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3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系统工程全面、持续地推进，反腐倡廉的话题也随之突显出来。作为此期最富活力的文体之一，报告文学一马当先，以《人妖之间》为开端，迅速带动了诸如《洪荒启示录》、《一枕铜官梦》、《紫红色的禁地》、《希望在燃烧》、《廉政风暴》、《泰山反贪风暴》、《毕竟东流去》、《无声的浩歌》、《检察官汤铁头》、《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钱，权力的魔方》、《失控的权力场》、《卖官鬻爵第一贪》、《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胡长清：崛起与沉沦》、《“岭南虎”的毁灭》、《惊天铁案》、《没有家园的灵魂》、《隐匿与搜查》、《黑脸》、《红与黑》、《对面坐着马向东》、《法与“法”的较量》、《天怒》、《天意》、《天恨》、《天使在作战》、《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为了国徽的庄严》等一批“反腐文告”的面世。我们将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称之为“反腐报告文学”。
就转型期反腐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流来看，它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以“战士”的姿态将新的历史条件下万民瞩目的腐败问题作为社会焦点予以关注，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显示出丰盈的实绩和矫治的功能，客观上起到了反腐倡廉、惩奸伐恶、击浊扬清、维护人间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历史前进的建构作用。本文拟就此期反腐报告文学的生成背景、精神诉求、矫治功能等现代文化向度略呈管见，以便为反腐报告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经验参照。
一、反腐报告文学的生成背景
反腐报告文学显然是报告文学作家们关于社会生活中各种腐败现象及其产生根源的文学观照。与其他题材类型的报告文学相比，读者大众似乎更为关心也更乐于接受反腐报告文学作品。细究起来，转型期反腐报告文学的兴起并自成一道风景决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社会改革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时期。由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转轨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缝隙，给意志薄弱、贪图享受、自私自利者以可乘之机。
文学如何适应新的改革语境，这是需要报告文学作家首先考虑的。歌颂改革开放固然重要，因为改革开放是转型期的时代主旋律。但问题在于，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几乎总是与腐败的强度及反腐的难度相联系的。这样，对业已存在的腐败现象要不要揭露和批判，就成为摆在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面前的无法回避的课题。是否敢于并善于揭示改革中的腐败问题，不仅受制于报告文学作家的思想高度、政治修养和批判勇气，而且需要相应理论水平、社会良知和表达智慧的支撑。没有这些前提条件的保障，反腐报告文学的写作将很容易“触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刘宾雁的《人妖之间》视为转型期改革背景下的第一篇反腐力作。关于这个作品的示范价值，李炳银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说：“刘宾雁复出之后，呈现给广大读者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人妖之间》，既是他过去创作风格的延续，也是报告文学思辨色彩及批判功能被接受的实践验证。它的成功不光表明了刘宾雁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才能，重要的还在于它打开了报告文学批判功能的禁区并有力地促进了这种作用的充分发挥。这之后，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作品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自觉地举起正义的旗帜，向一切丑恶的思想、势力、行为进击，在民族进步的路途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出现了祖慰的《啊！父老兄弟》、韩少华的《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乔迈的《三门李轶闻》、孟晓云的《胡杨泪》、麦天枢的《土地与土皇帝》、李延国和临青的《虎年通缉令》等等。”[1] 看来，人们已经把《人妖之间》定位为后来所说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开篇之作了。
