使，即‘物物而不物于物’；我指出：‘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而轻亡其身，岂不悲哉！’‘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臬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我的这些言论被看作是‘欲复归根’、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的反异化思想”。
讲到这儿，一年轻、漂亮的女子进门，与一丝不挂的尼采拥抱、亲吻在一起，并做起爱来，庄、胡目瞪口呆。庄子心想：幸亏孔老夫子不在，否则非挖掉自己的眼睛不可。事毕，尼采介绍说：“这是我的表妹”，表妹寒暄一句，便蹦蹦跳跳高兴而去。
这时候，尼采方坐下休息，说道：“庄先生虽批评别人残生伤性，但你仍是精神萎靡、本能不健全的弱者。而我提倡一种征服欲、权力欲强烈，同时个性突出、性欲旺盛的超人。我认为传统的基督教文明造成了畸形的人类，人的本能普遍丧失，生命力极弱，人性方面也存在着虚伪、狡诈、消极等弊病。所以，要重建人类的价值观念，以取代传统的伦理道德。我要人们站起来，不要跪在地上，满足于‘奴隶的幸福’；我歌颂勇猛、阳刚之气，反对同情、怜悯、谦卑和驯服；我提出‘两种道德’观，即主人的道德和奴隶的道德。前者要求人们做万物的主人，有健全的本能，有独特真实的自我和蓬勃的创造力，后者则是病弱、寡欲、伪善、淡泊、无个性和无冲动的代名词，我看你庄周基本上属于后一类。告诉你，不要逃避痛苦，而要做在痛苦中崛起的英雄！
我说过‘上帝死了’，这第一次明确地将上帝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否定上帝，不仅在于否定宗教，更主要的是否定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懦弱虚伪的文化传统；我重估价值，根本上动摇了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得到黑格尔支持的理性文化，代之而起的是人的非理性，以及对人的本能和生命力扩张的肯定。我知道，道家也崇尚‘神遇’、直觉等非理性，主张‘得意而忘言’、‘吾丧我’等瞬间无意识，但却缺乏对生命意志的更有力的肯定。我所说的生命意志，不是叔本华的欲望和痛苦的聚集，而是强力意志的基础和根源。所谓强力意志，就是追求强力的欲望、向上有为的本能、支配一切的力量，它与瓦格纳和叔本华之生命力的贫乏或‘内在匮乏’正好相反，它要求人们做强人、超人，笑对悲剧，从痛苦中获得快乐。超人与‘现代人’、‘善人’不一样，是未来世界的‘新人’，人类必将被超人所取代。超人就是生命力极其旺盛、能勇敢地征服痛苦的超越于现有人类的人，他们能超越自我，超越真理与道德的准绳，直面人类的痛苦，自由而丰富，独立而不羁。而你庄周却不敢面对现实，‘己独曲全，苟免于咎’，或者退避于畔，作逍遥游，或者无望地乞求‘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呼吁‘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这是弱者的姿态，早就应该抛弃！
我认为，现代人的最主要的毛病是丧失了自我、个性和本能，所以我大声疾呼：‘成为你自己！’我提倡超人，但不搞个人崇拜，恰恰相反，我叫喊着：‘不要跟随我！’我没有树立新的偶像，只是希望旧的偶像们了解所谓赋予人类双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提倡个性，但不主张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而是倡导自主自立，做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基督教视人为被动的、消极的被创造物，儒教要存天理、灭人欲，你道家‘齐万物’，把人、物等同起来，现代文明把人当作劳动的机器，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把人消融在社会之中，而只有我尼采从被群体抹杀的状态下分离出独立而自由的大写的人！”
尼采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一切，完全处于癫狂的状态，他说着说着，赤裸裸地跑了出去，拥抱着他的另一个情人。庄周、胡鱼自觉无趣，没有告别，便乘牛车回府。
