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先成为“人”——《人的宣言》战略构想
中国社会改革必须分两步走，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迄今，这一构想的第一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可是，第二步——实现“共同富裕”却遭遇了“肠梗塞”。不客气地说，当下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难题都是由此导致的。
何以然？——对小平的理论构想欠缺了一种中介环节：“先富起来”的人为什么要帮助穷人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不能用行政命令强制，那他们行动的动力来自哪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头顶上高悬的“堰塞湖”（——“堰塞湖”，这真是个好名词！这个名词因5·12四川汶川大地震而成为能够很好地解释、阐释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关键词”！）就时刻威胁着我们，使我们不得安生。
《现代人生哲学：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如“金刚石”而非“石墨”。然而，在一个国人的素质普遍比较低劣的社会里要完成这一使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作出构想。这种战略构想——类似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中国社会“分两步走”的战略——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让一部分人先成为“人”；第二步，先成为“人”的人帮人，人带人，最终实现使所有的人成为“人”即“人人皆为‘人’”的目的。
有了这样的战略构想，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将工作主要做到一部分人中，而不必将精力分散到所有的人身上。也就是说，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首先让一部分解决了生存恐惧的人即“富人”先成为“人”。
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分层已经非常明显：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了，他们完全地解除了物质层面的生存恐惧；还有相当多的人即所谓劳动大众，他们仍没有摆脱物质层面的生存恐惧，还必须为生存而奋斗。这种现实决定了，《人的宣言》当下的直接对象是那一少部分（相对少，从量上来说其实并不少）解除了基本生存恐惧的人，即首先应该使这些衣食无忧的“有闲者”成为“人”。——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是：解决了生存危机的人，锦衣玉食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成为了“人”，即，解除了基本的生存恐惧，仅仅是人成为“人”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说，成为社会各界的所谓“精英”，并不表明他们就是“人”。因为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还必须战胜、解除除物质层面的恐惧之外的另一个恐惧——社会层面的政治或暴力恐惧即言论自由问题。
现代人生哲学指出，从人的发展的自然规律来说，解除了生存威胁的人，在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也有一种成为“人”的自发的、自然的要求和倾向，正常情况下，他也会自然地实现向“人”的过渡或飞跃，但这种情况是非常有限的，它会受到很多社会条件的制约，在时间上也是相当缓慢甚至最终都无法实现的，即往往会出现所谓的“夭折”现象。但在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就截然不同了。因为，人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制约，自觉地、迅速地实现向“人”的转化或飞跃。有无理论指导的差异就在这里。
《人的宣言》的功能就是帮助已经解除了生存恐惧或威胁的个体尽快地实现向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过渡或飞跃。一旦我们的社会中那一少部分解除了生存恐惧的个体普遍地成为了“人”，那么，帮助其他处于低级阶段的人首先使他们解除生存恐惧而后再使之成为“人”，就成了这部分人的自发的、自然的使命。此之为“得道者普渡众生”的真意。现在的困境是，那些首先富起来的人即社会各界精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像邓小平所设想的那样帮助“穷人”实现“共同富裕”，相反，他们多都“为富不仁”，特别是在遭遇了穷人的抱怨和仇恨之后他们开始“仇穷”。这样，两个本应和谐相处、相互促进的阶层必然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伟大构想在现实中落空并普遍遭人诟病的根源。
上述情况说明，首先实现了富裕的人并不能天然地、自觉地帮助穷人实现“共同富裕”。所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伟大构想难免成为“空想”。无他，这中间缺少一个环节——使那部分首先富裕起来的人内在地产生自觉自愿地帮助穷人“共同富裕”的动机、动力或需要。而这种出自人的内在本性的动机、动力或需要，只有在人迫切渴望、欲罢不能、不得不成为“人”的时候才能被激发出来。而要使那些解除了基本生存恐惧的人自觉地追求成为“人”，就必须在理论上证明，成为“人”是他们最最值得追求的价值，是他们人生的最终意义之所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的宣言》出色地完成了这种理论证明工作。
不言而喻，邓小平的伟大理论构想是如何使人们由“先富”而“共同富裕”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故而才留下了深刻的社会改革后遗症；可以说，以《人的宣言》为名的现代人生哲学，则科学地解决了邓小平的理论构想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先富”者为什么要帮助穷人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
只有当“先富起来”的人即各界“精英”自觉地意识到成为“人”是自己人生的最终目的，而帮助穷人实现“共同富裕”又是自己成为“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的时候，中国的问题、难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所以，中国的所有问题、难题，都可以归咎于“富人”和“精英”——“富人”和“精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即他们不作为。因为，“富人”和“精英”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恐惧症”。《人的宣言》包治一切形式的“精神恐惧症”。
——科学的理论和预言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
