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重大的社会转型都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文化上来，其中，文学的人文结盟与精神持守至为敏感和显要。“当启蒙理想、社会使命感、英雄主义这些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在诗歌与小说中急剧衰退之时，报告文学却异军突起，独自扛起了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大旗，从而完成了新时期文学的‘最后的’鼎盛和辉煌。”[1] 就近年情况来看，报告文学确实已经成为了“转型期的文学”。
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历史意味加浓，热点追踪及透视效果明显，哲理性增强，更为关注批判意识和人文底蕴，并且不乏全球视野和人类意味”。[2] 在此基础上，逐步培育了五种现代文化意识，即人文审视意识、主体在场意识、家园守护意识、广角叙事意识和信息交换意识，并创造性地铺设了五种发展路向——由“审父”到自审的批判路向，由“边缘”到中心的参与路向，由征服到守护的调解路向，由聚焦到散点的叙事路向，由一元到多维的传播路向。
由“审父”到自审的批判路向
我们反复强调，批判性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品格，所以有人誉之为“批判的旗帜”和“悲剧性文体”。周钢鸣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如此界定报告文学——“更深入事实的核心，更具体地用形象来描写事实，更迅速地执行事实的报道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的任务，这就是所谓报告文学。”[3] 事实正是如此。与其他文体相比，转型期的报告文学确实更多地以其较为浓郁的批判意识“锁定”了读者的优势阅读视线。
宏观地看，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批判理路经历了由“审父”到自审——亦即由怨天尤人的“推卸责任”到舍我其谁的“承担责任”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的价值底蕴在于超越了狭义的批判而自觉地升华到了积极的现实重建境界。具体说来，这里所指称的由“审父”到自审的文化理路包括两层基本内涵：一是与此前的文革报告文学相比，转型期报告文学初步实现了报告文学批判本性的复归；二是在转型期内部，90年代报告文学的自我独立意识客观上较80年代成熟。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日前在山东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以“过来人”身份突出强调了报告文学的独立性问题。他说，报告文学既要紧跟时代，更要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就转型期报告文学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它越来越走向独立。政治热情、政策期待、政党意识在80年代报告文学中的表现过于明显，过于浓厚，这对文学创作未必有利。90年代的报告文学更多地依靠作家自己，因此也更加成熟。创作需要独立性，理论也需要独立性，否则就无所谓创新。他的发言有理有据，切中要害，激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
转型期伊始，以《哥德巴赫猜想》为起点，中国报告文学界开始了“哭诉式”和“清算式”的宣泄，将批判的锋芒投向了历史、文革、前辈和他者，如《南京大屠杀》、《历史沉思录》、《命运》、《线》、《正气歌》、《玉碎》、《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一个冬天的神话》、《划破夜幕的陨星》、《美丽与悲怆》、《胡杨泪》等。继起的是所谓“解放”文学，俗称改革文学。此类文本既有“哭诉”后的放松，又不乏“重新开始”的信心，如《三门李轶闻》、《船长》、《中年颂》、《希望在人间》、《希望在燃烧》、《原野在呼唤》、《励精图治》、《省委第一书记》、《热流》、《南方大厦》、《在大时代的弯弓上》、《她在丛中笑》、《中国的回声》、《中国农民大趋势》、《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等。这类作品，从历史的沉思状态中苏醒过来，现实性与时代感更强，但还很难说是本原意义上的批判性报告文学，它们注定是转型期报告文学创作的过渡形态。
真理总是自含的，而不是人为任命的。一阵轻松的歌颂之后，部分具有历史理性精神和强烈人文情怀的报告文学作家开始了回归与启蒙的努力。所谓回归，即恢复报告文学的批判本性；至于启蒙，当然是指以现代意识达成的自审式发现。
这种自审式发现，在转型期特别是90年代报告文学文本中有着更为充分的体现。这不仅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较为开明的政治氛围，而且与新生代报告文学新锐的快速成长不无关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具有批判意识的报告文学作家并非都是名家，也未必需要大师。通常是，斜刺里冲出一位“好汉”，冷不防就爆出了文坛热点。刘宾雁、苏晓康、卢跃刚、赵瑜等作家作品之所受到更大的关注，就与他们的独立精神和自审意识密切相关。这与诗人、小说家的所谓“十年磨一剑”有着很大不同。正因为如此，许多具有道德良知的记者和初出茅庐的无名、未名作家所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可能更能吸引和震撼读者。他们牛犊初生，较少顾忌，不事雕饰，多有锋芒，所写作品不仅洋溢着鲜活的生活气息，跳动着滚烫的时代脉搏，而且大多拥有文体上的自洽性，亦即更多地代表着报告文学的天性。
