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最后的遗言是难得的心里话, 是20世纪革命文献里罕见的一篇内心独白。他不仅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曾一度主持过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自认自己不是一个“政治的动物”，政治能力薄弱，他担任政治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使犬耕田”。他自认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旧时代的“文人”，是一个会读书的“高等游民”，而这种“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残余”，“再过十年八年就不会有这种智识分子了”。他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懦怯”的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和不敢的，而真正的懦怯更在缺乏政治上的自信力，没有为自己的见解奋斗的勇气。经常觉得对方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熟谙孔夫子的忠恕之道。当时担任第三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曾经批评他道：“你说起话来，总那么客气，不是‘或是’就是‘也许’”。瞿秋白说，他有许多典型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故此，他觉得自己在政治舞台上只是扮演一定的角色，而这毕竟不是自己的生活，不是自己真正的家，他早已感到精力疲惫，十分厌倦，希望得到一个那怕是“永久的休息”。
瞿秋白痛感自己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自己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多余人”，应当下场了。“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一种人物类型，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到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罗亭等都被视为是“多余人”。他们被认为是思想或观念表达的能力有余，而行动的能力不足，因而相对于那些坚定的行动者，比如政治家，乃至于一个渴望行动的组织和社会来说就显得“多余”。
历史上的少数精英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念的人”，比如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等；还有一种是“行动的人”，比如政治家，宗教领袖，军事家等等。“观念的人”对观念、思想有一种很强的感悟甚至创造能力，但也常常因此思想复杂，从而影响到行动的果决；有的又可能有一种思想的洁癖，为了捍卫自己的理念而不肯做出任何妥协。“行动的人”则往往基本见解一旦形成就坚定不移，敢于斗争而又善于妥协，不害怕弄脏自己的手，也不害怕流他人的血。另外，辨别“观念的精英”与“行动的精英”可能还有一个性格特点的标准就是：对于那种能够直接掌握人和影响人的政治权力是否有强烈的欲望。而不论是瞿秋白，还是在他之前及之后担任过党领袖的前清秀才陈独秀和留美学生张闻天，看来都还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脾气，他们对于政治权力似没有很强烈的欲望，这种最高权力往往像是送上门来的，即使得到了它，他们也似乎没有足够的牢牢把持住它的强烈意志和欲望。瞿秋白看来更是相当典型的“观念的人”而非“行动的人”，且不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固执者，而是一个深具怀疑精神的人，同时他又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也是古代“读书种子”的后裔。传统社会曾经是这种读书人的天堂，而20世纪则成为他们的地狱，新的时代和社会已不再需要这种传统的士大夫文人。
但为什么瞿秋白还是一度进入了政治局这一党的权力中枢？这或许是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认真刻苦做事，包括认真演好自己的角色的人。他属于很早就到革命后的俄国去实地考察和留学的最初一批人，他虽然自认读马列的书不多，但比其他党的领导人还是读的较多。更重要的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以宣传鼓动为中心而不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所以，“观念的精英”在一个动员时代的早期还是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但是，他们很快就要被“行动的精英”挤到一旁。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行动果断，善于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人将占据上风。除了极少的例外，原先思想启蒙的“动员者”将被暴风骤雨般的斗争所运动，原先的“改造者”也将被改造，
比较好的一个办法，也许就是各种人各得其所，就像瞿秋白所说的，“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鲁迅是瞿秋白的挚友，曾手书一集联句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来表示他对瞿秋白的推重和欣赏。瞿秋白的文学著译相当精彩，若有机会专心文学，又假以时日，未始不能取得如“郭鲁茅巴”之一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瞿秋白说，虽然他觉得自己枉费了一生精力在自己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但“也不觉得后悔”。我们好歹得爱自己的命运。
《多余的话》主要是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心灵交代和自我解剖，瞿秋白在临死前还思考了更深一层的灵魂问题，他在狱中赠给一位医生的照片上写道：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
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