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灾难之后，长歌当哭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中国社会的成长。《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比较汶川大地震与30多年前的几次天灾，截然不同的是政府的信息发布时效与发布方式。就在五年前，舆论还在批评中国隐瞒SARS疫情。而此次，中国政府不仅反应迅速，而且灾害之后的信息透明度以及对外部援助的开放态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听从了民众的声音。灾难发生后，不少民众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呼声，希望确定国家哀悼日，下半旗致哀。这既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更代表了公民和国家荣辱与共的信念。国家现在响应他们的要求，就是保护公民生命的基本尊严，伸张公民的爱与信仰。

第一次！政府明白了，“人民的声音”可以不是“反调”，而是极富建设性的。

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是那些处在一个媒介体系的接收端的人们，这一媒介体系是单向的、广播式的，有着很高的进入门槛，发声源聚集在少数几家机构手中，而大多数人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被动倾听；从前作为国民的人们，是习惯于被人差遣、奴役的“臣民”，浸淫于缺乏独立人格的“义务文化”。而在今天，这些受众反击了，借助于进入门槛的降低，他们要占据媒介舞台的中央；这些“臣民”造反了， 每位公民树立起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清除“官本位”意识和“官贵民贱”的等级思想，建立起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钱钢说得好：“多灾多难的中国百姓，有隐忍沉默的传统。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还利于民，人民权利意识苏醒，鸦雀无声，变为众声喧哗。百姓有种种诉求，诉求有时也会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

在这个时代，所有以前处于传播中心的人士必须适应“去中心化”的信息流动，不论这些人士是政府官员还是像王石这样的经济精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当民众质疑火炬传递的欢庆气氛的不适宜的时候，北京奥组委新闻中心某官员却依然称，“四川地震震区不在奥运火炬传递计划路线上，不会影响奥运火炬在四川境内的传递活动”。他或许不会料到，网上会有人贴出北京奥组委各部门的电话，号召大家打电话去抗议。

同样，自地震发生当日捐款200万以来，万科就陷入到全国网友的炮轰之中。王石本人更是受到了一些网友的谩骂。作为房地产业的龙头企业，万科一直注重企业形象，注重品牌塑造。如今，这次好心捐助，反倒使得其长久经营的良好形象大打折扣。从全国整体的企业捐款来看，捐款1000万以上的企业不在少数，这些企业都是颇具名望的大企业，而在网友的印象中，万科也本应该属于这一行列。但万科竟然没有这样做，引来攻势汹汹。有人义正词严地说：“地产商是中国拥有财富最多的一批人……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些财富都是来源于民众，当民众有难时回馈社会更是一种义务。”

你大可抨击中国网民一向喜欢抢占道德高地，用最保守的道德标准来苛求他人；你大可分析说负面情绪笼罩网络，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大是主因。然而，你必须认识到，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一样，要学会面对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把架子放下来，做实事，少说教。这是因为，网民最擅长和最热衷的，是榨出那些大人物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他们创造价值，同时消解价值；他们捧红明星，同时恶搞英雄；他们奉行快感至上，同时穷追真相不舍。

计算、通信和存储成本的下降，使中国人口的可观部分获得了从事信息和文化生产的物质手段，个人可以有效地在公共领域中开展传播，由被动的读者和听众转变成发言者和对话的参与者。新的共有媒体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从而可能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从前作为受众和“臣民”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