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知识分子

张增国

注：该文刊发于光明网，后为粤东门户网配图、SociologyBar转载。

钱穆先生曾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文，余英时先生曾著中国知识分子论，吾在此谈谈时下知识分子，虽有仿钱余二先生之意，然史功之低劣，难达先生之意；虽有狗尾续貂之嫌，但吾快意于自说自话也。

从前有粗句话，叫做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人说这是一位元老在极右分子疯狂向党进攻时触景生情的脱口秀。在此我不打算对此言进行追本溯源，也不想过多谈及其对错。但是这句话却使我对知识分子有了思索。

幼时，家里老太爷素喜听戏，最爱包公案，每逢此戏必带吾去，久而久之，吾心中向往着读书，当官。那时，不晓得现如今堂而皇之的一套说词。曾依稀记得，是月初，去Z县作一份调查，其中问及到，喜欢老师么，答曰，喜欢，再问因何，答曰，“因为老师就像父母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如果不是亲见之，打死都不敢相信此话竟处于十岁的娃娃，得确知识可以改造人啊。

几辈子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野夫，时至今日，没想到自己也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国外的主流看法则是，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

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或高等收入阶层”的主体。

如若追本溯源，余英时先生指出，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

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第一位知识分子。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则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曾观钱穆先生的《国史新论》，其中有文论及到《中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是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性。这一特点始于战国，以史为证，不妨再因钱穆先生的话。

孔门弟子，如子路治兵，冉求理财，公西华办外交，皆有专长，但为知识界共同推尊蔚成风气者，却不是他们，孔子所特别欣赏者，则为颜渊，然颜渊不像是一个专才。当时知识界所追求，仍是关涉整个人文社会之全体性，换言之，他们都有一超越政治的立场，使他们和现实政治有时合不拢。纵使“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孔子、墨子始终没有陷入政治圈内，常以不合自己理想条件，而从实际政治中抽身退出，再来从事讲学著书。但他们在内心想望中，仍不放弃政治，仍盼望终有一天他们的理想能在政治上实现。此种态度，即庄周、老聃亦不免。一言以蔽之，他们一样热望有一个理想政府与理想的政治领袖出现。

根据帕森斯的功能论，可以这么认为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释外在世界，自然总是倾向于怀疑与批判，他的想法和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有差距，毕竟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完毕无瑕的，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

由于知识分子总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因此，他与政治权威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知识分子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持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政治权威也不喜欢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权威受到怀疑和批判。就这点说，知识分子又具有同政治权威疏离的倾向。此时，可以借用社会学术语，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尚未结盟。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近些年来，国家诸大媒体大肆宣传公共知识分子，或许缘于此之意义。

自隋唐开科举以来，“开科取士，学而仕则优”，披着知识分子之衣，进入政治领域成为最常见的一条捷径，甚至是必经之路。

时下中国，干部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更是为知识分子入仕提供了良机。同时，关注时政的人士也会发现，在愈演愈烈的中国官场腐败潮中，腐败分子的“高学历”和“年轻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具体而言，学历方面，从低文化发展到大专文化，进而发展到本科，发展到研究生；年龄方面，从退休前大捞一把的“59岁现象”，发展到年富力强的“39岁现象”，发展到提拔前的“35岁现象”，进而发展到“新官上任”的“26岁现象”。

再看看那些“坚守”在已不再清贫的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不甘寂寞，玩起了学术腐败，科学研究不讲科学精神，假研究、假数据、假论证、假成果纷纷出笼，谓之腐败；学术工作者，如一些教授、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学术团体负责人等等不懂学术，“外行领导内行”，斯文扫地，谓之腐败；学位论文大肆抄袭，学位廉价出售给巨贾高官，一些相当著名的大学不以为错，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改革开放”精神的体现，这真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极为严重的学术腐败的行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人戏称，最可恶，莫过于知识分子（在这里，是指披着知识分子的外衣之徒，如若全盘否定，势必伤害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天下政策莫不出于他们之手，深知其中利弊的他们，又有几个为天下苍生计。政策既出，再看诸位“大家”、“大师”粉墨登场，以其所长，解说的头头是道。

曾被热炒的“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代言之风波，在近几年来无疑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民众和网络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然而为一己之利益，出卖学术道德的，又何止“经济学”一家也，中国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人可其铁肩以担道义哉？

参考：

钱穆所著《国史新论.》，中国知识分子篇

余英时所著《中国知识分子论》

百度·百科，知识分子栏目

腾迅财经《财经天下评》中谁败坏了经济学家的名声篇

檀传宝谈“学术腐败”与“学术贿赂”（中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