显然，改革背景下的反腐防变是一个必然而沉重的话题，而报告文学率先突进这个话题，可谓“哪里有改革，哪里有腐败，哪里就有报告文学”。如果说《人妖之间》是最早反映转型期腐败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的话，那么，近年颇受读者关注和好评的《罪犯与检察官》、《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等作品无疑延续了早期反腐报告文学的血脉。这两个作品则是在我国改革事业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面世的，“其相同优势是作者运笔的独特定位和个性思考。前者选取了在审讯室里罪犯与检察官的斗智斗心为切入点，穷其笔力，把一个决计顽抗到底的大贪官与一个誓要令罪犯伏法的小检察官之间的心理较量，写得风云诡谲，撼人心魄。随着检察官的坚韧和攻心智慧渐占上风，大贪官的僵死心结渐趋瓦解，人性复苏，服膺正义，两个文学形象跃然纸上。而后者则对一个充满理想、生气勃勃的青年典范，如何在权欲、贪欲的歧途上渐行渐远，直至万劫不复的人生脉络做了细密的解析，以考证贪官蘖生的根基、养分、气候及生长的状态，力求破解腐败毒瘤深层的病理密码。”[2] 这些作品，并非改革主旋律的杂音，恰恰相反，它们以文学领域“医生”和“法官”的身份为改革大业保驾护航，从而使改革开放的协奏曲更为雄放、壮丽。
（二）生活转型背景
作为转型期的总体基调，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活的转型，而转型中的社会生活又直接成为了反腐报告文学的经验背景和表现对象。如此说来，改革既是一次观念嬗变，又是一种价值倡导，它使我国由传统的计划性保守型社会主义向现代的市场性开放型社会主义转进。
毫无疑问，改革首先是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其中，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公有制，与此相对应，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也同样呈现单一模式。这种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初期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不利于调动国家、集体、个人等一切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已经改变，劳动产品的单一分配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随着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劳动产品分配的多元形式也随之产生，个人不仅作为劳动者进入生产过程，而且还作为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进入生产过程。因此，劳动产品的分配既以劳动投入为尺度，也以生产要素投入为尺度。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从过去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3]
可见，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生活主体的思维方法、生产方式、分配原则、消费行为等方面的改变。特别是市场化时代造成了新的财富不均，贫富差距显著拉大，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心态平衡遭到破坏，人间公正面临威胁，进而促成广大普通民众莫可名状的社会怨气，“社会公正”随之被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在此背景下，高度生活化、现实化、日常化的报告文学迅速上升为转型期文学的主流样式之一，甚至在80年代一度成为最为抢眼的文学形式。
有人认为，只有通过基于公正的制度安排，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才能实现良性互动，才能形成有效的、持续的公正。就目前而言，公正是基础，公正前提下的公平才有意义。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剂，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最大限度地得以消除或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因此，“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决定着公平的正向意义。如果没有公正、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即正向意义上的公平，剩下的可能只是‘公平’的游戏规则。这时‘公平’的游戏规则只具有中性的意义，它只是指同一游戏规则之下的一视同仁。至于这种游戏规则的依据是什么，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则往往不是当事人所关注的事情了，而是视具体的人和事而异。一旦社会丧失了公正、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怀有种种用意的人或群体，便可借口公平的规则而将有利于自身却有损于其他人或群体的做法付诸实施。”[4] 鉴于这样的紧迫时势，一部分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挺身而出，试图以报告文学的方式重建社会平衡，维护人间公正。这样，诸如《一个都不许漏网》、《卖官记》、《反贪局专案》、《天使在作战》、《你代表谁？》、《为了弱者的尊严》等反腐报告文学便以忧郁的面容和悲壮的气质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三）文化调适背景
作为一场全面而深入的革命，改革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创新了我们的文化背景。事实上，现代化的深层内涵就是文化现代化，因而，文化变革及由此而来的现代转型才是最深刻的社会转型，它是人的生存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根本标志。正如胡锦涛所说，“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5] 具体些说，转型期文化调适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人民大众的生存观念，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发言力度，激活了作家的深层审视意识，优化了报告文学的创作环境，并最终使反腐报告文学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答答的状态中走向了前台。
