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梳理和拓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及其理论资源，特别是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显然是建设当代形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今天，《讲话》及其研究均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这无疑为我们的冷静反思及反思中的创设提供了合适的时距与足够的参照。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它是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及其理论建设的“开山纲领”。
数十年来，《讲话》不仅引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形成与发展，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成与方向，而且，从根本上说，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就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作用来看，已经构成独特诱人、举世瞩目的“《讲话》现象”，出现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等一大批当时堪称优秀、现在仍然可读的文本。可以认为，新中国的文艺及其理论是在《讲话》的基石上耸立起来的。
一、历史记忆：阐释的神话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伴随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不断拓展，为数不少的文学艺术家、文艺理论工作者及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讲话》本身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丰富和发展，客观上形成了研究《讲话》的专门学科。
返观《讲话》研究的基本历程，大致可作如下分期：
（一）健康、稳步的阐释、补足期（1942年5月—1949年底）；
（二）坚持与曲折发展期（1950年初—1966年中）；
（三）教条化、绝对化的异化时期（1966年中—1977年）；
（四）活跃与迷失期（1978年—1989年）；
（五）回归与重建期（1990年至今）。
作为延安时代的产物，《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包含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革命年代的结晶。自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讲话》以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实践着它的时代对位效应，及时、有效地解答了文艺界、理论界所存在的诸多疑惑，特别是文艺的方向和作用问题，因而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文艺的指导性文献。因为准确把握了当时的内外环境，所以《讲话》与时代保持了同步，并且，与当时的文艺实际相比，它还相当程度上达成了理论上的超前。同时，因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艾思奇、何其芳、丁玲、冯雪峰、柯仲平、茅盾等一大批作家、理论家的正确阐释、合理补足与认真实践，《讲话》研究呈稳步、健康运作态势，并相应产生了前述反映解放区新生活的优秀作品。
建国后的17年，大规模国内战争业已结束，人民大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文学艺术急需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风尚，也急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进一步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适应这一要求，《讲话》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切实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与文艺理论建设，并使新中国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文艺理论建构——这首先体现为最初的几本文艺理论教科书的出版。
1957年的反右及其扩大化，给一些颇具进取精神和探索意识的作家、理论家的心头蒙上了阴影，一批文人和学者程度不同地患上了学术即政治的恐惧症，客观上阻碍了《讲话》研究的历史进程。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对创作方法的新发展，自然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发展。当然，胡风的“意见书”、周扬的“写真实”等，本质上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讲话》思想的修补与发展。
十年文革，文艺领域惨遭摧残。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作家只能写政治，写阶级斗争，写狭义的工农兵题材。在这种语境的规约之下，《讲话》研究不仅没有获得合乎逻辑的发展，反而被封闭起来，教条化地理解和运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的创作源泉、文艺批评的标准等基本意识形态命题，客观上异化了《讲话》的本来面目。
二、艰难的解禁：变异中的回归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讲话》研究的解冻期、活跃期。其中，邓小平等人的开禁之功不容忽视。1979年10月，他明确指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不再搞阶级斗争论，并针对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新情况，及时而果断地规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他特别辨析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阐明了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要求防止文艺领域“左”的和右的偏向，主张科学地探讨艺术规律。毫无疑问，这是《讲话》研究史上的重大转折。与此同时，《邓小平论文艺》的首发式在北京举行。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并直接决定着新时期《讲话》研究的方向。
80年代中后期，《讲话》研究呈现掘进与迷失的两极张力。特别是80年代后期，《讲话》研究掀起了少有的热潮，各种观点竞相登场。总体说来，老一辈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将主要精力依然放在继承和发扬《讲话》的基本精神方面，如林默涵、刘白羽、贺敬之、熊复、陈涌、姚雪垠、孟伟哉、欧阳山、冯德英、峻青、李希凡等。有些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譬如周健的《试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1】，杨淑贤的《继承·发展·创新》【2】，熊复的《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3】，欧阳山的《“全盘西化”论可以休矣》【4】，贺敬之的《〈讲话〉和当前的文艺实践》【5】，刘白羽的《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6】，丁振海和李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体系及其发展》【7】等，都能够以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胸怀高扬《讲话》正气，以期为重建新时期的文艺理论体系提供扎实的基础和有益的启示。
与此同时，此期的《讲话》研究也出现了不算健康的倾向，即歪曲、否定甚至诋毁其现实意义乃至已被公认的巨大历史价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迷失”。
受西方激进观念的诱导，部分人将郁积多年的“怨恨”之情一古脑儿泼向《讲话》，将其简单地贬为“阶级斗争论”、“政治从属论”、“机械反映论”、“外部规律论”、“变了种的儒家文艺观”等等，认定《讲话》指导与制约下的文艺及其理论发展的历史是“线性思维”的历史，“庸俗阶级斗争论”的历史，“文化专制主义”的历史，因而是“迷惑”的历史，“衰退”的历史，“失败”的历史。有人说，《讲话》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因而在新的文艺现实面前显出尴尬。也有人认为，要繁荣文艺创作和发展文艺理论，就必须实现三个“突破”——一是突破《讲话》的既定框架，二是突破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三是突破马恩关于文艺问题的几封信。还有人以“僵化”、“教条”、“极左”为借口，主张全面消解《讲话》影响，于“空白”中重建文艺及其理论的主体品格。更有甚者，断言《讲话》面世以前文艺界硕果累累，《讲话》既出，再没有好作品了。应该说，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估价。
