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中国的改革源自一种实用主义，而中国革命是改革的基础。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此前中国革命成果的基础之上。党作为先锋的原则、“群众路线”以及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这三者与马列主义的现代主义成分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传统的基础。抛弃文革有助于改革，对于重新激活革命传统中所有现代主义的成分也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恰恰是重新激活上述成分带来的结果让“钟锤”摆向相反方向。而且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严重破坏了革命的传统。这一趋势体现在以下两点：收入差距大幅拉大以及民众对改革的方法与结果日益不满。
【新华社柏林
中国目前对政治经济学的改造和亚当·斯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有着紧密的一致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在某种方式上受到亚当·斯密文章的启示。人们已经认识到，18世纪清朝官员陈宏谋就抢先实践过亚当·斯密后来在其《国富论》中所论述的东西。这些实践并非源自理论，而是用一种实用主义的、受中国传统启示的行为方式去解决中国清朝中期的治国问题。不论邓小平当时读没读过亚当·斯密的文章，他的改革也源自一种类似的实用主义，去解决毛泽东之后中国面临的治国问题。
因此，不久前清华大学一位学者把中国改革的根源归结为对“文革最后几年中国内部矛盾和政治混乱”的一种回应，它得到中国共产党内外的广泛赞同。虽然这种回应彻底拒绝文化大革命，但是中国共产党“既不完全否定中国革命，也不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毛泽东思想”。这就产生了两种效果：“第一，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从内部限制着国家的改革。党每次对政治路线做决定性改变时，它必须和这种传统进行对话。……第二，社会主义的传统赋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团体合法手段，让他们同腐败或者市场化进程中不公平的方面去斗争，或者让他们就这些方面展开讨论。这样一来，在战胜文革的历史进程中激活了中国的遗产，也给未来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能。”
革命是改革的基础
谈到改革和中国社会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两点原因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拒绝文革，但不拒绝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传统。第一，文革最后几年的内部矛盾和政治混乱结束了中国革命创造成就的历史，但同时也让已经取得的成就面临覆灭的危险。第二，文革的冲击没有伤害到中国共产党，它更多地是破坏了党政干部们的权力和特权基础。因此，中国的改革具有双重
吸引力：对党政干部来说，这是在新基础上重建权力和特权的手段；对于一般社会来说，这是巩固遭文革破坏的中国革命成果的手段。
就第一种吸引力来说，改革在把工作重心从政治领域调整到经济领域的过程中创造了数不清的机会，党政干部竭力抓住，以便同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们——通常本身就是影响力强大的党员——结成联盟，共同致富，并获得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通过各种掠夺式的资产积累，例如侵吞公共财产、霸占国有资金和出售土地使用权，为今后赚取大量财富攫取了第一桶金。但不清楚的是，通过上述形式致富并获得权力是否导致了资产阶级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阶级，它是否能够获得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关键部门的控制权。
就中国改革对一般社会的吸引力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此前中国革命成果基础之上。西方和日本观察家把中国工人(包括农村移民)和印度工人进行比较时，赞扬中国工人的教育水平、学习热情和纪律性更高。但是香港《全球化监察》编辑区龙宇认为：“这些观察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此前农村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保障、农
村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的改善。这个因素与后来的市场改革无关。”如果说1978年至l984年间农业生产大繁荣和改革有一定关系，那也只是因为改革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上。1978年中国农村水力灌溉面积比l952年增加了l倍多，而且使用了更多的改良技术，例如化肥和高产水稻。l977年时，高产水稻已经占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80％。“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生产基础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刺激相结合，才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繁荣。”
中国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出现在1980年以后。但是中国人均寿命的提高，以及文盲率的小幅下降，都出现在1980年以前。这为中国经济成就建立在毛泽东时代伟大福利成果基础之上的论点提供了有力证据。甚至世界银行l98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也承认了这种成果的意义。“中国过去30年取得的显著成果是，与其他大多数贫困国家相比，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需求得到更大改善。他们拥有工作；他
们的食品供应受到国家配给和集体互助混合体系的保障；他们的孩子大多数不仅仅上了中小学，而且还接受了相对良好的教育；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拥有基本的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对于这样一个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它的人均寿命也是非常高的。人均寿命与许多经济、福利变量相关，它显然是衡量一个国家真实贫困程度的最佳单个指标。”
按照资本主义规则参与世界政治
中国的改革巩固还是破坏了这一成果，一直受到争议，在此我只想做两点观察。第一，中国人的基本供给指标(人均寿命和文盲率)早在改革之前就得到很大改善，它继续获得巨大改善的空间已经很小。当然还可以继续改善，例如降低文盲率。从这一点来看，改革似乎巩固而不是破坏了此前中国革命的成果。
第二，不应该低估改革时期中国在人均收入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即便它不是伴随着基本供给方面的相应改善而出现的。就像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按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国家富裕程度，是国家实力的首要源泉。尽管中国追求国家实力是以推动世界朝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为目标，但就像毛泽东一直透彻理解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只能在世界政治中按照现存的资本主义规则出牌。当美国意识到越南战争必败而不得不允许中国同其他东亚国家以及全世界重新发展正常的贸易与外交关系时，这对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意义重大。它利用了改善关系带来的机会，提高了国家福利和自身实力。美国入侵伊拉克又给中国崛起带来新的推动力。在此之前，美国在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就毫不掩饰、但很敏锐地指出了中国转变到市场经济后产生的实际政治意义。