尽管我们将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批判理路描述为由“审父”到自审的掘进，但实际情形可能要复杂得多。不管怎样，人民意识和作家良知是达成报告文学批判性品格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只要社会还存在着不平与阴暗，报告文学便会发出正义的回声。《中国的“小皇帝”》、《世界大串联》、《阴阳大裂变》、《路的呼喊》、《1987：生存空间》、《沉重的车站钟声》、《丐帮漂流记》、《钱，权力的魔方》、《警报：共和国经济忧思录》、《世界第一村》、《西部的倾诉》等一批“问题报告文学”，立足时代，直面问题，以参与、治理的应对姿态，对各种重大社会问题作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生态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理性透视，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学理性。《人妖之间》、《A号大案》、《中国拒绝红灯区》、《江城打黑》、《死罪难逃》、《追捕世纪杀人恶魔》、《未扶正的反贪局长》、《走向刑场的副省长》等报告文学以及《中国“打拐”大案纪实》、《廉署档案》、《法与“法”的较量》、《财富与人性》等纪实性作品，以民众普遍关心的反腐除黑为己任，同样拥有显著的社会警示力量。因此，“开掘报告文学的思想意蕴，致力于强化思想的穿透力，进行广泛而深层的社会学思考，从而使报告文学既具有提供信息的新闻价值，又凸现研究社会、解决问题的认识价值。从某种角度上讲，正是这种深层的社会学思考及因此种思考带来的学术化、科学化报告等倾向，使得‘问题报告文学’‘新闻本质’的‘回归’不是原地踏步和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否定之否定’。”[4]
从广义的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转型期批判性报告文学的批判意识及据此而来的批判理路应该是社会的平民理念与边缘性文化情绪相碰撞的文学结晶。本原性的现实立场以及对于广场性民间意志的寻求与靠拢，使得报告文学这一复合文体较其他文学样式多了些热烈的情怀、挑剔的眼光、申诉的力量和启蒙的意味。就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而言，它往往不屑于皈依或趋同主流意识形态或公众的庸俗经验，而是常常执着于怀疑与挑战。德国学者
事实正是如此。“在纷繁、生动、快速的社会现实面前，过于精致的诗歌难承重担，虚构的小说因与生活与生俱来的距离感而难挽留读者，清风明月、亭台楼榭、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睡美人’式的散文已合不上前行的节拍，剧本和舞台因延续程序长、制作成本高而大逊风骚，具有批判意味的报告文学俏走文坛已不是神话。”[6] 诗人于坚批评转型期诗歌与小说创作的意见尽管不无偏激，但从接受学观点来看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他看来，“90年代在诗歌中冒出来的基本上只是一堆平庸的鹦鹉学舌的水泡”；“我一向对我国的当代小说不以为然，我有过多次因好奇而使智慧自取其辱的经验”。[7] 在这种情形之下，更多的人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报告文学。
我们不得不承认，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因生活的速动和反映社情民意的快捷性而备显繁荣。据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的统计，1993年发表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为1259篇，5年后的1998年增至1315篇。报告文学如此，具有报告色彩的纪实性作品也你追我赶，毫不逊色。根据张平的《抉择》改编而成的电影《生死抉择》之所以轰动全国，也是因为它较好地反映了反腐民意。导演于本正说得好，电影选择人民，人民就会选择电影。同理，正因为批判性报告文学更多地应和着人民的心声，人民才更加期待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当然，表面看来，90年代至今的报告文学相对沉寂。究其原因，虽然不乏国家意识形态的某些潜在影响，但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金钱意识的诱导、语言拜物教的作祟以及读者大众对于影视、网络艺术的移情别恋。无论如何，“遵命文学”虽不可取，“明星文学”与“广告文学”尤败胃口。难怪范培松批评说，“90年代的经济迅速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也销蚀了人们的灵魂，道德沦丧、唯利是图、人欲横流，导致90年代初期中期，金元新闻猖獗……于是，不管是写过报告文学的还是没有写过报告文学的统统粉墨登场，报告文学成了摇钱树”。[8] 他的判断可能不免绝对，甚至有些尖刻，但对未来时态的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显然不失为善意的醒世明言。希望有志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冲浪者”能够固守人文主义精神和批判现实主义理念，勇于并善于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庸俗趣味，以必需的引领心怀和必要的个人智慧来把住报告文学的“根”。
由“边缘”到中心的参与路向
以“审父”到自审的批判理路为逻辑铺垫，转型期报告文学在参与生活层面总体上表现出由“边缘”到中心的积极进取姿态。所以说，“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崛起于文坛，威风八面，风韵独具。最根本之点，就在于报告文学创作非常有力地参与了改革生活的现实，并给予现实的改革开放生活以积极的反映与影响。”[9]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参与理路明显受制于作家的即时在场意识。这种在场意识包括两重基本内涵：一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在场身份，二是作家的现场参与或亲历程度。
关于社会生活的真实身份对于文学创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前就作了精辟论述：“人民生活中本身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初、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0] 对于上述“真实的”社会生活，“要赋予一个艺术的形式，有许多的手段。但最轻便、最直接、最迅速的，要算‘报告文学’的方法。”[11] 如此说来，报告文学在大时代的繁荣及其在读者方面的受宠便有其实践上的必然性与理论上的合理性。
