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
（译者的话：该研究报告表明原作者自己的观点和分析，译者仅为大家提供《参考资料》，请就文内观点自由发表评论。）
【本刊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网站5月21日刊登该中心日本问题研究员、日本大阪圣安德鲁大学（桃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教授松村正浩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题为《日本的国家认同感作为一项首要的战略需要》，摘要如下：
I. 序言
在如何同日本积极交往，把它当作对抗崛起中的中国的一个主要盟友方面，本研究报告为美国的决策者们提供了战略上的洞察。以美日双边联盟为战略核心的、二战结束后的东亚秩序基本上完好无损。日本不仅是美国对东亚的安全政策的基石，而且也是由于基地和设施构成的美国全球军事网络的一个重要的活动中心。日本还成为自从2003年入侵伊拉克——这场入侵造成了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和欧洲盟国关系紧张，但引人注目的例外是英国——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支持者。美国需要使日本扎根于这个全球网络之中，利用其政治支持和有限的、但却很重要的军事力量作为补充性资源，以支撑美国的全球领导角色。这一挑战在东亚尤其严峻。在中国获得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时候，美国付不起代价来无视该地区即将出现的力量挑战或者转变所带来的地缘战略影响。
尽管如此，在美国的许多决策者看来，亚洲仍是一个“暗箱”。美国人总的来说不熟悉亚洲的历史。比较具体而言，美国的决策者没有充分意识到，日本的国家认同感是日本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推动着其在战略上的首要选择。只有通过从宏观历史和地缘政治视角把握这种认同——正如本论文所充分探讨和详细阐述的那样——美国才能使日本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并实际建立一个比较持久的双边联盟。如果美国不能采取这种对策，或者仅仅获得表面上的认识，就会使日本与美国疏远，并带来这个不可或缺的双边联盟的解体。
面对崛起中的中国，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们已经在调整其地缘战略估算，并很快就必须重新界定日本的国家认同，因为这是其地缘战略选择的基础。自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保持了经济的高增长率，实施了军队的重大扩充。其结果是，中国已经崛起，成为渴望成为伟大国家的一个新兴国家，拥有越来越大的潜力可以挑战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尤其是在东北亚的主宰地位。虽然中国目前的相对实力还很有限，但就绝对数字而言，它却已经逐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不仅在宏观经济指数，而且在军事实力方面都是如此。西方和日本的分析人士期望，如果中国的确成功地转变成一个地位稳固的大国，则其崛起将在实力的国际分布方面带来巨变。因此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是否最终会带来涉及军备竞赛和战争的一场混乱的力量转移，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国和美日联盟之间。
由于北京面临着阻碍其实现大国抱负的结构性障碍，所以它一直采取，并将继续采取旨在通过经济增长和发展来增强中国的相对国力、从而缩小与美日两国国力差距的对策。北京目前缺乏充分的经济基础来维持大规模的扩军。如果做出这种扩军尝试，肯定会招致美国在扩军方面的反击，使得北京永远无法与之匹敌。一国抗衡潜在侵略者的做法要么是利用自己的实力（内部抗衡），要么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联合起来抗衡侵略者（外部抗衡）。长期的内部抗衡对策对北京来说是唯一可行的战略，因为它找不到能够和愿意与之建立联盟的国家，以对抗强大的美国。
与此同时，北京看来认为，和平与稳定对其崛起来说至关重要，正如其默认美国称霸现状的由来已久的做法所表明。但这并没有在长期里保障和平。当北京确认追赶阶段过后有机可乘时，它可能会把经济和技术实力转变成军事实力，从而对现状构成挑战。诚然，美日两国得益于目前的追赶阶段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但如果这一阶段不把北京的独裁政权改造成对现存国际秩序满意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华盛顿和东京就会使北京变成一个可怕的敌人，从而自掘坟墓。相反，如果现在就把北京当作敌人来对待，也会造成一种自我兑现的预言：北京会被迫与这两个盟国对抗，以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因此，由于对北京未来的意图和实力琢磨不定，华盛顿和东京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遏制与接触相结合的骑墙策略，从而促进合作和阻止对传统秩序的挑战。这一骑墙策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可持续的，因为美日两国加在一起的国力将持续地超过中国的国力。
但在较长时期里，骑墙策略不一定是可持续的，因为作为这一战略基础的假设可能会被证明是不成立的。一项联合骑墙战略假定，华盛顿能够并愿意在联盟框架下领导东京，东京也准备接受一种潜在的风险，即华盛顿可能会退缩，放弃其对日本安全的承诺（例如，也许是由于美国相对国力的出人意料的突然衰落，或者美国的孤立主义抬头）。
简言之，由于目前的国际趋势，日本不能假设，目前的大国集团会长久地维持下去，美国仍将无限期地承诺保卫日本。虽然东京仍然对双边联盟做出承诺，但它必须设想，联盟在哪些情况下无法保护日本相对于崛起中的中国的利益，并做出相应调整。这种敏捷的思维与现有的静态思维——即认为美日联盟理所当然，并一味地关注联盟框架内的微调——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一背景下，本论文将考察日本未来的战略选择，以此作为其对美国国力评估的一个应变量（从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到起衰落和能力丧失），与中国的国力相比较（从一个掠夺性的修正主义强国到富于韧性的现状国家和已经丧失能力的内向国家）。东京的最终选择的决定将依据其力量估算及其对地缘战略选择的偏好的次序。然而，由于预测未来方面所固有的严重的不确定性，东京的力量估算只能通过日本的宏观历史的地缘战略经验以及日本在以往的地缘战略选择方面的偏好的状况来推断。
这些以往的选择反映了历来的日本决策者所考虑的最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因素，包括对世界政坛上的理想的日本国家的规范性认识。因此，在这一等级排序基础上，就会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日本国家认同感、评估地缘战略选择方面的一种基本的标准。有鉴于此，十分重要的是要考察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日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早期体验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的影响。重要的还包括调查，国家认同感如何影响了自从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在1895年崩溃以来东京的地缘战略选择，包括日本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时期的战略。