当然，文化具有不同的形态，这些形态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又有着很不相同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从而构成不同的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密切关联的文化生态，包含着诸多的因素，主要有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物质经济的水平、社会生活的样态和主体的人文精神情怀、话语立场以及受众的文化境界等。由于文化生态直接决定着报告文学的形成和流变，因此，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比较清晰地探视报告文学史行进的轨迹。”[6] 仅就政治氛围而言，转型期以来，不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要求文学为直接的政治任务服务，不再随便扣帽子、打棍子，所以才有了诸如《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根本利益》、《中国农民调查》一类的写真事、说真话、议真理、抒真情的报告文学的迅猛发展。事实表明，因为反腐报告文学更集中地暴露了腐败现象，更多地表达了底层群众的意愿，更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公正，亦即更好地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客观上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由此判断，健康的文化生态有利于反腐报告文学的生长，而兴利除弊的反腐报告文学又有益于健康的文化生态的形成，二者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达成良性互动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革大局，而且要以文学这一精神动力继续推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二、反腐报告文学的精神诉求
就转型期反腐报告文学的总体指向来看，政治反腐、经济反腐无疑是成效最为显著的两个板块，其他诸如教育反腐、医疗反腐、法治反腐、用地反腐、建筑反腐等敏感话题也大多与此相关。在这种种具体反腐领域的结合部，思想自律与作风建设也是现代反腐的基本要素。
（一）政治反腐
政治反腐是最敏感也是最艰辛的反腐话题。正因为如此，这类作家作品才显得特别难能可贵。就转型期政治反腐报告文学的整体来看，大致表现出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
首先是对政治迷信的嘲讽。
作为坚定的反腐败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的不少作品将反腐之箭直接射向了现代政治迷信。早期的《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就以敢于揭露腐败问题著称，进入新时期，他又接连发表了《人妖之间》、《千秋功罪》、《告诉你一个秘密》、《关于报告的报告》等系列“反腐文告”。《路漫漫其修远兮》披露了沂南县某些领导干部因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公然怀疑乃至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政治与思想路线。“文革”期间，这些人习惯于抓阶级斗争，“文革”结束后，他们依然压制人才，滥用公款，肆意挥霍，对举报上告的群众进行恐吓和报复。作者在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指出，在改革的道路上，我们“还会付出一些新的代价，甚至难免会作出新的牺牲，但这条路却是不可逆转的。企图躺在路上阻挡人民脚步的人，结果将是可悲的”。《告诉你一个秘密》与《路漫漫其修远兮》有异曲同工之妙，主旨也是破除庸俗的政治崇拜。当年，双鸭山市供销联社、外贸局和公安局部分干部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只算“政治帐”，无视经济效益，结果造成党内生活的腐败和粮食系统的混乱，致使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认真考究起来，转型期相当一部分关于特殊政治事件的历史反思型报告文学本身就是诅咒政治迫害、推进思想解放的反腐报告文学，如《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命运》、《祖国高于一切》、《胡杨泪》、《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线》、《正气歌》、《划破夜幕的陨星》、《昨夜西风凋碧树》等。说到底，政治迷信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就是愚昧和保守思想赖以寄生的土壤。无论是为了祖国果断从海外归来的王运丰，还是为了捍卫真理倒在新兴法西斯枪下的张志新，他们的遭遇本身就是最坚定的控诉和最辛辣的嘲弄。
其次是对特权行为的鞭挞。
作为封建政治的遗毒，特权现象本身就是反现代、反公正、反进步、反民主的。特权问题既与制度、体制密不可分，同时也与行业性质和权力崇拜紧相关联。一般而言，特种行业和权力主体更容易成为腐败的宠儿。而且，行业垄断特征越强、程度越高，权力主体的权限越大、素质越低，社会的权利崇拜和特权追逐就越严重，自然也就越发容易滋生腐败现象。特权腐败主要表现为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权代法等形式，这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权力惰性享受、权力补偿意识和社会从众心理在转型期的矛盾表现。