转型期的经济策动及由此而来的财富意识的普遍增强，使公众变得空前务实。这样的时代语境逼迫着越来越多的无法闲适的作家走向“田野”，亲临“现场”，参与“过程”，真实地传达所见所闻与真情实感。我们不妨将这种操作机制下的书写称之为“亲历性报告文学”。这类作品至少可以保证两种真实——事项真实和情感真实——亦即体验真实的实现，这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钱钢、贾鲁生、赵瑜、梅洁等作家都有很好的亲历性报告文学作品，如《唐山大地震》、《丐帮漂流记》、《马家军调查》、《创世纪情愫》等。理论界时常谈及报告文学创作的“底线”问题，事实上，亲历事项现场应该是最起码的底线，因为诸如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批判性乃至选材的独特性这些每每争论不休的最基本的文体品格都可由此得到解决。王宗仁自1958年入伍踏上“世界屋脊”至今，痴心不改，壮志凌云，默默无闻地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作品。他的长篇报告文学《苍茫青藏》日前获第四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32万字的中篇系列报告文学“青藏风景线”分别在《当代》、《十月》、《昆仑》、《长城》等大型杂志上发表，反响良好。他坚定地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只有处于激情澎湃的状态才可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而激情源于生活激流，远离生活的作家是难以栽培出激情的。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这类扎根生活、认真观察、仔细谛听、埋头写作的普通报告文学作家大有人在，他们才是真正的超功利主义者。正是从他们身上及其作品中，我们才真正领悟了“美是生活”的经典命题。
长时间的阅读实践表明，报告文学作家确实应该拥有较其他文体作家更强烈的读者观念和效果意识。这也是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题中应有之义。“报告文学对社会人生的参与功能，使得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躲开对生活的介入。当作家处于这种不可回避的境地的时候，中庸的选择即已消失，他势必要不断地对事件、人物、矛盾和斗争作出自己的认识和评判。”[12] 约翰·里德写作《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态度值得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学习借鉴——“在本书的取材方面，我务必限定我自己只使用那些我所亲身观察到的、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实录，以及那些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真实的记载”。[13] 由此出发，我们也很有必要重新检讨“史志性报告文学”的种属身份，以免混淆历史小说与报告文学的界限。
与此同时，报告文学的在场性还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感同身受的接受意愿和审美认同。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的转型期，广大受众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从诗歌、小说、剧本中去寻求田园牧歌式的情调，甚至很难有时间和心情去欣赏诸如《西游记》、《聊斋志异》中高度理想化的浪漫故事。当此之时，以真实性、亲历性、体验性见长的报告文学更容易满足读者大众的审美期待。诚如李炳银所说，“在今天的文学环境中，报告文学无疑是最直接、最深入、最具体地同现实社会生活发生联系的创作了。在其他文学创作日益和社会人生的现实状态有所间隔和疏离的时候，报告文学可能是人们通过文学作品认识和感受社会生活的唯一渠道了。”[14] 据刘宾雁回忆，《人妖之间》发表以后，“我受到除西藏以外全国所有省区读者的大量来信，几乎一致反映，这篇东西在那里引起了震动。”[15] 报告文学显著的社会绩效由此可见一斑。
不难断定，新世纪的读者将更为关注现实生活和周边环境，自然也希望在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艺术方式中更多地看到自己和周围人的身影，了解刚刚发生的事项及其深度剖析，获取对于普遍性社会问题或重大社会事件的全息性呈现和到位的解释，以促发生存主体对于生活现状、生存质量及其根源的既具理性又富诗意的文化欲念。因此，未来的读者将不再满足于脱离或远离现实生活十万八千里的虚构型写作路径，希望作家更多地展示绚烂多姿、且喜且悲、或优美或壮丽的真实生活图景，希望作品在现实生活的背景中摄取多样化的鲜活人物的丰赡镜头，希望作品中的形象像你像他也像我，是你中有我、他中有我的血肉丰满、可触可摸的性格，以求完整、全面、立体地察知现实风景。[16] 因此，“真正的Reportage，即使从现场的这一点讲，也是应该以我们现在住着的社会环境为材料，而叙述与我们自身有关系的生活和社会机构的。”[17] 京九铁路、港澳回归、三峡工程、西部开发、申奥成功、入盟WTO、伊拉克战争及正在进行的大规模“防典”等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事项，都已经或必将在我们的报告文学中得到反映。
放眼全球，肇始于上个世纪中后期的“新新闻主义”写作路线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新新闻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是人本位及个性珍重，以此对抗高度工业化时代的非人格化、平庸化、依附性和伦理上的自私性。由文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人的现实生存得到极大关注，创作者的个性意识得到应有的张扬。这一点，既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有别于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主义，它以亲临现场和深度参与为艺术建构的最高起点，以表现对象的关人关己属性为最高价值追求，以求给周边人的生存图式提供有用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意称报告文学为“非虚构文学”。
由征服到守护的调解路向
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时代的强势迈进，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见突显，人类生存的家园话题随之被摆上桌面。可以断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误读的今天，毅然决然地以宇宙或地球意识来观照我们的生存现状，以善待的心情来调解日趋紧张的天人关系，显然不失为明智之举。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18] 这为我们的守护行动指明了方向。
