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领导人终于回归官员管理的随笔

------学习《国企领导人七项要求》的体会

文/汪华斌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实际是相当级别的官员；因为不同的企业都有其相应的政府级别，这级别就是国企领导人的待遇。也正因为如此，那时我们有很多国企领导人是能随时调任政府相关部门任职。

改革开放后，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试图用职业经理人代替企业领导人，从而全面取消国有企业的级别是改革的第一步。一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十个人的企业领导人与上百万人的企业领导人是一样的；全部是职业经理人的称呼。当然这在管理理论是可行的，因为不同的只是管理的层次而已。

为了配合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下岗的下岗；改制的改制，目的就是把政府职能的企业变成市场上独立的经济实体。然而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官本位’根深蒂固；我们的改革虽然形式上到位了，但观念上我们还是习惯于‘官本位’。看我们的国有企业，在管理文件上虽然也搞ISO9000；但实际还是领导的上传下达。至于我们各级领导的程序文件，那更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相信，我们知道我们企业领导的实际行为是不能公开的。如我们领导的吃喝玩乐是工作的主要内容，这能写进公开的程序文件吗；肯定是不能的，结果企业文件形式主义成为我们中国的最大特色。

是啊！从企业理论上讲，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它又如何能产生腐败呢。首先它在产权制度上是明确了责权利，其次是管理程序和文件的公开化；使得任何管理者全部执行统一的标准化，因此责任也就一目了然；所以企业管理的实际是不应该产生腐败的。然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却是腐败的主战场，因为我们在体制与产权等核心问题上的故意模糊；使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领导人敛财的舞台。我们现在逃到国外的贪官，有一大半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这个舞台使他们快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正因为政府放权而使国企领导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所以大权独揽的企业领导人更加飞扬跋扈；因为企业并不是自己原始积累起来的，所以也不并不关心企业的效益；而是用权力为自己谋私，什么途径最快就用什么途径；有人说改制最快，于是改制使企业一夜之间成为自己私人的了；有人说用年薪制最快，于是6000多万的年薪成为世界之最；总之我们是摸石头过河，能使自己先富起来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于是下岗是中国国有企业独创的，末位淘汰是中国国有企业最先引进的；‘一个人拿三个人工资’的满负荷工作法，更是中国企业的专利；当然这专利也使得国际上的企业管理研究者们目瞪口呆。然而不管咋样，我们实现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目标；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相当成功的。但因为腐败成为中国企业的特色，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条能使国有企业领导人腐败降下来的途径。

是啊！腐败再也不能继续泛滥成灾，所以中央纪委近日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中的共产党员违反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提出的廉洁自律“七项要求”行为适用《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定给予处分的若干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为严肃惩处相关违纪行为提供了依据；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从业行为，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

虽然是指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同业经营或关联交易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不准相互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不准在企业资产整合、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廉洁自律‘七项要求’”。但这“七项要求”的条文，也只是我国官员的反腐倡廉归纳；它与经济实体的关联不大，更不是企业管理中岗位责任制的补充；只是还原到了政府管理的主轨道，用政府直接管理的行为来减少腐败；因为腐败就是政府放权后产生的。

是啊！当初改革开放中，我们经常见到外国的企业家到我们国有企业任职；结果全部失败。原来我们的企业家一直是官员，所以职业经理人当然就不称职；这也是我们国有企业到今天还要政府任免领导人的原因。是啊！既然是名不副实的经理人，还不如就公开承认我们是官员的好；这样回归政府的直接管理，起码我们的腐败分子会大大减少。我们国有企业的管理责任回归，使我们国有领导人‘独步天下’的时代过去了；但同时也很多实质的东西难以回归了：如我们的下岗人员，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贫困代表；再如我们国有领导人，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先富起来’的人；这些改革成果不知如何激励后面的改革者，我们只能是困惑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