有腐败就有反腐败，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前述部分作品其实已经表现出报告文学对于特权行为毫不留情的鞭挞。一合的《红与黑——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更是把震惊全国的“慕马”大案中的主角——原沈阳市长慕绥新的腐败形象刻划得栩栩如生。该作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写出了人性的深度，而且揭示了这位帅哥才子如何在现今干部体制下一步步走上不归之路的腐败轨迹。慕绥新竞选市长时也是满腔热血，并宣读了“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的誓词。然而，上任后，他并没有履行诺言，而是堕落为特权的奴隶。犯罪后他对记者说：“我没有办法以我的脸去面对这些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去讲？我平时在会上讲的是什么，而下面做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他们太忠诚，太老实，他们在我身上寄予许多希望，我却欺骗了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我们尽可以相信他的话，因为这是一个不仅犯了罪并且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世的人经过艰苦思考、认真反省之后给人民的交待，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撒谎。但我们还是感到困惑——为什么这些人总是犯了罪之后才开始忏悔？为什么总是在犯了罪并被发现之后才开始清醒？难道这就是政治运作的“潜规则”？难道这是无法避免的官场宿命？
第三是对民主政治的期待。
转型期的部分反腐报告文学还表达了社会公众对民主政治的虔诚期待，提出了政府怎样“从制度上反对腐败”和执政党如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问题，并作了富有深度的文学思考。《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检察官汤铁头》、《以人民的名义》、《讨个说法》、《为了国徽的庄严》、《中国反腐》等作品所代表的价值理念，无不传递出人民大众对民主政治和法制社会的殷殷企盼。
《昂贵的选票》是特别值得一提的一个反腐文本。该作反映的是基层民主建设问题，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为认为近期少见。作品以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村官”换届选举为叙述中心，揭示了基层选举中的惊天内幕，表达了对于真实“民选”的强烈愿望。就在选举结束的当天下午，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按每位选民1800元的承诺把钱发给了村民。其中，王玉峰自筹加借款共发放194.22万元，两位新任副主任也按每户1000元的数额各自兑现了选举前的承诺，发出29.4万元，三人总计发放现款223.62万元。面对共和国村官选举史上的天价，村民们兴奋了，“面对一夜之间得到的户均8000元巨额现金，有的哭了，有的抱着钱一夜没睡。他们绝大多数当时对当选人发钱一事感到感激和高兴，说这样的选举三年一次太少了，一年一次也不过瘾！”作者感叹：“老窑头的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终于落下了帷幕，当事人为什么要‘天价’买村官，村民为什么看中了竞选者的钱？这是一个沉甸甸的问号！”是啊，一个每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的小村为何在村委会主任的选举中付出近230万元的“拉票费”呢？表面上看是竞争使然，实际上还是权力崇拜观念在作祟。读罢作品，人们不禁要问，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何时来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二）经济反腐
就现有作品来看，经济反腐似乎是转型期反腐报告文学的重心所在。这也难怪，经济改革本来就是整个改革系统工程的龙头。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经济反腐常常与政治反腐结伴而行，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互文性”。
《人妖之间》和《千秋功罪》是转型期较早正视经济腐败问题的报告文本。《人妖之间》以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总经理兼党支书王守信为核心对象，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她成为特大贪污犯的过程，尖锐地揭露了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事实，呼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因而成为政治反腐、经济反腐乃至作风反腐的经典之作。当然，就写作动机和作品发表当时的影响而言，《人妖之间》首先是一个经济反腐报告文本。王守信本是一个肤浅、庸俗的女人，她于动乱年代发迹，此后利用公物公款拉拢讨好领导干部。这些干部，上至商业部副局长、省经委副秘书长、省燃料公司副经理，下至县委书记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作品选材大胆，语言犀利，反响强烈，虽然有人批评其局部“失实”，但无伤作品大体。《千秋功罪》的主人公金青青原本是农民的女儿，后通过各种手段担任了会计职位，又利用职权笼络干部，贪污公款，其要旨与《人妖之间》接近。