本论文首先将说明，在对抗崛起中的中国方面，日本的宏观历史经验为东京奠定了相当牢固的基础，以根据推论对国力做出估算；这种经验还提供了对适合于东亚新近出现的地缘战略景观的、一种复兴的日本国家认同感的识别。然后，分析将转向东京的抉择，鉴于美中两国可能的力量对比所造成的不同的地缘战略状况，以及东京在这些抉择问题上的偏好等级。最后将讨论为美国的战略计划人员制订的政策建议如何影响日本的地缘战略选择，重点包括一些情况涉及的风险，在这些情况下，日本将面临它比较不喜欢和最不喜欢采取的抉择。
在本论文中，“国家认同感”一词所指的是国家对自己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及其应当在国际关系中享有什么地位，譬如，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另一方面，是超级大国、大国还是中等力量国家。一国的认同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一国的政治领导人必须形成这种认同感，通过在本国内在的制约因素影响下的实践——这些制约因素包括经济增长和发展、技术能力、军事实力和舆论等——并联系到动态的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的力量结构。
例如，美国在独立的时候是一个防御性的小国，但后来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和自由世界的主要的全球领袖。类似地，日本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前曾经是一个非西方的、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一个十分传统的和孤立主义的国家，在两个多世纪中一直谋求地缘政治上的独立和自治。但是，今天的日本已经发展成融入西方国家间体系的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大国。这一体系体验到了日益的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的国家认同感主要集中在现代化和发展方面。社会经济上的考虑一直重于军事和信仰因素，唯一的例外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和二战期间。这种认同感一直建立在一种对存在理由的被掩盖的认识基础上。这种认识就是要改造包括中国在内的邻近的东亚地区。这种冲动相当于美国在传播自由和民主方面的传教士式的激情。
国家认同不同于民族认同。后者意味着具有共同的历史经验、民族背景、文化传统、语言和信仰等特征的一国人民当中的一种团结感。当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可能关系很密切，因为前者对后者所具有的涵义。但这两个概念是截然不同的。国家认同也不同于日本所谓的“国体”，即1945年以前日本国家的政权，因为后一概念所注重的是天皇权威下的国内政治统治和控制的组织机制，而不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的外部行为。
II. 传统的日本国家认同感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在2000多年时期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直是欧亚大陆东端的地位稳固的国际体系。它时而统一，时而分裂；时而集权化，时而权力分散；时而扩展，时而收缩。这些周期来源于中国自身的活力与政治秩序。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具有相同的中心。位于中央的是中国本土，聚居着中国的汉族。处于边缘的则是非汉族的、蛮夷的进贡国。中国的一些朝代的统治者是汉族，另外一些则是非汉族的外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历史的2/3，其特征都是统一和集权化；另外1/3的特点则是分裂和权力分散。边缘地区不断地承受着这种剧烈的扩张与收缩。在这个这一时期，动武都很流行。
当然，依据其相对的富裕程度和军事实力而定，中国的朝代在对外侵略性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有能力的时候，它们也偶尔地灭掉边缘地区的不忠诚或不臣服的蛮夷之邦。这种动态关系得到了务实政治-朝代周期模型的充分解释。这一模型假设，一个王朝的决策者总是要谋求扩张国家的实力，因为相对实力如果增强，会使国家生存的机会增加，或者起码保障国力的最大化，从而有利于创造生存的条件。
这一周期模型相对于一种替代性的发展视角而言是很有利的。可以说，由于符合进化论的内部成长与发展，每个统一的王朝与前一个王朝相比都要强大一些。但这种变化从未彻底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及其周期性动态的核心性质。结果是，与19世纪在西方的国家间体系中经受住竞争和战争的西方帝国主义强国相比，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要虚弱得多。
包括日本在内的边缘地区各国曾接触到这种造成了扩张与收缩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统一和分裂的动态过程。在王朝周期的早期，这些国家遭受了涉及严重的安全威胁的一种强烈的王朝扩张主义。它们经常遭到使其政治生存陷入灾难的侵略、入侵、占领和兼并。相反地，在周期的衰落阶段，这些国家则较为不易受到中国王朝的侵害，因为中国的国力的衰弱导致其日益陷入防守的境地。一个朝代崩溃和中国本土陷于分裂的时候，周边各国基本上摆脱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尽管它们偶尔面临着危及本国稳定的、来自中国本土的大规模难民浪潮。
与同中国本土及其周边领土接壤的这些国家不同，由于日本国的岛国特性及其天然的地理屏障，所以它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日本国从未融入到这个进贡国体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中，也没有遭受其有效的宗主国统治。当然，日本曾经有几次对中国采取了暂时的和名义上的进贡姿态，以便通过贸易盈利。但是，日本国大体上并不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它仅仅是位于其边缘地带。
日本在其全部历史上，在单一的君主政权不间断的统治下，保持了相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一种十分强烈的政治独立意识，甚至动员了必要的武力，以防范来自这个世界的入侵或者准备应付入侵。虽然日本的努力十分重要，但是使日本国的生存成为可能的，大概是种种政治因素，包括与此同时抵抗其它亚洲国家和边缘地区的民族势力，以抗衡扩张主义的中国王朝。
