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学生时代的时候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很模糊，觉得似是而非。随着阅历的增长、时间的推移，终于明白了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但明白后却又糊涂了。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同样的时间内，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大于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是加倍的简单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以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生产某一使用价值的时间，它是以简单劳动为尺度的。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

好，我们再来看看西方人的劳动与东方人的劳动有什么区别：

一是只能胜任简单劳动，很少有人适合于复杂劳动。

在西方国家，很多人的工作很简单，很单一。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卓别林出演的电影叫做《摩登时代》，里面十分形象地反映了现代化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工人工作情况。一个工人，其工作内容往往十分单一、单调。拧螺丝的就是拧螺丝的，开车就是开车的，巡视的就是巡视的，记录的就是记录的……这些工作我们不妨称之为简单劳动。而且，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如此。

西方国家的工人甚至是所谓白领阶层，其主要工作内容都是很单一的，我们所说的“一专多能”十分罕见。例如，建筑工程师只管建筑，甚至连计算水泥的体积都不会，还美其名曰那是设计工程师的工作。

二是劳动效率低下，在中国一个月的工作量他们至少要干上半年，甚至更长。

中国有个词汇，叫做“磨洋工”。其来源就是，当初洋人在中国租借地内进行工程施工，中国工人每天的工程进度特别快，以至于洋人工程师担心工程质量无法保证，就要求中国工人每天只干完规定的工作量即可。于是，中国工人便开始天天慢慢腾腾地干活，俗称磨洋工。其实，洋人工程师所制定的工程进度完全是参照西方国家工人的工作效率制定的。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及想法。

有人说，工期长质量就好，其实未必。

三是西方人头脑简单还自以为是，出了错误往往往别人人身上推。

犯了错误时，西方人往往先挑别人的毛病，决不检讨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说你的工作描述不清楚，没有详细的设计，没有说明书，没有计划，没有指导，没有经过培训，上级指示不清楚等等。因此，为了避免出问题，西方国家的工艺流程往往十分详尽、产品使用说明书也面面俱到，作出的会议记录、会议纪要、备忘录往往需要当事人签字画押，防止后生变故。

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名声大振，但却始终卖不出好的价钱来。为什么？按照老马的说法就是，劳动！

西方人与中国人生产同样的东西，中国人使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远远少于西方人。按照老马的说法，那就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低，价值量就低！决定价格的本质是价值。所以，价格就低！

呜乎！这岂非成了经济学悖论？

我们不妨在国际市场上巡视一圈再说话。

例如，我们日常穿的普通拖鞋，一样的样式、品牌，但在不同地方的销售价格迥然不同。在北京8块人民币，在欧洲12欧元（在英国10英镑），在北美5美元，在南美9美元……正如老辈子人说的“人离乡贱，物离乡贵”。扣除国际贸易地区间的相对价格优势，其间的劳动有差别么？没有。因为产品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东西在中国由外国商人出口到国外市场，利润都被洋人拿走了。中国人的劳动不值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补贴了全世界。

按照西方国家人的思维进行思考的话，由于他们生产产品的时间周期长，所以他们的产品质量就好，价值就高，价格理所当然地贵！

布什！

按照这个逻辑去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就不适用了。不但如此，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无法在中国站住脚。所以，只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想结合，这些理论才能真正地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