随着我国经济活动的不断拓展，转型期的“黑色经济”也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它与“阳光经济”相抗衡，成为经济腐败的新“窝点”。“如同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不是一项公开的、合法的交易活动一样，黑色经济也是一项见不得光的经济活动。一般说来，黑色经济由逃避政府管制、税收和监察的各类经济活动构成，包括逃税漏税、走私、贩毒、黑市、地下工厂、非法就业等等，其共同特点是违反现行的法律法规，逃避政府和公众的监督。黑色经济也称地下经济、隐蔽经济或非正式经济、平行经济。黑色经济与权力寻租往往是相互联系、彼此支持的，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黑色经济的增长率与权力寻租腐败活动的增长率往往成正比。”[7] 目前，黑色经济已经给我国带来了严重后果，首先是造成分配不公，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据不完全统计，1978～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0倍，而黑色经济却增长了220倍；1988年全国从业人员新增工资为435亿元人民币，而黑色经济收益为675亿元人民币，比全国从业人员的新增工资还要多。鉴于这种情况，有人称黑色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巨大“黑洞”。
适应抵御黑色经济的现实需要，一些具有现代经济意识的报告文学作家毫不迟疑地写出了一批较有分量的反腐报告文学作品，如张京民等的《国家使命——共和国第一税案调查》、邢军纪的《中国税收之战》和《中国文物大走私》、何建明的《缉私大王》、李宏林的《扫黑风暴》、孙晶岩的《中国金融黑洞》、宁小玲的《户口：项链与绳索》、曹岩的《通往海外的罪恶之路》等。无论是正面暴露黑色经济行为的黑幕，还是侧面颂扬各种反腐义举，这些作家及其作品都称得上我国特殊经济战线上的卫士。相比而言，《国家使命》是一部难得的忠实记录以吴仪为组长的国务院“807”工作组奔赴广东潮阳、普宁两市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专项行动全过程的长篇报告文学。这一专项行动，是党中央、国务院继查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后又一重大反腐举措。经查，潮阳、普宁两市从事骗取出口退税的百余个犯罪团伙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偷骗税款达42亿元。后抓捕犯罪嫌疑人233名，19人被判处死刑，成为建国以来侦破的最大税案。作者接受写作任务后，认真调研，反复切磋，五易其稿，终于写出了这部具有重要反腐价值和警示作用的报告文学，首印3万册，上市当周又加印1万册，《作家文摘》、《北京青年报》和新浪网争相转载，社会反响非常强烈。
（三）作风反腐
归根结底，无论是政治腐败还是经济腐败，都与腐败主体的思想腐败及由此而来的作风腐败相关。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方面的反腐因此成为反腐报告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
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是近年深度揭示医疗腐败的报告文学力作。表面上看，作品表扬的是女医生陈晓兰捍卫职业尊严、举报医疗歪风；进一步观察，作者用力批判了医院负责人不负责任的利益追逐；再深入一步，便不难发现，作品抨击的是整个医疗系统不仅普遍而且严重存在的思想滑坡和作风腐败问题，以至于演化到与“救死扶伤”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地步。作者为陈晓兰崇高的使命感所震撼——“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至今享受着‘工人编制，农民待遇’，没有经济收入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四金’。”即便如此，她仍然秉持良知与正义，成功举报“光量子”治疗仪的“坑患”真相。
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黄宗英的《大雁情》、凤章的《路的呼喊》、曹岩的《疯狂的盗墓者》、蒋巍的《你代表谁？》、长江的《矿难如麻》等。前述政治反腐和经济反腐型报告文学也几乎都与作风反腐联系在一起。现在看来，作风反腐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敏锐的目光和深切的思想，否则，你可能对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好人主义、懒人主义视而不见，对他人的痛苦与不幸麻木不仁，对国家的需要和集体的利益置之不理。因此，周政保认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报告文学家”的，“他们是一个持有崇高使命感的、以文学方式直接卷入现实的‘思想者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于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的尊重、乃至敬重，更甚于小说家、诗人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家。在我看来，这些作家在直面现实及人生的征途上，几乎没有回避的侧门旁道可走——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胆识或良知，经由一行行真实的文字而履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责任。”[8]
三、反腐报告文学的矫治功能