日本国在历史上始终具有的高度的统一和集权化显示出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的类似的动态过程之间的一种明显的正相关性，就像中国周边地区的其它国家一样。在中国的王朝是稳固的并具有扩张想法的时候，日本国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通过政权的集中和动员军事实力来应付来自亚洲大陆的挑战。另一方面，在王朝衰落时期，由于中国需要应付本国边疆地区的威胁，所以它在其海上边疆地区从事冒险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由于日本国始终处于一个统一的君主政权统治下，所以在这种时候它得以采取一个权力高度下放的政权结构。这一制度特征是由于地形和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许多半自治的政治小区由于遍布远离大陆的日本群岛的山脉与河流而实际上相互分离。在古代的形成时期，这个群岛仍然在政治上陷于分裂，因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也经受了长期的分裂。
根据这一简短的回顾，可以得出有关日本传统的国家认同的几项结论。首先，它是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动态过程的应变量而演变的，凝结成了对在这一秩序内部的屈从的彻底拒绝。其次，日本是在抵制外部强国入侵方面最成功的东亚国家。这种入侵从13世纪的蒙古入侵开始，延续到16世纪。当时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欧洲人试图侵入该地区。日本国当时是足够强大的和有竞争力的，能够排斥欧洲的政治-军事干预主义者，同时利用欧洲人的知识、商品和技术，尤其是枪炮。第三，虽然传统的日本国家认同感主要是通过其对中国国力的反应来界定的，但是由于它保持了独立地位，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所以它在该地区作为唯一独特的国家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具有在皇位据说是不间断的单一传承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充分的正统传统，与已经同第一个中国王朝建立以前很久的传奇时期失去了任何联系的、众多的中国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1867年的现代以前的日本的国家认同不仅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而且没有受到它的影响。除了这一主要特征之外，这一国家认同基本上是内向的。
III. 动荡时期（1868年-1945年）日本不断变化的国家认同：从亚洲的一个西方式强国变成一个非西方的修正主义强国
随着帝国主义来到东亚，日本国家遇到了帝国主义的西方列强所造成的陌生的灾难。这些灾难造成了一种国家生存方面的即刻的危机感。此外，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日本一贯以此作为其自身的国家认同的前提——于1842年开始了严重的衰落，并于1895年彻底崩溃。为了对抗这些挑战，日本国被迫集中了政权，以实现现代化和转变，实施“富国强兵”的战略。与此同时，国家还不得不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认同，采取一种确保本国作为全球国家间体系的一个正式玩家的参与的方式。这一体系创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重新界定涉及到一种彻底的转变，即放弃传统的日本国家认同，而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组建一个现代的西方（最初是西化的）国家。
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能力的丧失和随后的崩溃使日本恢复国家认同的需要得到加强。已经处于衰败之中的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在大英帝国的手上遭到了惨败。随后，帝国主义列强侵袭了清王朝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获取了租界和非领土的特权。日本国作为最后一个入围者参与了这场掠夺，但最终捞到了最大的好处。里程碑就是中日战争（1894年-1895年）和马关条约。这项条约不仅对清王朝，而且对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本身都是最后的致命打击。
由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的崩溃，日本国开始发挥威力和影响力，以便把从前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改造成西方国家间体系的一个边缘部分。
日本国获得了作为位于东亚的一个西方强国的新的特征，于是便徒劳地试图管理曾经属于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的、正在分崩离析的这一政治势力范围。由于日本在地理上的邻近及其新的外向的特征，所以它也许是最容易受到这场崩溃伤害的：它在这一势力范围中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譬如贸易、投资、越来越多的日本侨民。从中国本土到台湾（一个新的日本殖民地）甚至还有日本群岛的难民潮危及了国内稳定。因此，日本国频繁地干涉了该地区的内政，甚至进行了军事干预，以期控制住那里的动荡和混乱的局势。
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采取了一种多元主义色彩较浓的方针，试图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华盛顿条约体系——旨在创建和维持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地区秩序的合作安排——来处理清王朝灭亡后愈演愈烈的动荡和影响，但却是徒劳的。所有各方都同意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并分阶段地废除自己在华的帝国主义或半殖民主义的利益与特权。东京希望，这一体系能够起到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支柱的作用，取代刚刚被废除的英日联盟。这一新的多边对策使东京无法采取单边措施来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和特权。
但是，想象中的新的地区秩序仅仅存在于纸上。局势在几十年里继续恶化，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行政当局越来越容易受到普遍的和平主义和公众的反帝国主义情绪的影响。美国当时在东亚地区并没有什么利益，也缺乏解决中国问题的一项连贯的战略对策。这些实际情况严重制约了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和外交界。其结果是，华盛顿进行了频繁的口头干涉，但却从未以动武相威胁来维护华盛顿条约体系。东亚地区从未出现过一个大国同盟。
日本国未能通过华盛顿条约体系获得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因而逐步摆脱了这一体系，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一条独立的修正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挑战了西方的帝国主义秩序，最终造成了同传统的大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摊牌。东京最初寻求建立与西方的国家间体系共存的一种以日本为中心的开放的东亚经济秩序。井上俊一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当排他性的经济集团遍布全球的时候，东京是如何探索建立这种开放的地区经济秩序的。在这一时期里，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甚至在日中两国之间发生长期武装冲突期间也是如此。在此期间，东京依靠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来为对坚持作战来说至关重要的武器进口提供经费。换言之，华盛顿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由于日益孤立，东京最终断定，因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使然，所以西方的国家间体系基本上是不公正的。日本因而试图在自己的庇护下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但却是徒劳的，最终带来了与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和国家的灭亡。
