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reason或rationality

理性，从中文字面来看并不会引致歧义，然而在英文中却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表达——reason和rationality，即使在西方哲学中，reason与rationality原本也就是一对高度相关且不容易区分清楚的概念，而中文则更是因为对这两个词语的翻译又一直是混淆使用着的[1]。在现代经济学中不太提到reason，而较多使用rationality。Reason的基本含义是“计数”，源自希腊词根 （逻各斯）（汪丁丁，2003d）。逻各斯（Logos）的本意是“话语”和“表述”，古希腊哲学家Heraclitus最早将其引入哲学，主要用来说明万物生灭变化的规律性[2]。逻各斯被视为自然法（natural law），是主宰、统治一切的本原实体和动力，而reason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万能的力量，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善恶的根源在于能否按照自然法的要求来遵循理性原则。如Plato所辨识的，人与自然界一样，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可以利用reason创造出复杂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社会，reason是一种判断力，其作用就在于支配、控制和协调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并由此促进社会的和谐[3]。在古希腊哲人那里，人的reason往往被看作整体灵魂的一部分，灵魂包含着宇宙及人生的目的，带有价值和方向感，reason使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物种，同时体现了人在宇宙、神和命运面前的界限感[4]。

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冲破了神学的藩篱，理性从中世纪的蒙昧中获得了释放，促成了欧洲近代科学的建立以及而后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因此历史学也把“现代化(modernization)”定义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吴承明，2001）。在这期间启蒙理性明显呈现出两大对立的传统，其一是以Francis Bacon、John Locke、David Hume等为代表的Anglo-Saxons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传统，其二是以René Descartes、B. de Spinoza、Gottfried Leibniz等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Rationalism）传统[5]。在认识方法上，唯理主义的“自明原则+演绎”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公理（axiom）方法有密切联系，经验主义的“经验+归纳”方法与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方法有密切联系。相比较而言，唯理主义者更强调和注重与理性相关的问题和方面，经验主义者更强调和注重与经验相关的问题和方面[6]。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思想传统，都试图以永恒和先验（a prior）真理的姿态获得认知真理和指导现实的普适规律，于是reason仍是上帝的同义词（王庆卫，2006：37）。德国学者Max Weber为了消解reason的绝对化和神秘化倾向，提出了rationality以替代reason概念[7]，Weber把西方社会理解为一个逐渐rationalization（合理化）的过程，但是创造了合理化社会的个人又受到这个合理化过程的控制（韩震，1997：32）。此外，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指出rationality是人类在交互行为实践中生发的，而非先验的存在；Karl Popper也提出“批判理性（critical rationality）”，将rationality 看作批判和怀疑的能力，以防止有限知识理论成为独断论的真理。

我们认为，中文“理性”一词实际上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理性，即直觉意义上的理性(reason)和逻格斯意义上的理性(rationality)（Wilson，2000）。Reason，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是源自上苍的赐予以使人类可以出离并超然于一般生物物种，而在我们的演化体系中，则是源自人类自身于生物演化中获得的脑功能，从而为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提供直觉保障。Rationality，正如Robert Nozick（1993）的见解，是人类在演化中习得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Reason的一种状态[8]，而人脑的镜像神经元以及他心想象为此提供了神经生物学基础。John Rawls在A Theory of Justice（正义论）(1971)中对reason与rationality之间的区分是：常识把reason理解为包含着道德感的道德观念，而rationality则不是这样的道德观念（席天扬，2004），reason是人作为生物体思考并提供理由的能力，而rationality则更进一步需要提供的诸理由之间的规则、步骤、阶段、可行性、正当性以及合法性。对reason的认定需要语言陈述者和行为展示者具备可被观察的自恰（self consistency），而对rationality的认定则需要上述语言陈述者和行为展示者体现其所属的群体某些共享的意义，或者可以认为reason是哲学意义的，而rationality是社会学意义的[9]。在我们上节对认知的研究框架内，reason或许更多在经由物理认知生发的，而rationality则是经由社会认知最终形成的。正如汪丁丁（2003d）所希望的能够建立二者之间稳妥的协调关系，我们也希望从认知学的角度打通两种理性的联系，我们认为，reason是rationality的个体心智基础，reason在认知中获得自恰，而rationality需要经过群体共享的意义设定的逻辑的检验而由他者表达出来，个体获得rationality就需要其镜像神经元以及他心想象所提供的社会认知能力体察到其所属群体的共享意义以及由此生发的规则，并通过语言和行为体现之，由此也获得来自群体对个体的身份认同[10]。如此说来，我们就倾向于将中文的“理性”对应于rationality，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讨论rationality时，已经默许了其对或天赋或演化的reason的兼容[11]。

我们在前文中论及认知的创造性，即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建立必要的联想和联系而为未知寻找意义，那么从认知中生发的理性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强烈的创造性倾向，即以已知为起点，建构合理的联想和联系而推想未知直至最终抵达逻各斯（Logos）。这里，我们至少辨识到三个重要环节寓于此过程中，（甲）作为起点的已知材料必须为真，或者被群体所共享的意义指示为真；（乙）建构的联想和联系，要么经由唯理主义的思辨演绎得出，但思辨过程必须与群体所共识的逻辑取得一致，要么经由经验主义的感性归纳得出，但感性材料必须取得群体共感的理想型（ideal type）[12]形式；（丙）推知出来的命题，必须在群体内取得共识，至少取得群体内足够数量的认同。只有这样，上述创造性才可被接受为理性的[13]。创造性思维来自认知提供的材料和逻辑，Zysset, et al.(2002)的研究报告显示，创造性思维的时候激活的正是社会认知脑区[14]，因为创造性思维才使得人类在先于“社会实在”（Schutz, 1945）被切实感知前就可凭借reason抽象或推演出来，然而只有那些或者被之后发生的可感知的实在所证实的部分或者可顺次通过以上三个环节的部分才被认为rational的。理性的设计经由这样的方式则是可能的。至于无法被接纳为合理或合法的思想建构，或者等待远期的实证材料提供依据，或者采取说服方式以获得在即期的合理性（rationality）。这样，理性设计者的角色就并非所有的个体皆可充当，因为他们要么有说服力，要么有实现说服的强制力，前者指向宗教，而后者指向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