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不落马，低官受惩无意义
●邓璟
72人，这是“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遇难者人数；22人，这是截至5月4日安徽阜阳肠道病毒感染病例的死亡人数（不含其他地区）。5人，这 是“4·28”事故中被停职检查的官员数量，且都是济南铁路局的“基层”官员；0人，这是截至5月5日阜阳肠道病毒感染“灾祸”中受惩的镇级以上干部人 数。
我不知道，在一个个重特大事故、灾祸频频出现，死亡人数屡屡刷新的今天——比如说缅甸近日遭遇强热带风暴、死亡人数超过1.5万人，我们会不会因为感官疲劳而失去对事故的持续追问？会不会因此丧失对更高级官员的问责勇气？……
几年前的毒奶粉事件仍历历在目、触目惊心，同样是在安徽阜阳，也同样是几乎没有一个高级官员受惩。我目前还不敢断定，毒奶粉事件中那些本应落马的高级官 员，是否还在当地履职并要对这次肠道病毒感染负责；但是我深知，如果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再强一些，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受惩落马，当地的卫生防 疫体系料想不会像今天这样差劲。
几个月前美国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因召妓主动辞职，事件本身更多属于道德范畴，但选民们认为斯皮策宣誓既然在就职时说“对妻子和家庭忠诚”，他怎能出尔反尔， 又怎能保证在施政中不违背对选民的承诺？一样的道理，高级官员主政的领域内出了事故，他怎能自证清白，又怎能向人们保证在施政中不重蹈覆辙？
其实，在我们现有体制和环境下，高级别官员不仅包揽了某一领域的主政大权，而且直接影响或构建着某一领域的政治生态。此外，高官们还负有道德和良心上的责任，而这也是现代官员问责制度的核心之一。因此，他们就算在事故中没有直接责任，也难辞其咎。
一个现代、文明和高效的官员问责制度，绝不应该仅仅指向低级官员，而应该更强力地指向高级官员。否则，所谓的官员问责制就会流于表面和形式，成为某些高官 丢卒保车的尚方宝剑。事实上，官员有多大的权力，就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有权必有责，且权责需要对等，这既是现代政治的内涵所在，也是现代政府治理中必须 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一起起让人震惊、痛心和愤怒的事故中，如果权力大的高官没有同时承担“责任大”，只有低级官员受惩，那不过是对民众最简单、最普遍和最避重就轻的交待， 对整饬吏治、改善官场生态的作用微乎其微——这已经被历史经验证明，而且还将被现实再次证明。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现有政治生态下，高官不落马，低官 受惩无意义。
●邓璟
72人，这是“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遇难者人数；22人，这是截至5月4日安徽阜阳肠道病毒感染病例的死亡人数（不含其他地区）。5人，这 是“4·28”事故中被停职检查的官员数量，且都是济南铁路局的“基层”官员；0人，这是截至5月5日阜阳肠道病毒感染“灾祸”中受惩的镇级以上干部人 数。
我不知道，在一个个重特大事故、灾祸频频出现，死亡人数屡屡刷新的今天——比如说缅甸近日遭遇强热带风暴、死亡人数超过1.5万人，我们会不会因为感官疲劳而失去对事故的持续追问？会不会因此丧失对更高级官员的问责勇气？……
几年前的毒奶粉事件仍历历在目、触目惊心，同样是在安徽阜阳，也同样是几乎没有一个高级官员受惩。我目前还不敢断定，毒奶粉事件中那些本应落马的高级官 员，是否还在当地履职并要对这次肠道病毒感染负责；但是我深知，如果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再强一些，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受惩落马，当地的卫生防 疫体系料想不会像今天这样差劲。
几个月前美国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因召妓主动辞职，事件本身更多属于道德范畴，但选民们认为斯皮策宣誓既然在就职时说“对妻子和家庭忠诚”，他怎能出尔反尔， 又怎能保证在施政中不违背对选民的承诺？一样的道理，高级官员主政的领域内出了事故，他怎能自证清白，又怎能向人们保证在施政中不重蹈覆辙？
其实，在我们现有体制和环境下，高级别官员不仅包揽了某一领域的主政大权，而且直接影响或构建着某一领域的政治生态。此外，高官们还负有道德和良心上的责任，而这也是现代官员问责制度的核心之一。因此，他们就算在事故中没有直接责任，也难辞其咎。
一个现代、文明和高效的官员问责制度，绝不应该仅仅指向低级官员，而应该更强力地指向高级官员。否则，所谓的官员问责制就会流于表面和形式，成为某些高官 丢卒保车的尚方宝剑。事实上，官员有多大的权力，就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有权必有责，且权责需要对等，这既是现代政治的内涵所在，也是现代政府治理中必须 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一起起让人震惊、痛心和愤怒的事故中，如果权力大的高官没有同时承担“责任大”，只有低级官员受惩，那不过是对民众最简单、最普遍和最避重就轻的交待， 对整饬吏治、改善官场生态的作用微乎其微——这已经被历史经验证明，而且还将被现实再次证明。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现有政治生态下，高官不落马，低官 受惩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