基于以上的简明扼要的分析，可以断言东京谋求建立开放的地区秩序的努力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日本未能有效地挑战华盛顿的地区霸权，而是因为它未能拖住华盛顿，使之参与东亚地区的事务，尤其是在中日关系方面。
在1868年到1945年的动荡时期内，日本国经历了国家认同感方面的一场重大转变，从位于东亚的一个西方强国强，转变成领导东亚摒弃西方的国家间体系的一个非西方强国。应当提到，东京所偏好的是前一种国家认同，只是因为逐渐认识到自己毫无其它抉择，它才选择了后者。
IV. 冷战期间日本相互竞争的国家认同及其遗留问题
自从1945年战败以及随后的主要是美国的占领以来，日本的国家认同发生了严重的内部矛盾，以致东京一直没有恢复大国地位——这种地位对参与管理西方国家间体系的力量结构来说至关重要——而是甘心沦落到一种缺乏任何独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见习地位。新的国际条件使日本暂时摆脱了其国家认同的形成的传统的动态过程。在国际层次上，对日本构成严重的存在威胁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在国内层次上，美国草拟的和平主义的一部宪法被强加于日本国。这部宪法坚持在原则上放弃战争，尤其是交战的权利。
不仅由于这部宪法所包含的程序障碍，而且由于在当代渴望获得大国自主权和主张和平主义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日本舆论长期陷入两极分化，所以东京一直未能修改日本宪法。类似地，东京在冷战期间面临着相互竞争的国家认同，无法充分采纳两种认同当中的任何一项。两极的国际体系使日本不仅丧失了采取国际行动的大国自由，而且失去了对真正的和平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中立地位。它既无法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参与该体系，也无法公然违抗美国和苏联的意愿选择不参加。日本的国家认同的这种模糊性使日本国无法重新获得一个大国的历史观和价值体系的完整性。而这种完整性却是阐明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在必要情况单方动用武力的先决条件。
东京而是接受了美国的霸权，成了一种双边联盟之中的小伙伴。它因而拥有了规模有限的军队，但这支军队逐步地装备了高科技武器。这些武器不是美国生产、按照美国许可证生产，就是美国衍生的。为了避免挑战美国的主宰地位，东京一直采取克制态度，没有获取重要的兵力投送能力，就更甭提核武器了。冷战期间，日本国可以说是受美国保护的国家，它是一个非军事的强国，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强国。东京接受了这种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间体系内部的角色，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体系，以实现日本的重建和发展。这项工作是主要从经济角度界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日本作为一个拥有经济和技术实力的非军事大国的和平复兴使之成为可以说仅次于美国的强国。这种有限的角色使东亚地区免于出现一种不断升级的、消极的军备竞赛。但是，由此产生的经济实力对军事实力和潜力造成了长期的政治影响。
由于持续存在的内部矛盾造成的国家认同方面的影响，东京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的基于和平主义信条和理论的道路上。东京的决策者和政策问题知识分子采用和平主义的象征和象征性战略，以获得合法地位和给人一种胜任的感觉。这条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道路出现在象征性的和言论的层次上，但却脱离了政策挑战和政策选择的领域。尽管如此，和平主义道路容易受到有关即刻的威胁的看法所造成的一种长期的危机感的侵害，如果占据压倒优势的现实和挑战被强加于国家身上，这条道路最终就会失败。总而言之，日本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道路的持久性是国际安全环境的一个应变量。这一安排在冷战期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中是十分稳定的，因为人们认识到，美国会承担日本的安全负担。但是现在，日本国则面临着新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挑战。
在依然存在的和平主义前提影响下，东京仍然受到现有和平主义的法律和宪法安排的制约。这些安排使它无法行使与美国之间的集体自卫的权利。这些过度和平主义的义务对日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形成了掣肘。东京已经达到有利于制订了这部和平主义宪法的美国的法律活动范围的最大极限。美国现在则赞成日本在地区和全球安全方面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在华盛顿的敦促下，东京认真地探索了修改宪法的各种途径。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即冷战和冷战结束后的时期中，日本的国家认同一直取决于美国的霸权，因而缺乏连贯性、完整性和统一性。由于国家认同的这种功能失调的一体化，日本迄今为止一直陷入一种极度两极分化的辩论之中。这种辩论的特点是注重自主权和注重和平主义的主张及其多种派生和混合的立场之间的两极分化的争辩。在界定日本的国家认同的斗争中，各种斗士围绕着种种角色开战，譬如戴高乐主义的大国、准新现实主义的“正常国家”、重商主义的全球经济强国、多边主义的中等力量国家和国际主义的全球非军事强国等等。
这场斗争即将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日本国即将进入一个重新界定自身的时刻。它仍然陷于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桎梏之中——一般而言是引起国内矛盾的认同问题，具体而言是其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道路。然而，这些桎梏可能会迅速瓦解，如果国家正视安全方面的严重冲击的话。它们也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崩溃，如果国家面临严重的安全灾难。无法预测这种转变可能会在何时发生，得到恢复的国家认同会是什么情形。尽管如此，人们却能够获得有关日本的地缘战略抉择的一份完整的清单，根据日本的宏观历史的、地缘战略的经验，并按照自己的偏好安排这些选择的次序。
V.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战略抉择
1. 有关地区秩序的两个自变量：日本针对美国实力的反应和美国的战略定位，对日本针对中国实力的反应和中国的战略定位
