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多’，人文奥运哲学基础”一文原为作者田辰山于2007年11月2日－4日北京大学《北京论坛》（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爱智与宏道：人文奥运的哲学基础》主题分坛论文。后刊于2008年《学术研究》第二期。最近由新法家网站予以转载 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4963。

　　该文借助于“一”与“多”这一对通俗概念，围绕着历史久远、举世瞩目的奥运这一共同话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变以及中西哲学思维的根本区别。原文作者从古希腊奥运精神，谈到现代奥运的新时代哲学基础、及其演变前景。西方哲学的演变从泛神论的“多”，到基督教“上帝”之“一”；再从神道主义到人文主义，从上帝之“一”到人之“一”；又由一元主义返回多元主义。而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则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孤立多元本体，带回到承认个体多元、文化多元人类之间相连互系的、但是没有超人之“神一”的、即“一多不分”之“一”。随着今天的人文奥运从西方走到亚洲、中国，此次北京奥运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契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国的“一多不分”哲学模式将使新奥运哲学基础的“新一”概念更明确化。

　　该文原文较长，为方便读者，现将原文对中西哲学基本区别的阐述概括如下。（如与原意有出入，请以原文为准。）

　　西方传统特有的“一多二元”思维模式:“一”是独一无二的“绝对物”、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多”是作为无数“个体”的人。如有“个体人”，在“超越”高度上，在自己“主观”深度上，体验到了那个“一”，那个独一无二的“绝对物”，那就是圣人。“绝对物”这个“一”与“个体”这个“多”中间的“超越”，表达着“一”与“多”之间的单线、单向决定主义和二元分叉关系。作为“个体”“多”，其“主观”与“一”的“超越”包含着中间的隔断与对立的涵义。也就是说，只有对人的主宰，人永远接受神的命运安排。作为无数“个体”人而言，他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每个一己个体都是孤立、只与神这个“一”构成被决定的关系。世界是神这个“一”规定下的法所设定了的一定秩序。在神面前，人是被制造，渺小的，是永远处在被拯救的地位。这是西方思想传统发展不可脱离的根本概念，但对中国文化背景的生成和发展来说，却是毫无干系的。

　　中国的“一、多不分”思维模式：“一”（曰“道”或曰“理”），不是与“多”（“万物”或“个体”人）非一体地相分割、相对立的“超越物”（或曰独一无二的“神”）。它是自然、社会万物及人之间相通、互变、不断裂的延续和互系性。千差万别的个体万物，归根结底都是一，都是延续，都是互相联系。这个延续和互系，不是实体；它是无，是“道”或“理”。“道”是“无”之名，就是“一”，就是延续和互系。“道”或“一”不是分裂于“多”之外的，而是在“多”之中的。所以，中国的“一”和“多”与西方的“一”与“多”的哲学模式，是风马牛的两回事情。

　　中西哲学模式相比，根本的中国特性有两点：一是西方思维设想的“一”，那个超越的独一无二的绝对物，是不在中国“一多”模式之中的；二是西方假设为“多”的个体的孤立和互不联系性，在中国模式中是被自然延续和互系性取代的。中国思维中，没有孤立互不联系的个体。这与西方模式相比是根本性的差异。

　　“道”（或曰“一”），作为延续和互系，是无限的，没有边界的。世界不存在一个有严格分界，与外界不相延续和不互系的独立王国。那种只有一个王国的设想，万物都在独一无二绝对体一统之下，是西方的“一”与“多”关系，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一”“多”观念，实际是“彼”和“此”。万物都作为“彼”和“此”相互关联地存在的，二者之间任何一方都没有被歧视性，都没有谁超越谁、谁只受谁支配而不反支配的关系。中国人推崇的“与万物合一”，“一”的含义是追求和维系“延续”或“互系”，而不是西方概念与上帝的“认同”（identity）。中国也有一体性或整体性（oneness）的说法，但这个“一体性”较之西方该概念具有复杂经验性，也即，“一体性”不是西方那种绝对“质性”（essence），而只是在二事物之间相区分的结果。人可以识别一个实体，这与从一个复杂体中识别一样特定的东西是相同道理。也即人们日常所说的“是这个，不是那个”。“彼”“此”不是客观性，所以其本身没有区别性。不管区别一样东西还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实体，都是打破它本身存在所处的过程，由人给它一个“彼”或“此”的名称而已。在这个中国模式里，任何一个完整实体之中的某一特殊成分，都有其自己本身的独特性与自持性。而不是西方那种完整实体概念的“同质性”（essence）或是“同一性”（identity）。这是中国“和而不同”观念的哲学根源。

　　与西方模式中神这个“一”决定一切个体（“多”）这样的关系、由它规定的法所设定的超越秩序相比，中国人自古以来“治”的观念都是在于人、社会和自然，都是本身、互为和互含的秩序。从人的经验理解秩序，人们对任何其他范畴的经验都会有直通觉悟。我们把注意力集中的一件事物看明白，是说它对它所存在的直接环境的延续性是什么，它受到环境的影响和所给与环境的影响是什么。这种注意力集中之事物与其环境的模式，也是一种“一多不分”的意义，这个“一”具有互系的两层意义，它既是注意力集中之事物，也是与“多”（它所处的环境）的延续性。对这个“一”产生的理解，来自它与环境的关系，它与环境的关系又是由一系列其他个体环境化的关系行为所致，所以这个“一”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

　　这种个体关系行为的环境化是一种“彼”与“此”模式，这是用西方的“一多二元”模式所无法解释的。因为“彼此”模式不是形而上学假设逻辑上建立的，也即，不是建立在“多”后面隐藏着一个超越性的“一”假设之上的。也还是说，不是西方语言所表达的一个大写“存在”（Being）超越地隐藏在众多小写存在（beings）之后的。因此，中国模式的秩序是没有超绝的“一”在考虑范畴之内的秩序。这个秩序靠的是众多“彼”和“此”之间的协调关系。这些“彼”和“此”是在特定时间、位置和根据不同条件互相构成注意力集中物和环境的。个体行为的环境化是一种艺术，它注重构成这个世界的千差万别特殊性细节及其和谐互相关联性。中国意识的“秩序”在语言上的反映是互相界定的效果，是相反相成意识。注意力集中物相对于环境的这种中国特有“秩序”意识融合着多元成分之间全部多样化与差别的特点。在这里，“秩序”不是外来、强加、静止、单向、绝对的，而是自然延续与互系本身，是“不同”间的“和”。中国的“一多不分”模式，突出之处在于重视世界秩序化演进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和非决定作用的双方。潜在的“失序”并非一定就是自我秩序化与自我组合化过程的阻碍或颠覆，相反，它是作为更新的秩序延续。

　　田辰山原文虽未直接谈及中国传统哲学中另一重要概念：阴阳动态平衡，但只要回归万物“相连互系”为“一”这一思维模式，就必然涉及“阴阳动态平衡”这一“相连互系”的根本方式。万物归“一”（其中包括作为物种和所有个体的“人”在内），与“多”维整体的动态平衡（笔者的现代话通俗阐述），这应是中国传统思维中“道”这一概念的一纸两面、即“虚”“实”两面。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必将为人类和谐共处、国际社会和平秩序的创建和持续、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其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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