其实，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恩格斯早就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9] 可见，人与自然的最佳关系状态在于“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论述及“人化自然”的命题也包含着极其宝贵的调解思想。
然而，长期以来，人类并未真正认识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首先表现为常常自命为自然的征服者。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人民还天真地习惯于战天斗地，生态观念也远未成为作家们的普遍共识。如此说来，我们确实有必要认清事态的严重性，并从根本上摈弃过去那种以征服、索取、掠夺为目的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企图，勇敢地承担起守护和调理的责任，切实有效地建立健全生态伦理学、地球社会学和环境保护学的学理与实践机制。
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构成复杂的多面矛盾体，诸如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疾病蔓延、灾害频仍等。据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联合编制的20世纪末《世界资源报告》显示，世界人口已达到60亿，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至80～120亿，且增长率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因人口增长及分配失调，仍有8亿左右的居民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全球性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缺乏的国家；森林砍伐及火灾有增无减；现代工业经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依然过量，人均年消耗量在45～85吨之间；全球能源利用自70年代以来增长70%，今后15年每年还将以2%的速度增长，从而使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今天增加50%，臭氧层被严重破坏；全球将近58%的珊瑚礁和34%的鱼类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报告指出，“首先，自然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涉及到整个自然景观。由于森林砍伐、农业用地的扩张以及城镇发展带来的这样大规模的景观变化，在今后几十年内可能会左右陆地生态系统的自然条件和范围”；“第二，这些景观层次变化的规模和工农业活动不断增加的强度正引发全球系统和循环的各种变化，如支持生态系统功能的大气圈和氮循环”；“第三，各个方面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正很快达到一个关键的程度，它可能加速物种数量和分布以及生态系统功能的广泛变化”。[20] 这说明，人类确实生活在索取、享受、丢弃、速生速朽的时尚之中。因此，专家提醒，人类必须对环境破坏付出代价——健康、舒适、生产率。毫无疑问，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生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瓶颈”。
就中国而言，生态境况可能是更为沉重的话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在深入调查后将我国的生态现状概括为：先天不足，并非优越，人为破坏，后天失调；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质量每况愈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为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近年来，我国的强沙尘暴逐年攀升，泥雨酸雨面积不断扩大，内陆水质污染日趋严重，沿海赤潮有增无减。资料显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等七大水系均程度不同地遭受污染。另据368个近海监测点的综合信息，1999年我国近海以劣四类和二类海水为主，主要污染成分为无机氮与活性磷酸盐，部分海域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超标，局部海域重金属铅超标。大气污染形势严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TSP）和二氧化硫（煤烟和汽车尾气）。噪声污染不容小视，1999年，从212个城市交通噪声监测点传来下述数据——重度污染占5.2%，中度污染占8.5%，轻度污染为27.3%。当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亿吨（其中，排放量为3881万吨），危险废物产生量为1015.5万吨。我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新生儿中，约有35万缺陷儿，其中的20%与环境污染有关。土地方面，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84.
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势，转型期的中国报告文学率先转变观念，逐步由征服者的非理性意识形态转向守护者的价值立场，并以文学方式发出“救救环境”、“保护地球”的正义呐喊。这方面，《淮河的警告》、《水患中国》、《只有一条长江》、《长江传》、《走遍黄河》、《“帝国时代”的黄河》、《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告别伐木时代》、《超载的土地》、《西部在移民》、《别让地球再流泪》、《善待家园》等报告文本已经承载了生态启蒙的使命。它们以珍爱自然、保护环境、善待生命为主题，筑起了生态报告文学的亮丽风景。生态报告文学专业户徐刚长时间深入到长江、黄河源头进行艰苦的实地考察，写出了文化生态报告文学《长江传》，较好地揭示了长江文明及其所面临的危机。