日本的宏观历史的、地缘战略的经验表明了确定其地缘战略行为的两个独立的来源：中国和美国。更为具体地讲，确定日本的行为的两条轴线是：（1）日本对美国的国力及其战略定位的反应。这两个因素影响着地区力量结构，因而还有日本的地缘战略估计，作为其地缘战略选择和行为的基础。
以下分析将研究东亚未来可能的力量结构，重点放在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实力上面，并将探索日本有关每个可能的结构的地缘战略抉择和政策选择。
2. 合乎逻辑与切合实际的可能性
日本针对美国的战略对策将因美国的国力和战略定位而异：政治-军事的绝对优势（强大的霸权）、优势（虚弱的霸权）或霸权的丧失。类似地，日本对中国的反应也将因中国的国力及其战略定位而异：一个强大的修正主义国家、一个坚忍不拔的现状国家，或者一个丧失能力的内部导向国家。这两组变数将构成一个3×3的矩阵。
然而，以下分析将不考虑中国丧失能力和内部导向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大可能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出现，因为中国经济将持续地强劲增长。然而，由于存在阻碍增长与发展的严重的社会-经济瓶颈，所以中国国内出现社会动乱和不稳定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以下分析澄清了美、中、日三国之间的6种可能的大国关系当中的每一项，并详细阐述对日本来说的可行的地缘战略抉择，举出有关日本针对美中两国的“制衡”和“追随”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先例，以及正在进行的有关日本人现在坚持的这些抉择的讨论。
3. 日本的5项抉择
抉择A：在美国的强大霸权之下坚持美日联盟，以及疏远强大的中国
第一项大国关系涉及日本对美国的全面的追随和对中国的强有力的制衡。在这种关系中，不仅在外交与安全政策，而且在经济政策方面，日本都会受到美国针对中国的霸权主义政策的严重影响，不会有在地缘战略方面采取行动的自由。与此同时，日本将享有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保护，以免遭中国的威胁。在这种环境中，美国会占有绝对优势，因而不仅拥有能力，而且拥有愿望要有效地应对中国的任何挑战。不会允许日本拥有达到能够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规模的任何独立的军事实力，譬如核武器和重要的兵力投放能力。日本而是将实施自己的有限的扩军，以应对美国的压力，或者在美国同意的情况下实施。就连被公认为最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之一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也一贯提倡日本必须拥有重要的常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显然必须仿照英国或法国，但却没有任何核武库。实质上，美国仅仅会允许日本在后勤和后方支持方面扮演辅助性的角色，而不是重大作战行动中的补充性角色。冷战时期引人注目的例外就是日本的反潜作战能力，以补充美军的角色。
这第一项大国关系相当于对抗苏联的美日联盟。日本的战略抉择将类似于冷战期间可以采取的抉择，因为日本有关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的争论很可能会主要围绕着有关国家认同的讨论继续展开。东京将继续谋求与美国的霸权相一致的、典型的中等力量国家的缝隙外交(niche-diplomacy)，同时努力增强自己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从而增强军事潜能。东京对成为一个活跃的军事强国不会很感兴趣，而是可能会满足于扩大自己在人道主义、维和、可能还有巩固和平的行动，尤其是联合国支持的行动方面的安全角色，从而发展成小泽一郎所说的“正常国家”。
在这一力量结构下，一个东亚共同体必须成为美国霸权主义体系的地区子系统，因而必须把美国包括在内，作为事实上的主要成员国，尽管它的地位属于外来户。日本将仅仅扮演次要的领导角色，充当美国的其它地区盟国的活动中心。这样一个共同体的一项必然的结果就是产生一项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议。华盛顿一直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倡导签订这样一项协议。这个共同体将是美国的地区安全机制的一种经济上的表达方式，起到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接触，在必要情况下对其加以遏制的作用。这是由于中国仍然是共产党独裁政权统治下的非民主国家，因而并不共享普世价值观，譬如自由、民主和利伯维尔场。而在这些价值观基础上，所有东亚国家能够建立与欧盟相当的一个真正的地区共同体。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实施的旷日持久的平叛作战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削弱的程度也许很大，因为在战争中投入的开支数额巨大，国内的舆论也越来越反对战争。与此同时，美国逐渐体验到相对于不断扩展的欧洲联盟（以欧元作为主要的替代货币）和新兴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经济上的严重衰落。这第一项大国关系是适应于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论点的一种战略环境。但是正如目前的趋势所显示，它是一种不大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尽管美国霸权的复兴在长期里也许是不可能的。
抉择B：在美国的强大霸权之下维持联盟，以及同强大的中国积极交往
这种结合实际上并不是一项选择，因为它暗示着，日本会处于中美两国的一种共管之下。由于现有的美日联盟对美国的霸权体系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切实际的。由于美国的霸权很强大，所以日本不可能欢迎可能会挑战美国霸权的强大的中国。日本的地缘战略价值很大，因而美国不会放弃它。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会很严峻，如果中国能够利用日本的经济、工业、技术和有限的、但却是举足轻重的军事实力，以及军事基地和设施的话。使这一判断得到加强的是，美日联盟建立在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基础上，而中国则仍是一个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非民主国家。
抉择C：在美国的霸权遭到削弱的情况下维持联盟，以及疏远强大的中国
