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城市化运动
——城市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
关键词：城市化运动 心理与物资博弈 民族经济
从500年前英国的圈地运动与中国当前的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在上篇文章中，本人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就业与贫民窟为主题论述了城市化所给中国带来的冲击。
将近20年前，享誉国际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指出中国城市化的不可避免性。但是由于惯性甚至是主观上某些指导思想的坚持，张五常预计的大搬迁并未出现。城市化的倡导者认为，这并没有说明经济学家的预计不准确，而是人为遏制城市化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被推迟了。这个任务在今天被表述为：从整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仍然需要20年时间。
他们说，我们面临的现实没有变化，9亿农民还没有进城，9亿农民要进城。
让9亿农民进城已经成为公认的跨世纪的中国战略。
本人的主题是城市化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的分析。
一、城市化战略同时忽视了历史问题、现实问题与未来问题。
为了说明城市化的战略意义，有人算过如下一笔账：目前北京上海的人口密度均已达到或者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作为完成城市化后的最高标准。假设最后全国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为上海的一半，又假设我们的城市化率在达到72%之后开始减速，那么全国有大约10 亿人口进入城市，全部用地只有20万平方公里！即使我们人口密度平均按2500人/平方公里计算，40万平方公里就可以容纳10亿人。并去慨叹城市化可以节约多少土地！
在本人看来，这种算法同时忽视了历史问题、现实问题与未来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绝大部分人在解放前都生活在农村，城市里的人口密度也远远低于现在的水平，为什么现在的矛盾冲突更严重了？人类在广袤的农村生活的历史比在拥挤的城市中生活的历史悠久得多。
从现实的角度分析，有群居就会有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拉大了就会有消费水准不同，就会所带来心理的不平衡、就会树立以物质财富和及时享乐为成功的唯一标准。家人和乡亲随时在期盼着那些先行被城市化了的人取得为社会所公认的成就。当这一切难度逐渐加大甚至被现实的冷漠“打沉”的时候，奔忙于城市各个角落的人群内心的矛盾就会激化，激化了的矛盾直接就引发了以群居为基础的犯罪、不安全感与心理焦虑以及内心的恐惧同步提升。由此被城市化的人幸福指数远远低于尚未被城市化了的人。
假如我们是以幸福指数为终极目标，那么城市化就是缘木求鱼的做法。
当并非所有人都集中在城市中，幸福指数的对比就会显示出城市化的正确与否；而假如所有人都聚集在城市，那么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空间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等将都是很可怕的天文数字。从现实看未来，中国城市化带来了相当大的浪费，比如回家探亲的时间与费用，比如汽车与消费品的浪费。当我们在30年后再回首我们在城市化战略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我们是多么想让天下人都生活在衣食富足、其乐融融、平等相待的幸福社会中啊！但要做到精神与物质的双丰收就需要如下二者之一，或者是安贫乐道、或者就要从物质富足为基础的精神世界的提升。前者被证实是封闭而混沌的状态，而后者就势必导致市场化、资本化、物质化，以及对于物质的攀比。攀比之下出现欲壑难平以及“不患贫穷，患不公”的各种状况也是很简单的逻辑。
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化是中国从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的标志！
城市化就是对生活的包装，而不是对生活内涵的增加。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出现的那些矛盾与现象都会在大城市中出现。不仅如此，城市也成为战争与恐怖主义者首选的目标，一旦施以毁灭性的打击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在防卫与进攻之间的心理与物资博弈就会逐步升级，危险的隐患就会越来越难以想象。
因此，城市化运动下，一场大乱在所难免，在没有爆发大乱之前，都是隐患、恐慌与焦虑的升级。
二、城市化战略所取得的成就：
对城市化战略的执行，中国可谓“成就”显著。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建设的“大跃进”，造成城市建设用地急剧扩张，不仅导致良田面积明显减少，更造成失地农民迅速增加。近些年来，人们常说我国城市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这主要是指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加速。1949年建国之初，中国90%的人口都在农村，到1978年城镇人口比例仍不足18%，城市化率每年递增不到0.3%；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到2007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接近45%，这还不包括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年均递增接近1%。
1990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为26.4%，到2000年、2005年则分别增长到36.2%和43.0%，显示人口城市化呈明显加速发展态势。但如此之快的人口城市化仍被土地利用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所超越。据统计，1981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到2005年进一步增加到32520.7平方公里，25年间增长了3.4倍，增速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增长。
——城市化的进程就是农民的权利被剥夺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朝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过程。
农民不仅到远方的城市里去漂泊，生活在狭小的空间，心胸也随之变得狭小；同时也将全国解放所得到的土地让给了城市；他们拥有土地的时间仅仅30年，然后就由于集体所有制而失去了土地。在解放前的农民只种地，种地主的地或者做佃户；解放后农民不但土地，连房子都成为集体的，在房地产商品化的过程中，跟市民的差别依然是两个标准。连房子的权利都是两个标准。
——设想，在中国所有的农民都成为进城的农民、失去土地的农民之后，中国还有谁去种地打粮。搞不清楚到底中国的农民还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中国农民所失去的不仅是当下的短期利益，更将是长远的利益。甚至是全世界最大的骚乱。
我们不是在拒绝现代化，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并不是集约化的工业，不是向列强缴械，唯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马首是瞻，而是更有安全感、更高质量的教育机制，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遏制城市化，而是保留中国传统的根。
当中国的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和粮食，甚至没有了生产粮食的激情与积极性，而且工业被资本控制、房地产的产权成为可以任意买卖的标的，就土地房产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分配。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成就感的根基！
——在这之间推波助澜、翻云覆雨的，当然也包括在后面指手画脚的外资。
外资通过引诱房地产开发商上市，通过各种变通方式参股甚至收购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通过莫须有的贸易逆差得到推高人民币的口实，并通过外汇、知识产权保护、遏制倾销、垄断与政府补贴等方式阻断制造业的出口之路，同时通过向中国境内倾销“洋垃圾”的方式使得中国的制造业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并通过提高能源、食品、房地产价格等方式制造通货膨胀的“假象”，然后再利用政府以政局稳定为压倒性需求的心理，而提高劳动力成本，让中国的优秀企业都处于奄奄一息的生存边缘。更重要的是通过参股中国的银行与金融业而实现在整个金融系统的话语权与掌控权，让中国的中小企业时刻处于举目无亲的凄凉境地，在身陷泥沼最需要拉一把的时候，在久旱之后急需一场甘霖的时候，我们的银行居然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这个问题已经在六月中的文章《中国的银行为什么对中国的企业见死不救》有所论述。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民族经济都处于弹指而破的边缘，稍微有所投入都可以取得控制权。那么，扪心自问：那些在中国城市里的楼宇、那些在中国乡村的旅游与工业开发区里的厂房，还有多大比例是纯粹属于中国自己的呢——这个就成为相当微妙而敏感的问题。
任何政府（特别是中国）都是以稳定性为压倒一切的目标的，所以货币紧缩就成为必然选择，就成为资本猛虎口边的大餐，没有任何抵抗能力，能够苟延残喘就是最大的胜利了。
在WTO规则的指导下，服务业也从人才、市场、资本方面被控制，甚至思维方式与行业标准都难以避免地旁落，服务者与被服务者都早已换了面孔。
我们不会危言耸听地说中国人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都被转化，假如从进步的角度，能够扬弃自己那些阻碍发展的因素都是无可厚非的，但被改变意味着进步，则潜在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的东西已经成为过时甚至垃圾。这种逻辑下的民族与历史的虚无主义才是对中国最大的伤害。
贾春宝
2008年7月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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