至于健康的现代生命理念的艺术张扬，日本《小鸭子的故事》就很值得我们关注。这部由记者追踪采访达一年之久制作完成的报告电视，真实而富有情趣地再现了东京闹市区某人造池塘来了几只野鸭并奇迹般孵出12只小鸭的故事——当它们大摇大摆地光临皇家护城河时，市民们纷纷让道，像接待贵宾般予以呵护。在此，作者艺术表现的着力点不在野鸭，而是善待野鸭的市民。旨在告诫人们，保持生态平衡的关键在于唤醒人的自觉。所以，从生态哲学意义上说，“生态本来就是网络状关系性存在，是不同因素和物种的一种有利于生命生成的结构状态。如果说生态气象是结果，那么造成生态气象的原因就在于秩序。正是由于生态秩序的合理，生命才能维持，才能进化，才有自然向人的生成，也才有人类生机的深层保障。”[22]
与平等地对待自然、与自然及周边生灵和谐共处相关，有效防止人类中心话语权被滥用、盗用可能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课题。因为，“人作为现实主体，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始终居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因此，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如果撇开主体而就环境论环境，发现什么问题就去治理什么问题，那就必将陷于捉襟见肘的恶性循环之中。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要不断发展主体的素质和能力，并且辅之以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以保证主体能力的正确发挥而不至于被滥用、无用。”[23] 这种主体提升和“零污染”追求可谓切中要害。转型期的生态报告文学恰恰将“生态秩序”的重建作为了价值目标。这要求首先对人自身进行改造——彻底放弃征服者的身份霸权，将自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
退一步讲，即使在考虑人类的必要利害时，也不应以暂时的、局部的利益来代替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当然还要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集团主义功利欲求。所以又有人说，“导致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只把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都没有真正把全人类的利益当作其行为的指针。许多人还深陷在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的泥潭中……还在奉行着‘生态帝国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的政策，或为维护既得的发展利益而把那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直接把第三世界当作垃圾处理场，或只片面强调欠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无视后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24] 由此看来，任何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书写都必须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的民族、集团利己主义，趋归开明的“天人合一”理念，走“绿色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唯其如此，才能保证文学创作的生态情怀，生态报告文学才有望向纵深拓展。
由聚焦到散点的叙事路向
大众时代促成平民意识的普遍增强和英雄观念的拆解，报告文学也开始由人物报告向事件报告转进。这势必造成由聚焦到散点的叙事策略上的调整。
大时代的广角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散点视线，一改过去聚焦伟人、英雄、主流的单一维度，充分调用各种必要的艺术表现手段，立体展现，多向透视，随物赋形，因而更能展现神州大变革的风云图卷。此种叙事选择已经成为转型期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概略说来，报告文学领域里的散点式写作路线追求表现对象的前台性和景深感，拒斥表达上的暧昧性和扁平化，比较尊重平民意愿和公共经验，推崇散点式全景观照，显示出全球化时代的别一种风范与大度，因此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与80年代比较，90年代报告文学在中央关于‘在多样化中突出主旋律’的方针指导下，注意调整了歌颂与暴露、‘报告’与‘文学’以及真实性与倾向性之间的关系和比例，在继承和发展其批判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同时注意了态度的客观、冷静与从容不迫，在继承和发展其宏观综合式的同时注意了向‘文学是人学’的本体回归，在继承和发展以改革开放为总主题的同时注意了继续向题材的广度与深度进军。”[25] 这说明，90年代报告文学在叙事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上较80年代自觉和成熟。与此相左，也有人认为报告文学在转型期的繁荣是病态的繁荣，进而指认90年代的报告文学客观上存在着投机心理和严重的艺术滑坡现象，长此以往，“报告”和“文学”将一同完结。这种看法可能切中前述明星传记、“广告文学”的某些时弊，但从根本上讲是对报告文学文体属性的误认，起码，它忽视了报告文学显著的开放和包容特征。
实际上，“报告文学家可以用种种方法去接近他的创作，甚至是极端相反的方法。他可以把外部世界当作并不拟人化的东西，他也可以把较外层的世界当作述说他自己的内心生活的手段，他可以写下一切来到他心头的东西，他可以选择而且结合它们。”[26] 可见，报告文学可以而且应该拥有十分广阔的伸展空间。生硬地以小说的叙事维度来衡量报告文学，只会掩盖报告文学的“报告”特质，阻碍报告文学的原生性陈述。