第二项可能的大国关系要求日本全面追随实力削弱的美国——主要在安全政策方面——并强有力地制衡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须支持美国的霸权，而又不挑战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因为美国会完全愿意，但却仅仅拥有微乎其微的能力来有效地应付中国的挑战。因此，在这种关系中，日本会无法实施本国大规模扩军，以应付美国的压力，或者征得美国同意，并且会在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方面享有引人注目的较高水平的行动自由。比较具体而言，美国将对日本施压，要求其获得有限的力量投送实力，并在美国的霸权进一步相对衰落的同时开发重要的投送能力，譬如外科手术式打击能力和航母，以及战略性空运和海运能力。实质上，美国会要求或者认可日本在和平时期扮演重要的补充性角色，以及作战行动中的辅助性角色，并且在后勤和后方支持方面扮演重要的辅助性角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霸权衰落情况下，日本的核武装的前景会改变。日本千万不要拥有挑战美国的核优势的战略核武库，只要日本追随美国并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东京可能会选择有限的核武装，就像英国和以色列所做的那样。这种战略选择可能会要求生产和开发100到200枚战术核弹头，安装在能够从潜艇、主要水面舰只和远程飞机等平台上发射的巡航导弹上面。如果美国的霸权有朝一日严重地丧失能力，日本也许会被迫开发有限的战略核武库，包括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出人意料的是，就连曾经坚决主张日本不获取核武器的前首相中曾根现在也强调，需要研究日本的核选择，以防国家面临美日联盟的突然废除和丧失美国的核保护伞。
这第二项大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展现，正如日本在911事件发生后对美日联盟采取的策略所显示。该联盟包括日本在印度洋和伊拉克的海外军事活动。这种已经改变的关系将严重影响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的讨论，所采取的方式将使东京得以调整日本和平主义色彩过浓的法律制度，大概还修改宪法，从而行使与美国之间的集体自卫权利。这一关系将驱使东京放弃中等力量国家一般采取的传统的、事实上的缝隙外交，而采取传统的大国行为方式，同时把自己的经济和技术实力转变成军事实力。因此，东京会对军事上的积极行动越来越感兴趣，而不大愿意把自己限制在小泽一郎提出的、注重联合国主持下的非作战任务和作战行动的“正常国家”的范围内。但只要东京能够追随霸权主义的美国，日本就会对获取核武器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总之，日本获取核武器取决于美国的霸权是否衰落，可能包括有限的衰落到能力的严重丧失。
在这一力量结构之下，东亚共同体可能会成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仍同美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建立在美国军事霸权基础上的地区经济联盟。日本前副外相田中均（2002-2005）曾是一位政府主要战略家。他提议建立的东亚共同体不仅包括东盟加三（东盟成员国、中国、韩国和日本），而且还有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后三个国家对遏制中国会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在美国霸权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会为美日联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提供补充。田中利用这样一个扩大的共同体，掩盖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即遏制中国，迫使该国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尤其是自由民主，并最终建立一个遵守西方价值观和规则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在2006年的东盟部长级经济会议上，当时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宣布，他坚决支持在有关地区体制的上述扩展设想基础上签订一项东亚自由贸易协议。
这一方针的特点是开放的地区主义。虽然美国是该地区以外的国家，但它如果扮演积极的角色会受到欢迎，中国会被作为一个主要成员国包括在内，但却不起到任何主导作用。这一战略选择的核心十分类似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徒劳的努力，即在美国在该地区的大力参与情况下实现开放的地区主义。
抉择D：在美国霸权削弱的情况下维持联盟，以及与强大的中国积极交往
第三项大国关系的特征是日本主要由于安全原因而全面追随美国，并且在外交和经济问题领域中部分地追随中国。在这一关系中，日本必须与中国建立与美日联盟相一致的缓和关系。这一战略抉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日本不愿，也不能把本国的军事实力提升到足以抵御中国的水平，同时依靠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保护——由于美国的霸权的衰落，这种保护会越来越靠不住。这样一来，日本就会被迫在许多具体的外交和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因为美国只会对加强基本的安全框架感兴趣；日本具体的外交和经济利益不一定会与美国的重迭。从逻辑上讲，这一三边大国关系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全球和/或地区大国联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只要中国继续谋求恢复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其竞争心理就会使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中日两国关系的缓和很可能会由于日本在财力上无法进行一场军备竞赛及其坚决采取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方针的相互作用。如果美国的霸权严重衰败，同时日本的预算赤字不断增加，人口也发生迅速的变化，东京就可能不愿填补地区力量的真空，从而加强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路线。这样一来，东京就会不大想要成为一个活跃的军事大国，以应付中国的挑战，而是会选择与中国实现缓和。
在这一力量结构之下，东亚共同体会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联盟。中国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并通过制订议程和规则以及商业交易影响地区地缘经济的景观。北京已经谋求取得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必然结果。这个共同体就是包括东盟加三各国、但却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排除在外的一项东亚自由贸易协议。当然，日本会继续拥有最大的或者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国家经济，并充当这个共同体的资金和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和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在这种安排情况下，日本将无法发挥主要的领导作用，而是会在地缘经济上受到边缘化的损害。实际上，这一战略抉择会是北京在建立地区共同体方面的目前方针的可能的产物。
抉择E：由于美国霸权终结而废除美日联盟，以及疏远强大的中国