“中美关系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牢固地奉行并宣扬毛泽东思想时，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危险且具有威胁性的，而那时中国实际上是纸老虎，国力虚弱，没有现实的国际影响力。现在，中国的对外活动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它奉行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的务实政策，它的威胁性似乎变小了，但实际上它获得了必要手段，通过真正的实力去强调自己的全球野心和利益。”
对这种评价进行更精确的解释是，只要中国的全球贸易活动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封锁，并且中国感觉到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共产党就会被迫把意识形态作为在国内和国际上巩固其权力的主要武器。但是，文革最后几年意识形态武器开始对文革进行还击，而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在同苏联冷战中试图与中国结盟，这就为共产党创造了条件，去务实地利用市场，以便使自己在国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获得实权。虽然还不能对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稳固的统治权下最后评语，也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到底是增强还变弱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经济改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取实力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
革命基础：农民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一直在选取新的路线?这些变化引发了什么，它们可能把中国经济和社会引向何方?清华大学的那位学者对中国改革和中国革命传统二者之间关系的观察，给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依据。中国革命传统的基础是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它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红军创建之时，但直到上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地区时它才得到全面发展。这一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有两个组成部分。
第一，列宁主义中党作为先锋这一原则得以保留，但是暴动起义路线却被放弃。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国家结构四分五裂，没有“冬宫”可被攻占，或者说得更好一些，当时存在太多这样的“冬宫”，以致暴动起义战略没有任何获胜机会。列宁主义中有关暴动起义的部分就被毛泽东后来上升为“群众路线”的理论所代替——在这个理论中，作为先锋的党不但是群众的老师，也应该成为群众的学
生。美国学者费正清评论说，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实际上是符合中国传统的一种民主形式。按照中国传统，上层阶级的官员只有关切民众的愿望和利益才能实现最佳统治”。
第二，在回答谁是社会基础这个问题时，中国共产党给予农民而不是城市无产者——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革命阶级——优先权。就像l927年国民党在上海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展开屠杀所表明的那样，城市无产者大量聚集的沿海地区太具欺骗性，在那里他们并不能和中国资产阶级一起去挑战外国列强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由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被按照西方方式训练和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一再赶出资本主义的扩张地区，它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在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民中扎根。这导致了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所描述的“双向发展的社会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党领导的军队把中国农村社会的下层人员塑造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而前者又打上了这个阶层的愿望和价值观的烙印。
这两个特点和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现代主义成分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传统的基础。这种结合也有助于解释改革前后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以及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对政治路线所做的最新改动。首先它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的中国完全不同于斯大林的苏联，它不是通过对农民的破坏而是通过改善其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去推动现代化的。第二，它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前后的中国现代化不仅仅建立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国际化基础之上，而且也以立足于重新激活以本国农村为基础的勤劳奋斗的革命精神。第三，它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通过“上山下乡运动”去扭转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形成城市资产阶级这一趋势。最后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最早从农村开始，为什么胡锦涛新路线的重点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旗帜下提高农村地区的卫生、教育和福利水平。
城乡合作
源于这一传统的最根本问题是，治理并发展一个农村人口比整个非洲人口、拉丁美洲人口或者欧洲人口都多的国家。在其他国家中，也只有印度才在较小程度上面临类似可比的问题。从这一点讲，尽管文革对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是极其痛苦一段经历，但是它巩固了中国革命的农村基础，并为经济改革的成功做了铺垫。有必要指出，文革后期中国对乡村企业产品的巨大需求——部分原因在于政策，部分原因在于党内争斗对城市工业企业的破坏——导致农村和生产队的企业大幅扩张，后来许多乡镇企业就是从它们脱胎而来。
同时，就像已经指出的那样，文革不但威胁到党政干部的权力和中国革命的政治成果，而且也威胁到革命传统中所有现代主义的成分。因此，抛弃文革有助于改草,而且对于重新激活革命传统中所有现代主义的成分也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恰恰是重新激活上述成分带来的成果让钟锤摆向相反方向，而且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严重破坏了革命的传统。这一趋势特别体现在以下两点：
收入差距大幅拉大，人民对改革的方法及结果日益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