譬如，以倾向性表现而言，小说艺术强调寓倾向性于文学化的叙述、描写之中，而不要把它特别指点出来。与此相反，报告文学的魅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倾向性表现的明晰性和战斗性，它追求旗帜鲜明地宣播真理，伸张正义，鞭挞时弊，表达对公正、良知、道义、和平、幸福的真诚向往和热烈追求。再如，小说的力量还在于艺术典型的塑造，报告文学虽然不乏“包身工”、张志新、陈景润、孔繁森、吴天祥之类的典型，但要在转型期报告文学中大批量地搜索出如小说艺术那样的典型来，恐怕还比较困难，因为现代形态的报告文学已经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宿命”。换言之，要在转型期的宏大背景下呈现民族、人类的多样生存与沉重步履，一个主人公或一家人的命运显然不能满足“时代报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显然不能轻易地与小说、室内剧、贺岁片同流，而应该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之塔，离开书斋和沙龙，深入到广阔生活的原野，去感知现代社会的复杂变动。这就势必突破狭隘的个人抒情，用快节奏、深色调和流动的叙事风格来展现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社会全景。
比较而言，集合（纳）式报告文学因其散点性和全景性堪称此期报告文本的典范，如《中国的“小皇帝”》、《阴阳大裂变》、《唐山大地震》、《神州大动脉》、《神州大拼搏》、《神圣忧思录》、《中国农村大写意》、《中国人才大流动》、《中国863》、《解读韩寒》等。上述作品“从不同视角进行描述、分析和思考，剖析全面转型给中国现实与民众带来的多方面的巨大精神震荡，它以质朴的语言，丰沛的情感，写实纪真的手法表现人生、观照社会，因此它更贴近大众，也更能为求索的人们所接受”。[27] 《神州大动脉》从1876年中国出现第一条铁路开始写起，时间跨度达120年。《中国农村大写意》涉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安徽凤阳，江苏华西，北京窦店，山西大寨，河南刘庄、兰考，陕西延安，广东顺德，湖南安乡，天津大邱庄等，空间感广阔。陈祖芬发表于80年代中期的“城市与人”系列报告文学则从不同侧面集束式地反映了城市经济改革进程——《挑战与机会》、《全方位跃动》、《性格化与现代化》、《一个问题的几个答案》和《理论狂人》，艺术和社会效果都比较理想。“集合式报告文学因为是大量丰富的同类材料的集合，所以作品的客观性、资料性、文献性、信息量也大大加强了。这就在更高层次上强化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报告性，同时也在最大限度上满足了现代社会读者多种视听的审美心理需求。”[28]
就转型期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总体价值取向而言，集合性散点叙事更能发挥作品“社会观察家”的效能，因而业已成为世纪之交报告文学的写作主流。四川人民出版社精心打造的何建明报告文学“套餐”——“教育三部曲”（《落泪是金》、《高考报告》、《恐惧无爱》）以及“国事系列”（《警卫领袖》、《国家日记》、《秘密档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哈佛女孩刘亦婷》、《北大成功之路》、《教子走进清华园》、《请你这样教育我——清华北大人大十省高考状
访谈式（俗称口述实录体）报告文学在转型期的走俏也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报告文学叙事体式的空前自主性。科技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继《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中国863》、《国家大事》、《寻找“北京人”》之后，近期又推出“李鸣生专访系列”之一——《与智者聊天》，主要采写对象为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翻译家冯亦代、“光学之父”王大珩。祖丁远的“作家系列访谈录”——《作家风云》也于日前出版，计访王火、王安忆、程乃姗、罗洪、茹志娟、林非、肖凤、刘绍棠、黄钢等16位知名作家，同样具有散点式集纳效果。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北京人》、《一百个人的十年》、《九十九个农民说人生》、《洗礼岁月》、《婚内婚外》、《绝对隐私》、《无罪流放》、《全国最优考生家长访谈录》等。不独中国，西方也吹“访谈风”。据悉，2000年，俄罗斯《生意人》报社的三名记者对普京总统作了6次访谈，结集为访谈式报告文学《头号人物：普京访谈录》，颇为畅销。这大概是个不无暗示性的信号。
就具体的叙事手法而言，转型期的报告文学表现出“转益多师”的接纳胸怀。可以认为，一切有利于摹写大时代洪流的方式方法都被派上用场，甚至大胆引进档案、书信、日记、卡片资料和口语、俚语、阻隔、跳跃、影视蒙太奇等特殊手段写人记事，从而创造出更为灵动、丰富，更具现代情致和时代底蕴的报告文本。所以尹均生说，此期报告文学的“语态、语式、语调、语意呈现变化多样和内涵蕴蓄的特点”。[29] 与此相关，转型期报告文学的结构也日趋丰富多彩，一改往日单一的纵向结构，出现了横式结构、连环式结构、包孕式结构、卡片式结构、桔瓣式结构等。而且，叙述体式也出现了诸多新变——除传统的报刊报告、广播报告外，近年又开辟了电影报告、电视报告、网络报告等新型样态，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表现手段，拓展了报告文学的生存空间。
总之，转型期的中国报告文学以其较为自觉的批判意识和富有深度的参与精神划定了文体范围和审美权力，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并以发散性叙事方式找到了打破文坛僵局的可行性路径。这也是文体自身生长的必由之路，因为，“文学艺术就是要确定自己的审美权力地位及控制范围……须在其他意识门类面前显示自己的意识强势，只有既敢于对内扩张，又敢于向政治权力意识、道德权力意识、经济权力意识、法律权力意识、宗教权力意识挑战，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才会有自己独立而合法的地位”。[30]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转型期的中国报告文学已经摆脱了所谓“新闻＋文学”的二合一模式，打破常规，多元掘进，较少形式主义羁绊。这说明，正是因为生活本身的富足和作家心灵的相对自由，才促成了报告文学叙事意识的自觉。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转型期报告文学的写作是“失范”的。这多少与此期或浓或淡的后现代氛围有关。“对于后现代主义情境，意识形态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后现代主义不承认任何精神上的优先权，不承认作为至高等级的神。”[31]
由一元到多维的传播路向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趋势显著加速。环顾四周，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文学艺术新闻化、新闻格式艺术化、新闻与文学高度互赖的信息时代。也就是说，相对于新闻而言，读者从报告文学中“兼听”了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读者又可从中超值性地获取新闻。在这种语境下，文学的新闻功能、交流功能、传播功能被空前强化，报告文学借此实现了传播路向由一元到多维乃至万维（WWW）的革命性转变。