庄子之相对主义
庄子在梦中到处碰壁，顿觉心灰意冷。胡鱼却不甘心，称：“以先生之伟大，竟没有顶礼膜拜者，实属荒唐！”忽想起古希腊的与庄周同时代的哲学家皮浪，这人也是相对主义者，故与先生同去拜访。千里迢迢赶到，谁知皮浪没见过东方人，竟怀疑两人诱其叛国，怕被国人惩罚，而不愿意公开地“有海外联系”，但暗示可写信来。无奈，庄、胡回国，捉笔而述：
亲爱的皮浪：
很遗憾不能面谈。我们对您的怀疑派哲学已有耳闻，您否定知识，反对客观真理的说法，取消是非、善恶、好坏、美丑、生死的差别，主张淡漠无情，与世无争，这令我等欣喜若狂。我等也认为，从“道”的高度来看，正反矛盾的状态都是不存在的，而一切标准均为主观的虚构。世俗的人不明白“无畛”的道理，硬要无事自扰地去区分大小、多少、美丑等，就象猴子拿橡子一样愚蠢：朝三（个）暮四（个）它不要，朝四暮三它以为增加了，非常高兴。实际上，“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物无贵贱”，“万物齐一”，只有抱着如此相对主义的态度，人们才能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好坏是不应计较的，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好往往会变成坏；鲁国人给海鸟吃肉喝酒，但鸟儿反而一命呜呼了。有用无用也不应绝对地衡量，可惜 ，“天下皆知有用之用，不知无用之用”。其实，“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皆未尽天年而中道亡夭于斧斤，而樗树无用，反而可逸享天年，并供人乘凉。大小更是相对的，“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甚至可以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是非、有无等矛盾也是这样，“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总之，事物的性质都是由主观决定的，因此，应当齐是非、齐有无。这里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是非感淡薄的问题。与上同理，一个人长得美丑，也不必在意，美女可能会成为祭河神的牺牲品，支疏离长得很难看，两肩齐头，抓壮丁时他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无人抓他，他因此也避免了丧命沙场。这就是我等的“齐万物”、“丧耦”思想——矛盾消融法，它可帮助“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
我等的以上观点不知对否，望赐教。
庄周 胡鱼
皮浪收信后，回信道：“我很赞成你们的观点，可是，我在这里被人们批评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只看到事物的同一性，没看到事物的差异性’，‘抹杀了事物的本质区别’等，因此，我决定放弃自己的理论”。庄、胡阅毕，大惑不解。
突然，庄子隐隐约约听到哭声，而且哭声越来越清晰，分明娇妻若画在呼喊他的名字：“夫君！夫君！你醒过来了，终于醒过来了！快看看我呀！快看看我呀！”庄周睁开眼睛，见妻子形容枯槁，脸色憔悴，眼中含泪，便明白了自己一直处于深度梦境——超意识状态，在梦中竟与胡鱼、郭沫若、萨特、尼采、皮浪等人交谈，而对若画之哭喊浑然不知，若昏迷一般。庄周颇感对不起妻子，起身作了一个揖，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这次惊吓、伤心、劳累，不几日，若画便撒手人寰；这更让庄子内疚不已。他拿起脸盆，“鼓盆而歌”道：
弃身于草泽之间兮 想我妻子
妻子不可见兮 唯有愁死
涉足于无常之世兮 哀我恋情
恋情不可再兮 独自伤心
未几，庄周也病重，将不久于人世，弟子欲厚葬之。庄子说：“我一直主张齐生死和‘无葬’，天地就是我的棺椁，日月星辰是珠宝，宇宙间的万物都是陪葬品，那还需要掩埋和厚葬呢？！”弟子道：“那样恐怕老鹰会吃掉老师的肉呀！”庄子长叹一声说：“在上为老鹰所吃，在下为蚂蚁所吃，反正都一样啊！”说完，他安祥地闭上了眼睛。弟子们唤他不应，不觉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