我们不妨试举几种具体而富有代表性的观点以为佐证。1989年4月，朱立元同志发表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其中指出：“中国许多理论家耗费了17年时日苦心经营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堡垒’”，“它的建筑材料是经典的‘三合土’：‘钢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水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模式；‘石灰’——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他特别强调说，“不必讳言，这个理论模式是适应那个时代的现实政治需要的，它在总体上、在基本方面是失败的，它缺少文学理论自身的独立品格，而成为政治学和认识论的附庸。”【8】同年，梅朵发表《应该是对“讲话”作出深刻思考的时候了》，论述似乎更为直率，提出重新认识和评价《讲话》的必要性，而不要过于崇拜和迷信。不久，夏中义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历史无可避讳》一文，对《讲话》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驳难。在他看来，《讲话》“坚执文艺从属于政治，亦即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9】。此论既出，学界震动。张炯随后撰写了《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针对《历史无可避讳》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反批评。同时，何洛发表了《是无可避讳还是扭曲》的文章，就夏文的过激观点提出质疑。这种关于《讲话》面对面的大争论，在《讲话》研究史上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讲话》争鸣年”。
进入90年代，《讲话》研究出现了回归与重建的迹象。吴野的《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10】，张国民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容歪曲和诋毁》【11】等，堪称90年代初出现的较有学术理性的文章。特别是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及其广大同仁，20年来坚持不懈地继承、发扬和拓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奉献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理应受到关注和鼓励。如冯贵民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论稿》、张居华主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史》等，都是很有份量的学术著述。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纪末的《讲话》研究总体上说较为平静，而这很可能恰恰预示了《讲话》研究成熟期的到来。
三、把住精髓：应有的姿态
放眼《讲话》研究的明天，尽管我们完全应该用发展的胸怀予以创新和拓进，但它所确立的基本文艺美学精神同样有理由成为我们思考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宝贵资源。
首先，《讲话》深入揭示了先进社会形态中现实美与艺术美的关系。社会主义（包括新民主主义）的现实美大体涵盖自然美和社会美两个基本层面，社会主义的艺术美以现实美为反映对象，或者说是对社会主义现实美的艺术表现。在审美表现亦即文艺创作过程中，或隐或显或浓或淡地投射着创造主体的思想感情、社会理想与审美趣味。因此，现实美的状况势必规约着艺术美的一般性质和面貌，艺术美则通过各种合理的方式作用于社会生活，以图优化、净化、美化现实人生。《讲话》正是站在大时代、大美学的高度，适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将艺术美的创造原则推进到了一个更高、更新、更具普遍性的崭新境界。这一美学品格，集中体现在《讲话》关于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以及六个“更”上。
其次，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鲜活地书写新人新事新风尚，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以崇高为基色的美学风格。传统美学将文艺作品的风格划分为崇高与优美、壮美与秀美、阳刚美与阴柔美等等。毛泽东同志在认可写法与风格多样化的同时，特别推崇社会主义文艺的崇高美，主张优秀的作品首先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然后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崇高，既非封建主义的神灵膜拜，也非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标榜——所谓的平等、博爱与绝对自由，而是以自觉的、科学的、大众的、理性的精神为支柱，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以及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真实、广泛而强大的进取意志和示范力量。《讲话》正是高扬着慷慨激越、荡气回肠、催人奋进的时代主旋律，明确要求文学艺术家走出书斋，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大力表现工农兵群众的理想和愿望，创造出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的精神食粮，从而在社会主义文艺园地自主化地、创造性地树起了一座光彩照人的美学丰碑，奠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基石。
再次，《讲话》还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可贵的文艺自律意识。《讲话》十分重视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和谐，主张特殊时代语境下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肯定内容之于形式的主导作用，关注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于内容的反作用，这是至今仍然具有理论活力的关于文艺内部规律的一个重要阐释。同时，《讲话》珍视民族作风与民族气派，重视大众审美趣味与通俗文艺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辨析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形态。所有这些，无疑有利于丰富和拓展社会主义文艺美学的新天地，因而也决不是可以轻易被否定的。
回顾《讲话》及其研究的大致历程，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在世纪之交的文艺理论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的今天，《讲话》研究倒是无可回避这样的课题——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美学的文艺发展观，综合新时期已经发展了而且还将继续得到发展的文艺及其理论实际，融会贯通新的观念、新的思维和新的方法，给《讲话》研究一个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再生性创新空间。
同样地，《讲话》研究的突破还有赖于我们研究《讲话》在新时代的发展，包括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有关文艺论述。至于文学的主体性以及文艺的诸多内部规律这些当初还来不及充分展开的理论问题，当然更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研讨。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愿望。因为在《讲话》结尾处，我们分明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12】
【参考文献】
[1]周健：《试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延安文艺研究》，1987年第3期。
[2]杨淑贤：《继承·发展·创新》，《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第2期。
[3]熊复：《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4期。
[4]欧阳山：《“全盘西化”论可以休矣》，《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3期。
[5]贺敬之：《〈讲话〉和当前的文艺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5期。
[6]刘白羽：《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人民日报》，1987.5.19.
[7]丁振海、李准：《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体系及其发展》，《光明日报》，1987.6.2.
[8]朱立元：《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2期。
[9]夏中义：《历史无可避讳》，《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10]吴野：《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1期。
[11]张国民：《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容歪曲和诋毁》，《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1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3），1966年横排本，第8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