任何传播行为都有一个编码、发码、受码、解码的过程。承此，转型期中国报告文学传播路向的拓展主要受制于三大因素：一是全球化语境的召唤，二是传播方式的约定，三是受众趣味的拉动。
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表征便是信息效能的极大化及空间屏蔽的最小化。“日趋明显的是，全球化正逐步取代早期的现代性话语而成为一种范式和社会想象。这种新的范式在一些重要方面与现代化有着显著的不同，尤其是它抛弃了贯串后者的时空目的论。它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承认，虽然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是全球化的条件，但全球的未来不再需要步欧美现代化模式的后尘。”[32]
尽管各民族本土文化的内质具有特殊的传统规定性，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化传播路径却可以而且应该彼此敞开。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语境中，“更为开放的全球市场和更加快捷的交通运输与通讯系统应当更加削弱地理位置在竞争中的作用。”[33] 与此相关，“既然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空间被打破，民族文化边界被消解，那么，文化传承就必须正视和积极参与国际性交流。这已不是什么选择，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民族文化只有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才能使自己得以保存和发展，否则必然被历史所淘汰；民族文化只有在国际交流中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成果，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从而在多元文化的较量中站稳脚跟，得以延续；民族文化也只有在积极参与世界文明与人类文化的整体建设中，才能突显自己的价值，取得应有的地位。”[34]
毫无疑问，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受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方式出现了醒目的改观。受全球大气候和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双重影响，80年代伊始，继传统的报纸杂志传播、广播电话传播之后，我国逐步形成以电视图像传播和网络多媒体传播为主的新格局，从而为读图时代的报告文学创作设置了放飞的“风筝”。
但凡视力正常的人，都不会否认传播方式带给报告文学的直接实惠。有关早期报告文学的媒介生成，巴克早就说得十分明白：“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要给读者以新闻（News），读者在他进早餐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世界动态记录的日志，他要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何发生和如何发生等。”[35] 直到1958年，著名传播学家诺顿·朗还坚持认为，“在某种意义看来，报纸是形成所在此议题的最主要的提议者，它在决定大多数人将要谈论什么，大多数人对事实会有什么看法，以及大多数人对处理面对的问题会有什么想法起着重要作用。”[36] 如此说来，完整意义上的传播活动须同时具备下述职能——提出重要社会议题、传达给大多数社会公众、引导公众的信息消费。这些职能，只有深度报道和先天性具有新闻特质的报告文学才能同时拥有。因此，在文学领域内，报告文学的传播机理更值得我们深入和优先研究。
然而，现在的情形完全有别于以前。报告文学在经历了传统的报刊型一元传播之后，广播、影视等传播理路也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建立在后现代电子传媒基础上的互动传播已经走进我们的艺术领域。它是以电脑为主体，以多媒体为辅助的多功能信息传播系统。借此契机，转型期特别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报告文学插上了“第四传媒”的翅膀，由此形成的网络传播以鲜明的独立意识、平等意识和对话意识“笑傲”文坛。尤其是量子电脑的开发利用，使得报告文学的即时传播成为可能。量子电脑依据原子所具有的量子特性进行信息处理，其运算能力比目前以微型晶体管电路为基础的传统计算机快数亿倍。
受众趣味的当下形态，便是向真实性、生存化方向的贴近。这无疑拉动和刺激着报告文学作家以及准作家、潜作家们新的创造热情。有关读者最新需求状况的调查资料显示，“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报告文学也投以较深情的关注。在所列的9种文学体裁中喜爱报告文学的人数占总数的37.4%……。另外，从社会各阶层读者对报告文学的喜爱程度看，有49.8%的科技人员选择了报告文学，居各阶层读者比例之首。从中可以看出，科技人员、教师、工人中喜爱报告文学的比例超过其他文学体裁的比例。”[37]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例还在攀升。
通常，我们习惯于将语言文字理解为报告文学的基本信息载体，所以，报告文学理所当然地具有鲜明的语符性。又因为它追求以仿真性思维来结构介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间的“第三真实”，因而报告文学文体的“文告”特征十分突出。作者在调查、采集、提炼、积存乃至发送特定的文告信息时，无论采用何种先进的辅助形式，总要将目之所触、耳之所闻、身之所处、情之所动的生活事项加工转换为相关的艺术语码，即可被读者接受的信息源。读者在接受特定报告文学文本的语码信息时，自然会按照通用阅读规则及个体趣味破译、重组语码，其中，必然联系到读者自身既定的人生况味和阅读经验，并通过看似合理的联想与想象进行文本过滤或扩张，以期在客观上“还原”而在主观上重塑文本能指背后的所指世界。当然，在组码与解码的矛盾运动中，由于读者情感与想象的参与，所以能够体验到远非虚构文学可比的参与性创造的喜悦。
在上述传播机制的宏观调控之下，转型期的报告文学与时俱进，努力改善传播媒质，改进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优化传播功能，扩大传播影响，并业已取得显著实效。