因为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批判性能，致使不少人面对这种文体时过分强调其狭义的揭露性、批判性和抵抗性，甚至将报告文学简单等同于所谓“揭阴暗面”，其实这是片面的。较为正确的估价是，只要有益于自然、人生、社会的正常生长、健康运转与和谐发展，报告文学便实现了它最起码的文体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抹煞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但我们至少应该弄清楚，批判的目的在于建设，否定之后是为了更好地肯定。反腐报告文学的社会矫治功能刚好包含了这一原理。
（一）惩奸伐恶：探析腐败根源
转型期的反腐报告文学视惩奸伐恶为己任，在揭批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时，重在挖掘产生腐败的根源，以期引发社会疗救的注意。
杨黎光是近年崭露头角并连续三届蝉联鲁迅文学奖的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家园的灵魂》、《打捞失落的岁月》、《美丽的泡影》、《生死一线》、《惊天铁案》、《瘟疫，人类的影子》等有关重大题材的作品联袂而出，几乎篇篇产生轰动效应。但我们最看重的，还是他的《没有家园的灵魂》这类反腐报告文学。该作没有满足于表面的事件铺陈，而是深入到报告对象的内心世界，成功地表现了王建业复杂的个性特征及其与社会各方面的因果关联。为了更清晰地探究王建业的腐败根源，作者用了两年时间对犯人、犯人家属以及有关机关人员进行了跟踪采访，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李炳银评价说，此前的不少反腐报告文学大多停留在犯罪事实和案发过程的直观层面，“待到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出现，人们的感觉为之一新，这才觉察到，其实在任何一个案件当中，都应当有比单纯的案件本身更加丰富的内容存在着。王建业原本也是个怀有志向并不无素质和能力的青年，可是，他经受不住权力和物质的诱惑，最后一步步地走向犯罪。《没有家园的灵魂》在对王建业犯罪过程和犯罪事实作生动报告的同时，十分着力于对他犯罪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根源的探索，因此，就很巧妙地在对犯罪事实的追踪时，展开了对于人物行为、命运和心灵的追踪，使作品具有更深更丰富的开掘。”[9] 也就是说，《没有家园的灵魂》并不止于现象的再现，而是深入到事实的背后和人物灵魂的深处，让读者不仅了解王建业犯了何罪，而且明白他为何犯罪，以此劝勉他人不再犯罪，因而堪称超越了事物表象的理性书写。长江的《对面坐着马向东》、《矿难如麻》等也是腐败根源的探究性作品。前者以特有的现场对话方式再现贪官马向东的腐败历程，后者则通过山西两次矿难事件的发生，揭示出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矿主为隐瞒事故真相，私自偷运、填埋、焚烧遇难矿工尸体的罪恶行径及其社会和心理动因。
一般说来，腐败这一重大社会题材决定了反腐这一同样重大的文学主题，因而反腐报告文学大多能够吸引读者的视线。真心祝愿新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以大无畏的精神气度，铁肩担道义，宏笔著妙文，写出更多更好反腐纠偏的报告文学力作。
（二）匡扶正义：守护民众利益
在揭批和否定腐朽思想、腐败行为的同时，转型期的反腐报告文学还积极颂扬匡扶正义的人间壮举，体现出守护民众利益的人本情怀和“底层”观念。这方面，何建明、蒋巍等人的作品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根本利益》是转型期一个很重要的反腐文本。作品既揭露了诸如公安部门特别是法警队长解林合之流无法无天、践踏人权、侵害民利的卑劣行径，更写出了以梁雨润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民为本、为民除害的浩然正气。解林合等利用手中职权并与其他更有特权的部门和个人形成了一张“强权网”，他们是“发言者”、执行者，而胡正来、畅春英等则是“听话者”、被执行者。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家破人亡、停尸13年、上访数百次的畅春英最终在“百姓书记”的关心下讨回了公道，取得了反抗特权的初步胜利。因为作品代表了底层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出版后发行30多万册，400多家广播电台连播，30多家媒体相继转载，并被搬上银幕，单田芳据此改编评书，主人公梁雨润也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当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为了弱者的尊严》是《根本利益》的续篇。作品以催人泪下的方式讲述了底层百姓饱受艰辛困苦，在腐败势力压制下几近丧失最基本的公民尊严的真实故事。作品引言这样点题：“因为这个社会并不太和谐，所以我们呼唤和谐。因为这个世界常常以强凌弱，所以我们呼唤对弱者多一份爱与同情。因为这个时代有人得势获利后总在改变善良本性，所以我们呼唤回归人情与人性。因为你我之间有了基本的尊重和理解，我们的民族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与进步。”作家与报告对象梁雨润之间的“人格沟通”，使作品倍添人性的深度和守护的力度。作者本人说得好，“当我洒泪写完这部作品时，有种强烈的感受是：中国目前还有2600万绝对贫困人口、3000余万残疾人、2亿左右进城农民工、1亿3000多万文盲和每年上省市、进京城的1000万人次的各种上访人员，他们中多数是今天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如何保证他们的生存尊严与人格尊严，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10]
蒋巍的《你代表谁？》同样是一篇为受害农民争取正当权益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2003年，作者听说黑龙江呼玛县种田大户
（三）社会管理：呼唤和谐秩序
