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老作家王蒙和80后作家张悦然，在一直走娱乐路线的湖南卫视进行了一场“对话”。王蒙批评80后作家在“躲避历史”，对他们的作品“没有昨天”感到很担忧，而张悦然则认为老作家的作品和历史靠得太紧，很难看到人格独立的作品（7月27日《京华时报》）。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两代作家的对话，似乎是针锋相对，然而我却感觉，他们的过招有点像京剧舞台上的“武打”——那也是刀枪对刀枪，剑戟对剑戟的，不过双方都知道这不是真打，是演给观众看的，所以虽然看上去招招致命，但实际上却都毫发无损。
王、张之争也是这样，无非是在对一个“伪问题”进行假打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作品和历史的远近，是由题材决定的，脱离了具体的题材谈论什么“躲避历史”或“和历史靠得太紧”，给人以不知所云的感觉。而且，作品的价值也不能根据其和历史的远近而定，这一点，王蒙自己的创作经历就可以作为例子：1956年，他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只有22岁，比今天的许多80后作家还年轻，但在这篇奠定了他本人在当代文学史地位的小说中，也没有什么“历史”。这篇小说在当年之所以引起了轰动，关键在于干预了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主题”。
看来，和一切武林高手一样，王蒙先生也是不愿意把自己成功的独门秘籍轻易示人的，因为他没有指出，80后作家的作品——也许是绝大多数当代作家的作品——最致命的问题并不在于“躲避历史”，而在于“躲避现实”。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多少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干预，更谈不上批判与反思了，而只有一些个人的闲愁野恨，抑或小资式的吟风弄月，或者竟像卢新华那样，从《伤痕》一路闪转腾挪到了《紫禁女》，除了个人欲望被压抑的痛苦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感觉了。
我感到很不解：中国晚近的三十年，可以说是一个市场化、商业化和资本原始积累快速扩张的时代，西方类似这样的时代，是一个涌现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时代，比如法国有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美国有马克.吐温和他的《镀金时代》，但在中国，除了深圳的曹征路的几篇短篇如《那儿》、《霓虹》外，似乎集体交了白卷。原上海首富周正毅的故事，我觉得比《人间喜剧》中的任何一个主角都精彩，但中国的《人间喜剧》在哪里呢？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认为王蒙老先生自己也是难辞其咎的。15年前，王蒙发表《躲避崇高》之后，一躲就躲得离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远远的，其他作家也紧随其后，一个比一个能躲，纷纷躲开宏大叙事躲开公共领域，或高蹈或琐屑，尽可能地写得神秘写得纯粹，完全不屑于关注思想和社会，只顾“自己和自己玩”。按当时的言说，是这样就可以进入“后现代”，结果如何呢？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进入“后现代”，反而回到了“原始社会”。诚如陈果在《榴莲飘飘》中所写的那样：“男的追，女的跑，按到地上搞一搞，——掀起了原始社会的性高潮。”
在老一代作家中，王蒙似乎是最喜欢和80后作家接触，也是对他们最为宽容的一个，就连有抄袭记录且拒不认错的郭敬明，王蒙也不介意介绍他入作协，还屈尊担任了他发起的“第一届文学之新全国新人选拔赛”的总顾问。以王蒙的资历和眼光，未必不能看出80后作家们的弱点究竟那里，但他为什么不愿意给他们一些有分量的忠告反而只是一味地迎合呢？有人说他说想通过谄媚文学新人来使自己免于寂寞，我对此并不同意，也不想做更多的猜测，只是希望80后作家们自己有一点辨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