第四项大国关系涉及日本全面制衡美中两国。这一关系要求全面的扩军，包括跨越战略和战术层次实施全面的核武装，以及拥有与其它大国相当重要的力量投送能力，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政坛上的一极。只有在该地区的力量对比的巨变破坏了日本的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方针，从而使东京准备投资于范围广泛的扩军的情况下，这种转变还会成为可行的。这种巨变还假设，霸权终结后的美国仍将拥有举足轻重的军事实力，因而将维持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离岸制衡，美国也不会给建立对抗日本的一个中美联盟。换言之，重要的是东京要确保，华盛顿不会愿意与日中两国作为一场大国博弈中的平等国家共存，甚至也许会导致建立彼此之间的同盟。
在这一力量结构之下，东亚共同体简单地说是无法存在的，但是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的当代版本将会产生，包括除了中国之外的东亚和东南亚的各个海上、沿海和半岛国家。但是，这个共同体不会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实行专制统治，因而如果没有在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地缘战略疏远的情况下创造的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开放的经济环境，它是不会存活的。在形成当代经济关系特征的经济上的日益相互依赖的情况下，这一制约因素会产生更大的作用。
抉择F：由于美国的霸权终结而废除美日联盟，以及与强大的中国积极交往
第五项大国关系要求全面追随中国和全面制衡美国。在这一关系中，日本将无法依赖美国的保护，包括美国的核保护伞来对付中国。这种关系的产生将是由于日本未能实施迅速和充分的扩军，包括获取充足的战略核武器，以应对中国的挑战。这样一来，日本就会被纳入中国的轨道，在一种复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成为事实上的进贡国。东京就会丧失在美国霸权之下其在西方的国家间体系中所享有的相当大的政治独立性。日本而是会发现，自己毫无地缘战略行动的自由，不仅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而且在经济政策上被紧紧地束缚在北京的制衡政策范围内。日本的安全状况就会严重恶化，因为这个进贡体系不一定涉及在北京可能认为是西方的国际法，譬如美日联盟的指导下的安全条约承诺所保障的那种高度安全。北京也不会容忍日本的可能会挑战中国主宰地位的扩军活动。与此同时，东京会不得不面临美国敌视中国及其包括日本在内的事实上的进贡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在这一力量结构下，东亚共同体不可能存在。北京事实上的进贡体系会占上风。在这一体系中，东京会被迫为北京提供中国的现代化和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并为北京针对美国的制衡政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北京会使日本的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方针得到加强或恢复，以避免东京摆脱之一进贡体系，挑战复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
4. 日本在这5项地缘战略抉择当中的偏好
正如本研究报告所显示，传统的日本国家认同是从其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中的宏观历史的、地缘战略的经验中演变出来的。这一国家认同建立在全面摒弃屈从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是日本的地缘战略决策过程中的底线。由于这一秩序的崩溃，日本在西方的国家间体系的背景下重新界定了自己的国家认同，努力在与西方大国平等的情况下维护本国的切身利益。日本在这一过程中的经验主要受到其在如何应付抱着狂热民族主义的、虚弱的中国问题上的难处的影响。中国垮台后、包括1945年前后两个时期的日本现代经验都表明，日本需要一般而言维持与美国之间的合作性安全关系，具体来说争取美国积极参与东亚安全，其主要重点是如何抗衡中国。这一经验还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先例，就是在被逼无奈和毫无其它办法的情况下，日本在争取地缘战略上的独立地位方面冒了很大风险。日本的国家认同及其以往的地缘战略选择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以便为上述5项地缘战略抉择安排次序。
最为偏好的是抉择E，即东京享有充分的主权和自主权，通过废除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联盟和疏远中国。按照现实主义理论，这会是经典的西方国家间体系中的任何国家行为主体的首选。然而，只有在不大可能会出现的十分具体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条件下，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秩序才会是可持续的。此外，为了采取必要的民主程序来实施全面扩军，东京必须放弃其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方针，因为这一方针造成了日本战略决策过程中的严重惰性。抉择E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是可行的。它涉及到很高的风险，因为它建立在一个仅仅存在于教科书中的理想模型基础上。
排在第二位的是抉择A，即东京继续依靠美国的保护来对付中国，并保持军事上的潜力，通过增强本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在疏远强大的中国的同时，这一抉择还使东京能够坚持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方针。这一选择在冷战期间曾经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华盛顿保持了强有力的霸权地位。然而，由于美国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所以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极时刻看来已经过去，从而带来了其霸权的严重衰落。
位居第三的是抉择C，即东京仍然依靠已经削弱的美国的保护来对付中国，但同时却以一种不挑战每况愈下的美国霸权的方式扩充有限的军事力量。日本的扩军在与美国霸权的衰落负相关、受到一种剧烈的波动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因此，美国的霸权将在多大程度上和以多快的速度衰落，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将会使有关日本必要的扩军活动的具体细节的十分活跃的讨论变得更加热烈，从而加剧现实主义的战略评估和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方针之间的紧张关系。合理的情况是，给定美国的霸权逐渐衰落的情况下的国际现状，静态的分析集中讨论有关如何为日本的扩军寻找理由和对其加以微调的相互竞争的抉择。如果美国的霸权以某种方式长期维持下去，这一对策就是合理的；但如果这一霸权的实力严重丧失或者不复存在，它就是站不住脚的。