无论是惩奸伐恶还是匡扶正义，反腐报告文学的核心价值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从前述相关作品来看，反腐报告文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个重大判断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他说，“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从‘大社会’着眼，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实到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在内的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之中；又要从‘小社会’着手，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11] 这段讲话，不仅肯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且强调了这一宏伟建构工程的现实性与紧迫性，并为包括反腐报告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创作的社会担当指明了方向。
那么，如何使反腐报告文学更加有效地发挥矫治腐败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呢？作家一合告诉我们，“就事论事地把案件越写越严重，没有什么意义。凭这些不能把反腐败的报告文学打响，也不能引起共鸣和轰动。大家对各种案子已经见识得太多了，见怪不怪了，心已经磨出茧子来了。这是因为反腐败的案情报告太多，而文学报告太少的原因。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反腐败案件放在文学的天平上称一称，看一看正反面人物在事关生死与荣辱的矛盾最尖锐的时刻，心灵的明暗、感情的浓淡到底呈现着一种怎样的状况，我相信这总会比言情滥情的写作更受读者欢迎。”[12] 基于这种考虑，他在《“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灵与肉》、《红与黑》等作品中将李国庭、李真与慕绥新等“贪官”和与之对应的反腐群体真正当作“人”来写，既不恶意贬低，也不随意拔高，既给腐败者以教诲和警劝，也给普通民众以参照和牵引。杨黎光在完成《没有家园的灵魂》的前期采访、走出看守所那高高的门楼时，不禁涌出这样的感慨：“贪官倒下了，倒下的都是为了金钱。因为金钱能给某些人以逃避人生道德的快感；能给一部分人以实现人生梦想的机遇；能使一部分人消除恐惧，以获得人生的安全感。可是，人们对金钱的欲望，封闭了人生的理智，使人生常常忽视了一个铁的现实：不干净的金钱，恰恰是最不安全的。所以，我希望人们拥有一个‘枕头’，一个能给你最大安全感的、使你安然入睡的‘枕头’。这是人生最可贵的财富。”此种告诫，以人文的光辉烛照着读者的心灵，使人在发现中自我感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求作家放弃抵抗和战斗，刚好相反，我们只是希望报告文学作家能够以智慧的“和谐写作”来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的和谐发展。
反腐报告文学在转型期的崛起及其对于现实生活的矫治性加盟，为改革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如今，反腐倡廉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国家日前成立了防腐局，宁波市有关方面甚至推出名为《清廉战士》的反腐网络游戏。但是，毋庸讳言，反腐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尚未真正到来，它还处在行进的路上。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更愿意寄予反腐报告文学以新的更高的希望。
[1] 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2] 吴双、李兆忠：《传达时代脉动的纪实文学》，参见http://www.chinawriter.com.cn
[3] 徐海波：《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分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的重建》，《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4] 吴忠民：《如何理解社会公正》，参见http://theory.people.com.cn
[5]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参见http://culture.people.com.cn
[6] 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
[7] 江雪莲：《关于我国的权力寻租与黑色经济腐败现象的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8] 周政保：《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六封信》，《昆仑》，1996年第6期。
[9] 李炳银：《超越现象的报告与开掘——对杨黎光报告文学的点击与透视》，《报告文学通讯》，2005年总第10期。
[10] 参见蒋威：《<为了弱者的尊严>为弱者呐喊》，《文汇读书周报》，
[11] 胡锦涛：《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参见http://www.bjyouth.gov.cn
[12] 胡殷红：《报告文学怎样与时俱进》，参见http://www.chinawriter.com.cn
（本文与骆顺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