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好往往与个人的生存环境有关，说到底就是和饭碗有关，也许刚开始，你是有点兴趣，但时间长了，你要靠它来养活你和你的家人，说不定就成了你一生的事业。
人们常说学有专长，术有专攻，受兴趣的吸引和工作的需要，我自1976年开始买和收集各种外语辞典和书至今已快30年，光收集的辞典包括英，德，法，意，日等各类辞典就约80余种。为此我家不到五十平米的房间放了四个书柜和两个吊书柜，外文辞典就够装一个书柜的。
我买的第一部辞典是1976年托人在北京带来的清华大学编写《英汉技术辞典》，现在叫《英汉科学技术辞典》，是目前为止国内最大的一本技术类综合英汉词典。当时售价12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0元吧，而我当时的工资仅32元。这本目前为止仍然是国内词汇量最大，内容最全的综合性科技辞典在我手中被翻了无数遍，一用25－6年，直至纸张变黄，变脆，封装线沤断，1800页的书烂成几本。用这部辞典，我记不清翻译了多少技术资料和各类文件。有一次有个朋友看到这部辞典烂成这样，说他一看到这部辞典，不由自主有一种敬畏之感。而我也对这部辞典的熟悉程度有时有种似乎已背下来的感觉。
以后为了教学和翻译的需要，市场上只要有了好辞典，我掏尽腰包也要买到手。我买的最贵的一本辞典是美国的韦伯斯特大辞典，价值约300元，后来我发现这部辞典用来查生僻词有用，这大大方便了我上网读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缄言报等西方大报。而在教学主要用LANGMAN辞典和牛津辞典，以及梁实秋老先生编写的远东英汉大辞典，这几部辞典属于经典性辞典，特别适用于教学。
我的一部年代最久的辞典是在旧书摊淘来的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首版发行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不用说编辑该书的均为我国外文辞典的老前辈和大师级编辑，可以为我国外语辞书史的研究佐证。
改革开放20年来，国家从国外引进了许多先进技术，语种也很多，而国内能翻译多语种的人才并不多，我们几乎是跑步式在学外语，往往是一种外语才学完语法，或刚学会查辞典，立刻就有一堆堆资料要干，这样我的各语种辞典就快速增加起来，所以有时有人问你的外语是在哪学的，老实话除了在科大学了几年外，全是工作所逼出来的。
我买的最多的就是德语，法语辞典，德语辞典主要为工程技术辞典，这主要是为应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德国技术被引入，继而带来大量的技术资料。我记得有一次为国内某个大型企业翻译德语资料竟然持续18个月，多亏了我的辞典全，不管是法律，标准，电子，机械，数学，地质通通都能查到。当时我家庭正遇到困难，经济上十分紧张，多亏有了这些辞典才允许我能接受这些活，解了一时之困。我记得因为工程时间紧，我每天除了教学外，其余时间全泡在德语堆里，整整18个月，没有星期天，十几本德语辞典就是我的朋友，翻译完一批，立即坐当晚的火车送去，然后再赶回上课。
有一年，某单位到了一批意大利标准，当时我刚学了意大利语一年多，手头只有一部文科综合意语辞典，困难可想而知，我就利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的相通性，用几种语言花了半年时间终于将这套2000余页的资料顺利译出。对方单位相当满意，对他们的引进工程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工作的特点，也许你上午还在翻译法语，第二天就要翻译德语，专业则会从美国经济研究局专家论文会一下跳到西门子的生产线，从杜邦公司的化工论文跳到德国的采矿成套重型设备技术资料，或从美国政府的各种文件到离婚判决书的翻译，你不仅手头要准备各类辞典，你还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例如翻译一份美国宾夕发尼亚某个教授有关资产组合理论的文章，你要具有西方经济学，高等数学方面的基础知识。而翻译一份有关集成电路的制造的论文，你必须对电子学，集成电路结构和制造有所了解。说到翻译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有一段故事，99年有一天我要为某研究所翻译一份集成电路的论文，涉及到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我回忆起在78年在地摊上花一元钱买的一本日本人写得有关集成电路的书涉及到制造技术，找出来，果然清清楚楚，所以有些书别看一时没用，到用时就是个宝。二十多年来，我从外语专业学到电子专业，到经贸专业学到法律专业，不知不觉中各种专业的书就配齐全了。
从少年时我就喜欢读小说，文革后没有合适的书读，那那时我在农村下放，就把红楼梦，三国演义和和范文澜的通史颠三倒四的读的快能背下来的程度。以后又把中医学，针灸学，黄帝内经没事就当小说看，看来看去，到文革结束时，我居然能给自己开处方了，以后我又利用了10来年时间系统地通读了中医内科学和中医外科学，针灸学，中医方剂学，这对我一直保持身体很好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为以后为一些医疗单位翻译有关医学论文和外国新药资料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喜欢文学，我特别注意社会上有没有新书出来。1979年，我注意到书摊上出了一本新杂志《译林》，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社会上几乎没有好书可读，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从澳洲广播电台听一首邓丽君的歌都会让我们激动半天，一看到这本杂志，就好像给我的人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译林》选的文章几乎都是好文章。就这样二十余年来，我有了一书柜的全套《译林》，应该说《译林》培养了整整一代外国文学爱好者和翻译人员。
我读书很注意知识的系统性，故我自1978以来，先后学完了电子类专业，英语专业，经贸专业，到2000年，在一家司法部门兼职搞翻译，使我接触了大量的外文司法文件，逼的我又进入自考考场考法律，近四年考了13门课，过了10门，现在我又有了一书柜法律书籍和各种法律辞典。通过法律专业的系统学习，使我的译文翻译的相当地道，无论是在国内打官司或发往国外相关单位，从未有打回来的。
读书使我感到一生无悔，无论我走到哪儿，我从不以为自己贫穷而自卑，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完全用金钱和权力来衡量的。