首先，传播媒介趋向多维。在传统声音和文字媒介的基础上，电子传播的巨大潜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这里的电子传播主要指广播影视与网络传播以及来势凶猛的数字化潮流。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与《未来时速》、杰克·马丁的《数字化经济》、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等著作，已无可争辩地宣告了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趋势大大焕发了传统媒体的生命活力，并将有力地推动跨媒体传播。这为“电子报告文学”的迅猛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譬如，我国的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已分别达到91.5%和92.5%。新华社每天以10种文字发布新闻，日均200万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43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日播出时间达211小时，覆盖全球所有地区。中央电视台可覆盖全球98%的地区，收视人口近11亿。此外，还有人民网、新华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中国日报网、中国网、中青网、千龙网、东方网及其他众多综合性网站。不难预期，报告文学一旦打入上述媒介，整个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格局将为之一变。有关人士透露，新世纪头10年，我国广播影视事业将实现“两化”、“三系统”和“一平台”——即广播、影视数字化、网络化；组建无线广播覆盖与实验系统、广播影视数字传输与直播相结合的卫星系统、广播电视监测系统；建立数字广播影视节目平台。这样，未来的“数字式广播将向人们提供音质更纯、接受效果更稳定的高保真、立体声无线广播。数字式收音机将集收音与微型文字、影像显示屏幕于一体。网上实时广播将根本改变传统广播的地域性、时限性和单向性的限制，使广播具有了过去难得具有的全球性、实时性和交互性”[38]，未来的电视也将实现大屏幕、高清晰度和多频道、智能化、互动式。以此为依托，网络传播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执掌舵主之位——这是以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络行为，具有显著的全球性、快捷性、复合性、交互性和超文本链接性。总之，数字化跨媒体网络传播将为平民百姓提供具有艺术美感的新闻享受和物美价廉的信息服务，这就是未来报告文学的媒体前景。
其次，传播方式走向多元。受新型传播媒介的规定，转型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有明显改进。具体说来，新型传播方式突破了过往口语、纸质和单纯型声音媒介时代的自我宣泄性的自向传播、人际之间近距离的他向传播和族群间低层次的交叉传播，开始迈入多元化跨文化、跨媒体、超文本、多终端的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的传播理念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形式，属媒体形象竞争的高层次，同时也是传媒市场经营的催化剂。”[39] 网络传播便是大众传播的集中体现。如前所述，这是一种多对多的交互式超级勾通，作家的写作空间和读者的阐释域空前扩张，双方的身份可以兼容或互换，并且享有以匿名方式发布和重构文本的权力，因而人的话语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置身于“网话”语境之中，我们既是发言人，又是受话的选择者，“不仅可以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布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40] 报告文学的泛参与特征和无名作家“准入制”正好适应了大众传播环境，因此，大力发展具有新闻性、时效性、对话性的网络化大众报告文学可谓正当其时。
再次，传播内容不断丰盛，传播功能日益加强，传播效益日见突显。过去认为，报告文学适合于反映重大社会事项和时代精英人物，因而一度出现了文体上的“贵族化”倾向。转型期以来，平民意识和大众趣味得到尊重，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成为时尚。“当今世界，信息是最有力量最赚钱的商品，正如铁路推动了19世纪的交通革命，传媒正在勾画着我们的未来。”[41] 事实表明，传媒业已成为我国第四大支柱产业，借此，我们更容易将国家意识形态、现实重大新闻、周边生活细节、个人喜怒哀乐等即时性地纳入到报告文本之中，从而构成文化宽播与艺术窄播彼此宽容、互为补充的繁盛局面。同时，因为大众时代网络方式的介入，报告文学的求知、教益、守望、监控、干预、审美、娱乐等传播功能超过其他任何文体，电子报告文学正在并将继续以其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超文本力量“改写”我们的生活。21世纪，人们对文学化新闻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以网络为基础的多媒体平台也必将为报告文学的新发展提供更为广阔同时也更为有力的再生空间和技术支持。
“的确，跨越了漫长的文字传播时代，迎来五光十色、喧嚣沸腾的广电传播时代，原本囿于狭隘地域分割而造成的讯息不通、交通不畅的情况被先进的电子传播技术一一克服，传播活动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隔阂，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消费需求”。[42] 电子文化正经管着人们的生活理念与艺术想象，因此，在这个文学新闻化、新闻娱乐化、娱乐电子化的“信息帝国”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自觉地成为该帝国的公民。唯有与以信息为核心的文化神权携手并进，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一片既自适又他适的双谐式精神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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