2008，6，7
中国社会改革必须分两步走，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迄今，这一构想的第一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可是，第二步——实现“共同富裕”却遭遇了“肠梗塞”。不客气地说，当下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难题都是由此导致的。
何以然？——对小平的理论构想欠缺了一种中介环节：“先富起来”的人为什么要帮助穷人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不能用行政命令强制，那他们行动的动力来自哪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头顶上高悬的“堰塞湖”（——“堰塞湖”，这真是个好名词！这个名词因5·12四川汶川大地震而成为能够很好地解释、阐释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关键词”！）就时刻威胁着我们，使我们不得安生。
《现代人生哲学：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如“金刚石”而非“石墨”。然而，在一个国人的素质普遍比较低劣的社会里要完成这一使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作出构想。这种战略构想——类似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中国社会“分两步走”的战略——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让一部分人先成为“人”；第二步，先成为“人”的人帮人，人带人，最终实现使所有的人成为“人”即“人人皆为‘人’”的目的。
有了这样的战略构想，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将工作主要做到一部分人中，而不必将精力分散到所有的人身上。也就是说，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首先让一部分解决了生存恐惧的人即“富人”先成为“人”。
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分层已经非常明显：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了，他们完全地解除了物质层面的生存恐惧；还有相当多的人即所谓劳动大众，他们仍没有摆脱物质层面的生存恐惧，还必须为生存而奋斗。这种现实决定了，《人的宣言》当下的直接对象是那一少部分（相对少，从量上来说其实并不少）解除了基本生存恐惧的人，即首先应该使这些衣食无忧的“有闲者”成为“人”。——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是：解决了生存危机的人，锦衣玉食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成为了“人”，即，解除了基本的生存恐惧，仅仅是人成为“人”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说，成为社会各界的所谓“精英”，并不表明他们就是“人”。因为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还必须战胜、解除除物质层面的恐惧之外的另一个恐惧——社会层面的政治或暴力恐惧即言论自由问题。
现代人生哲学指出，从人的发展的自然规律来说，解除了生存威胁的人，在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也有一种成为“人”的自发的、自然的要求和倾向，正常情况下，他也会自然地实现向“人”的过渡或飞跃，但这种情况是非常有限的，它会受到很多社会条件的制约，在时间上也是相当缓慢甚至最终都无法实现的，即往往会出现所谓的“夭折”现象。但在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就截然不同了。因为，人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制约，自觉地、迅速地实现向“人”的转化或飞跃。有无理论指导的差异就在这里。
《人的宣言》的功能就是帮助已经解除了生存恐惧或威胁的个体尽快地实现向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过渡或飞跃。一旦我们的社会中那一少部分解除了生存恐惧的个体普遍地成为了“人”，那么，帮助其他处于低级阶段的人首先使他们解除生存恐惧而后再使之成为“人”，就成了这部分人的自发的、自然的使命。此之为“得道者普渡众生”的真意。现在的困境是，那些首先富起来的人即社会各界精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像邓小平所设想的那样帮助“穷人”实现“共同富裕”，相反，他们多都“为富不仁”，特别是在遭遇了穷人的抱怨和仇恨之后他们开始“仇穷”。这样，两个本应和谐相处、相互促进的阶层必然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伟大构想在现实中落空并普遍遭人诟病的根源。
上述情况说明，首先实现了富裕的人并不能天然地、自觉地帮助穷人实现“共同富裕”。所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伟大构想难免成为“空想”。无他，这中间缺少一个环节——使那部分首先富裕起来的人内在地产生自觉自愿地帮助穷人“共同富裕”的动机、动力或需要。而这种出自人的内在本性的动机、动力或需要，只有在人迫切渴望、欲罢不能、不得不成为“人”的时候才能被激发出来。而要使那些解除了基本生存恐惧的人自觉地追求成为“人”，就必须在理论上证明，成为“人”是他们最最值得追求的价值，是他们人生的最终意义之所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的宣言》出色地完成了这种理论证明工作。
不言而喻，邓小平的伟大理论构想是如何使人们由“先富”而“共同富裕”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故而才留下了深刻的社会改革后遗症；可以说，以《人的宣言》为名的现代人生哲学，则科学地解决了邓小平的理论构想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先富”者为什么要帮助穷人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
只有当“先富起来”的人即各界“精英”自觉地意识到成为“人”是自己人生的最终目的，而帮助穷人实现“共同富裕”又是自己成为“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的时候，中国的问题、难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所以，中国的所有问题、难题，都可以归咎于“富人”和“精英”——“富人”和“精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即他们不作为。因为，“富人”和“精英”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恐惧症”。《人的宣言》包治一切形式的“精神恐惧症”。
——科学的理论和预言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
200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