排在第四位的是抉择D，即东京无法依靠行将消逝的美国霸权，结果必须在许多地缘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立即使日本的基本的地缘战略地位下降和损害其切身的安全利益，但却牵涉到对其长远的地缘战略利益的严重侵害。此外，这样一来，日本就会沦为位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对其它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挥巨大的向心影响力的东亚共同体的边缘地带的一个边缘性的国家。这一抉择可能会使中国的地缘战略实力加速巩固，最终带来全面复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这与日本传统的国家认同根本不相吻合，会破坏日本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方针。北京会利用这种局面，使迫使日本接受这项抉择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因素得到加强，从而促使日本继续衰落。
位居第五，即所有偏好当中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抉择F，就是日本完全屈服于复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变成中国事实上的进贡国。这一抉择完全有悖于日本传统的国家认同，因而最有可能被摒弃。
然而，根据以上的偏好次序，东京肯定会选择抉择E（充分的地援战略独立地位），尽管这样做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如果日本不再依靠美国的霸权，其唯一的其它抉择就是成为中国的进贡国（抉择F）的话。此外，东京大概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如果它被迫采取抉择D（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因为这样一来，北京就很可能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或主宰地位）。
虽然日本根据自己的实力估算和国家认同做出地缘战略决策，但是华盛顿在一个具体的领域——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方针——中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华盛顿可能会主动把使和平主义方针对日本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来说变得过时的、演变中的地缘战略需要告知于日本的一般公众，从而促使这一方针丧失作用。作为替代选择，华盛顿可能会强调日本的和平主义对美日双边联盟的作用，从而使这一方针得到巩固。尤其是，美国的影响会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日本不得不在抉择C和抉择D，即日本是制衡还是追随中国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因此，即使是在其霸权地位衰落的情况下，如果对策得到充分的调整，华盛顿也能够帮助巩固日本复兴的西方国家认同，即拒绝接受一个强大的、修正主义的中国在本地区的主宰地位。
VI. 结束语
本研究报告开头阐明，从宏观历史的视角来看，日本的国家认同一直在决定日本的地缘战略选择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正如第一份和第二份所谓的阿米蒂奇报告所表明，就连比较了解情况的美国对日政策问题专家也一直未能认识到日本的国家认同作为一项决定性的因素的重要性。发表于2000年的第一份报告专门论述了通过涉及操作和行政管理细节问题的具体的政策建议来巩固美日联盟，但却甚至没有提及美、日、中地缘战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日本国家认同的重要性。类似地，发表于2007年的第二份报告强调了，抗衡崛起中的中国的美日联盟目前采取的骑墙战略仍然起到很大作用，但却未能把握这种复杂的战略相互关系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受到日本不断演变的国家认同的驱动，包括在日本针对美中两国的“追随”和“制衡”对策之中。
本论文超越美日联盟现行的骑墙战略，探索了日本的地缘战略抉择。这一战略旨在在中国崛起的捉摸不定的过渡阶段保障两国的安全。作为一项替代选择，本研究报告提出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完成获得大国地位的崛起，而又不采纳西方的价值观和规则——而是对东亚采取一种活跃的、可能是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对策。这一对策与重点讨论如何处理过渡时期固有的不确定性问题的许多研究报告所提倡的对策形成鲜明对照。
假设中国崛起后很强大和富于侵略性，本分析报告确认了作为日本的地缘战略选择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美国霸权的前途。这是因为，日本的宏观历史、地缘战略的经验以拒绝接受中国对日本的任何主宰地位的方式影响了日本传统的国家认同，而且因为现代日本的经验表明，美国与东亚的交往对维持符合日本的认同感的地区稳定来说至关重要。本研究报告把这一国家认同用作基本标准，按照偏好程度为日本的五项地缘战略抉择排序。
美日两国有关日本的安全政策问题的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论点与抉择C（在美国的霸权削弱情况下维持美日联盟，以及日本疏远强大的中国）相巧合。这项抉择对日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即使不是最可取的，只要华盛顿能够维持其霸权，并提供必要的美国军事实力来确保地区稳定，而且日本可望在美国的霸权影响下维持本国充分的武力。这样一来，华盛顿和东京必须达成共识的问题就只有日本扩军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规模问题。华盛顿还应当敦促东京解决阻碍其行使与美国之间的集体自卫权利的法律障碍问题，通过促使日本的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方针地位下降。华盛顿还必须支持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同时阻止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出现。
但是，在抉择C的可持续性问题上，华盛顿必须使自我克制的和平主义方针失效，鼓励日本发展和部署有限的核武库。否则，鉴于日本的偏好，东京的地缘战略选择可能会转向要求全面拥有核武装的抉择E（地缘战略上的独立）。这一选择不仅会给东京带来很高的经济和政治代价，而且还可能会在地区秩序中造成严重的不稳定，从而导致长期的紊乱，其特征是军备竞赛、武装冲突，可能还有日中两国之间的战争。
考虑到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修正主义大国的前景，美国的战略计划人员必须意识到，美国霸权的兴衰在影响东亚未来的安全秩序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决策者们必须认识到，对日美两国来说最惬意的选择——这项选择要求美国保持强大的霸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再是可能的。此外，他们必须承认，一项比较糟糕的抉择（在美国霸权削弱的情况下中国获得本地区的主宰地位）和最糟糕的抉择（美国霸权衰落后中国获得绝对的主宰地位）会为华盛顿和东京打开一个战略上的潘多拉的盒子。因此，美国领导人必须努力维持美国的霸权。如果美国的霸权陷入严重的和不可逆转的衰落，华盛顿就不得不采取十分谨慎和详细的对策来支持日本开发和拥有力量投送能力与核武器，并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对于防止日本冒很大的风险要求实现独立的国家认同和制订日本的大战略来说，这种对策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