人们常说学有专长，术有专攻，受兴趣的吸引和工作的需要，我自1976年开始买和收集各种外语辞典和书至今已快30年，光收集的辞典包括英，德，法，意，日等各类辞典就约80余种。为此我家不到五十平米的房间放了四个书柜和两个吊书柜，外文辞典就够装一个书柜的。
我买的第一部辞典是1976年托人在北京带来的清华大学编写《英汉技术辞典》，现在叫《英汉科学技术辞典》，是目前为止国内最大的一本技术类综合英汉词典。当时售价12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0元吧，而我当时的工资仅32元。这本目前为止仍然是国内词汇量最大，内容最全的综合性科技辞典在我手中被翻了无数遍，一用25－6年，直至纸张变黄，变脆，封装线沤断，1800页的书烂成几本。用这部辞典，我记不清翻译了多少技术资料和各类文件。有一次有个朋友看到这部辞典烂成这样，说他一看到这部辞典，不由自主有一种敬畏之感。而我也对这部辞典的熟悉程度有时有种似乎已背下来的感觉。
以后为了教学和翻译的需要，市场上只要有了好辞典，我掏尽腰包也要买到手。我买的最贵的一本辞典是美国的韦伯斯特大辞典，价值约300元，后来我发现这部辞典用来查生僻词有用，这大大方便了我上网读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缄言报等西方大报。而在教学主要用LANGMAN辞典和牛津辞典，以及梁实秋老先生编写的远东英汉大辞典，这几部辞典属于经典性辞典，特别适用于教学。
我的一部年代最久的辞典是在旧书摊淘来的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首版发行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不用说编辑该书的均为我国外文辞典的老前辈和大师级编辑，可以为我国外语辞书史的研究佐证。
改革开放20年来，国家从国外引进了许多先进技术，语种也很多，而国内能翻译多语种的人才并不多，我们几乎是跑步式在学外语，往往是一种外语才学完语法，或刚学会查辞典，立刻就有一堆堆资料要干，这样我的各语种辞典就快速增加起来，所以有时有人问你的外语是在哪学的，老实话除了在科大学了几年外，全是工作所逼出来的。
我买的最多的就是德语，法语辞典，德语辞典主要为工程技术辞典，这主要是为应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德国技术被引入，继而带来大量的技术资料。我记得有一次为国内某个大型企业翻译德语资料竟然持续18个月，多亏了我的辞典全，不管是法律，标准，电子，机械，数学，地质通通都能查到。当时我家庭正遇到困难，经济上十分紧张，多亏有了这些辞典才允许我能接受这些活，解了一时之困。我记得因为工程时间紧，我每天除了教学外，其余时间全泡在德语堆里，整整18个月，没有星期天，十几本德语辞典就是我的朋友，翻译完一批，立即坐当晚的火车送去，然后再赶回上课。
有一年，某单位到了一批意大利标准，当时我刚学了意大利语一年多，手头只有一部文科综合意语辞典，困难可想而知，我就利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的相通性，用几种语言花了半年时间终于将这套2000余页的资料顺利译出。对方单位相当满意，对他们的引进工程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工作的特点，也许你上午还在翻译法语，第二天就要翻译德语，专业则会从美国经济研究局专家论文会一下跳到西门子的生产线，从杜邦公司的化工论文跳到德国的采矿成套重型设备技术资料，或从美国政府的各种文件到离婚判决书的翻译，你不仅手头要准备各类辞典，你还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例如翻译一份美国宾夕发尼亚某个教授有关资产组合理论的文章，你要具有西方经济学，高等数学方面的基础知识。而翻译一份有关集成电路的制造的论文，你必须对电子学，集成电路结构和制造有所了解。说到翻译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有一段故事，99年有一天我要为某研究所翻译一份集成电路的论文，涉及到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我回忆起在78年在地摊上花一元钱买的一本日本人写得有关集成电路的书涉及到制造技术，找出来，果然清清楚楚，所以有些书别看一时没用，到用时就是个宝。二十多年来，我从外语专业学到电子专业，到经贸专业学到法律专业，不知不觉中各种专业的书就配齐全了。
从少年时我就喜欢读小说，文革后没有合适的书读，那那时我在农村下放，就把红楼梦，三国演义和和范文澜的通史颠三倒四的读的快能背下来的程度。以后又把中医学，针灸学，黄帝内经没事就当小说看，看来看去，到文革结束时，我居然能给自己开处方了，以后我又利用了10来年时间系统地通读了中医内科学和中医外科学，针灸学，中医方剂学，这对我一直保持身体很好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为以后为一些医疗单位翻译有关医学论文和外国新药资料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喜欢文学，我特别注意社会上有没有新书出来。1979年，我注意到书摊上出了一本新杂志《译林》，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社会上几乎没有好书可读，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从澳洲广播电台听一首邓丽君的歌都会让我们激动半天，一看到这本杂志，就好像给我的人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译林》选的文章几乎都是好文章。就这样二十余年来，我有了一书柜的全套《译林》，应该说《译林》培养了整整一代外国文学爱好者和翻译人员。
我读书很注意知识的系统性，故我自1978以来，先后学完了电子类专业，英语专业，经贸专业，到2000年，在一家司法部门兼职搞翻译，使我接触了大量的外文司法文件，逼的我又进入自考考场考法律，近四年考了13门课，过了10门，现在我又有了一书柜法律书籍和各种法律辞典。通过法律专业的系统学习，使我的译文翻译的相当地道，无论是在国内打官司或发往国外相关单位，从未有打回来的。
读书使我感到一生无悔，无论我走到哪儿，我从不以为自己贫穷而自卑，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完全用金钱和权力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