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角度看，农民工长期受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一系列限制，虽离开了土地，但又不能融入城市，他们已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构成我国目前社会结构的边缘人。城乡劳动力流动受阻于户籍制，我国户籍制的改革几乎是目前进展最不显著的改革之一。户籍制度的禁锢，导致了农民进城务工所遭受的种种限制，他们似乎成了城里的异类人--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
□艾君/文
几年来，“农民工”问题成了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研究的热点。所谓的农民工，实际就是农民工人。农民工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传统意义上讲，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于是众多的学者们就干脆给了他们一个有概括性的名字：“农民工”、“边缘人”。
农民工，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群体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长期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的体制性障碍，导致进城务工“门槛”高，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始终戴着写有“农民”二字的大帽子，在劳保、社保、医保等方面不能完全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其就业范围也受到很大限制。许多进城务工人员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拥有城市户口，能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地生活与工作。但是现实中，他们面临着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意识的误区使农民工受到城里人观念意识的歧视。因为观念的歧视导致农民工在就业上存在工资歧视、雇用歧视和职业歧视。近年来社会呼吁给予农民“居民待遇”。而每年成千上万转移到城市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所受到的工资歧视、雇用歧视、职业歧视是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地位不平等的集中反映，也是所有农民受歧视的缩影。
二是他们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经济上得不到应有的福利，政治上也缺少地位，沦为二等公民。并且在部分舆论的诱导下，农民工不断被妖魔化，因此经常遭受人身攻击，基本人格都无法得到尊重。他们过着既不是单纯农民又不是单纯工人的两栖生活。与农民工相关的许多问题都无法直接放到农民或工人阶级的范畴中去理解、解决，农民工已成为我国新出现的一个特殊的阶层。
户籍制度，农民工问题的根本枷锁
保护农民工、关心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不仅仅是为他们送送温暖、追追工资、制定一些针对农民工保护的法律法规所能及的。关键是从社会认识上进行更新，并能从根本改革我国包括户籍、就业、土地、教育、福利等制度和政策而造成的等级歧视心态。笔者认为，产生农民工概念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是户籍制度给了他们一个姓“农”的户口。由此也派生出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待遇。造成就业受歧视与权益不能与工人一样受到保护。
尽管我国农民工问题产生的原因方方面面，但长久以来户籍制度的划分造成社会的三六九等。这对农民工问题的产生歧视的形成具有实质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可以说户籍制度是导致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覆盖了农民工就业的全过程。由于户籍制度的阻隔，农民工无法自由地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即使被接纳，也只能被限制在“脏、险、累”的岗位中。
从市场因素看，虽然市场失灵和个人偏见的存在导致有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现象，但主要原因还在于传统的社会经济制度所致。因为在我国，城乡二元市场体制的产生，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歧视偏见，农民工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企业主能够肆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而政府监管缺失或不力，均源自于计划经济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由此派生的户籍制。
从社会角度看，农民工长期受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一系列限制，虽离开了土地，但又不能融入城市，他们已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构成我国目前社会结构的边缘人。城乡劳动力流动受阻于户籍制，我国户籍制的改革几乎是目前进展最不显著的改革之一。户籍制度的禁锢，导致了农民进城务工所遭受的种种限制，他们似乎成了城里的异类人。
可见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枷锁。
改革户籍制度，为农民工创造平等环境
户籍制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城市里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
近几年，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积极落实，使得“民工讨薪难”的问题，有所缓解。但解决民工难题，必须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实有权利的获得，让他们享受市民的待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少不了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改革户籍制度。
必须进行社会结构调整，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加速城市化进程，使更多的农民变为居民，尽快使社会结构的多元状态向一元转化；必须改革现有就业制度，构造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清除一系列阻碍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法规，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和谐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环境。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存有的观念意识，农民工问题则自然像粮油关系、副食品补助、招工就业等制度一样成为历史。
户籍改革序幕拉开，农民工一词必成历史
自从我国城乡收入差别不断拉大、城乡矛盾显现以来，户籍改革的呼声就一直没有断过。
中国城乡户口坚冰始于1953年，当时为了减少城市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国家开始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部法律在当时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形成了一堵无形的墙，使城乡之间泾渭分明，公民的迁徙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
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坚冰出现首道裂缝，农民获得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随后，则是商品粮分配制度改革，买卖非农业户口盛行，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
“十一五”期间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是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让农民平等享受居民待遇。因此，解决农民工的社保问题，就要改革现行的“二元结构”户籍制度。
2005年10月25日，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中央综治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向社会透露，公安部正在抓紧研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
据公安部2005年10月27日发布的消息，全国已有山东、辽宁、福建等11个省的公安机关开展了城乡统一户口试点工作。据悉，山东省2005年10 月 1 日起，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 “ 居民户口 ” 。这彻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二元结构，使居住地登记户口成为户籍管理工作的唯一形式。
笔者预言，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实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艾君/文 刊自《工会博览》杂志05年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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