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徽山徽水徽骆驼t)X@5QP3Y
骆驼有着负重耐饥渴的能力。至今，它仍以耐饥渴和辨别方向的能力而成为沙漠人生存的拐杖。而如今虽然岁月的风尘淹没了骆驼的足迹，无边的瀚海吞噬了骆驼的踪迹，然而每当绿洲撑开一片生机的时候，我们便会对骆驼投去热烈的目光。安徽人就是无数次在历史的荒漠中为自己和别人前进寻找到生机的“徽骆驼”。
安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地，老子、庄子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无所为而无所不为”、“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情”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安徽人，于是安徽人中就多了一些狂狷之人，狂者锐意进取，狷者是有所不为。这就形成了安徽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情的人格特征。
安徽：以安庆、徽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大部属江南西道和淮南道；宋置江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元属江东建康道和淮西江北道；明境内各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为直隶，后改南直隶；清改江南省，后分设安徽省，为安徽得名的开始；民国仍之；建国初分设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后合并恢复安徽省，省名至今未变。
安徽属位置居中，中国的“南蛮北侉”在安徽有着很好的体现，合肥以南为蛮，阜阳以北为侉。淮北是广袤无垠的平原，江淮是起伏绵延的丘陵，江南是郁郁葱葱的山区，并有星罗棋布的河湖港汊镶嵌其间。安徽皖南多山，土地贫瘠；皖中多丘陵；淮北属平原，又水灾频仍。安徽人经常漂泊他乡，四处闯荡。黄山的美景堪称中华一绝，徽州民居百墙青瓦，别有一番风情,就在这样的风景里，少年胡适诵读着“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y8n ru&_5L w
在皖南这块土地养育下的徽商以敢做敢为而名世，白手起家，闯荡江湖，在近代商界很有声誉。而养育的文人志士则也秉承了这种性格，胡适是其中的一面镜子，而真正意义上的另外一面镜子则是被称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说起两人，除了是老乡，还是同门的师兄弟。两人同乡，且同年，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都深谙中国古代的哲学，所作所为都有一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事情”的道家精神。但走的路线却很不相同，一贴近国民党，一贴近共产党。胡适，喜兰花，以徽骆驼精神自居。他和另一个安徽人陈独秀，蔡元培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一生都在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理论。f9P I.W6o
据说，他和胡适有过这样的诗战。胡适：“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
陶行知：“我也‘凌云无碍’，看了一个大概。一块块的田地是谁种？一座座的屋子是谁盖？除了山和水，问是谁造的世界？” up.e P0| W2Mf
陶行知曾对人说过，我最看不起的同学有两个：一是胡适，靠洋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可见两人却有不和，而安徽人的性格差异大，由此也可见一斑。h-lc1~4k0y0QD2_
陶行知教育思想注重身体力行。他说：“我要立志做大事”，“我学人的长处，不学人的短处，要拜七十二行做先生。”陶行知先生与农民甘苦，向农民烧心香，能“拜七十二行做先生”，作为生物教学的“门外汉”，尤其要向其他的生物教师“烧心香”，拜他们做自己的先生。大教育家孔子也说：“三人行必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陶行知先生有许多的思想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继承。其更在《自立歌》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好汉。”
除了陶行知之外，近代安徽教育界，就对全国的影响而言，莫过于吴汝纶、孙家鼐二人。北大的校长许智宏曾经说过，安徽与北大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先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胡适等，都是安徽人。H_&so c4]+n1~%L8~O
安徽桐城人，吴汝纶当之无愧，是我国近代教育第一人，曾经出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由孙家鼐担任。孙家鼐是清末状元，官至大学士，人称寿州相国，也是安徽人。
当年，吴汝纶奉命赴日本考究学制，本意是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不想却遭到恶势力的排挤攻击，不得已在家乡办了桐城中学。“后十百年人材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是他给桐中题写的对联，表达了他革新教育、造就人才、振兴国家的愿望。百年之下，我们仍然能够感到他的苦心和无奈。{5S;I%l ze
胡先生和陶先生两家相距很近，一个是皖南绩溪县上村庄，一个是安徽歙县黄潭源村，沿公路走也不过百里。虽然两位先生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完全不同，所受到的褒贬毁誉也大不一样，然而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却完全一样，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盛赞自己的家乡。 Hv } |7Z
陶行知先生在讲到自己的家乡时非常自傲，他说：“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查看它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它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
胡适先生在谈及家乡时也是毫不谦虚，他宣称：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他的家乡人，那个地方就只能是个村落。只有等到他的乡亲们住进来了，“他们开始开设店铺，然后逐步扩张，就把一个小村落变成一个小城镇了”。据此，得出了“无徽不成镇”的结论][$}9T-R&?5]$q^
那么，他们家乡这个充满了魅力的地方究竟在那里呢？如今，你纵然是翻破中国地图也不会找到它。而只有有点历史知识的人才会知道：那个地方就是1987年从中国的行政区中被抹掉了的古老的徽州。p*e!i:Gwn Frc
旧时的徽州地处安徽省南部，东邻浙江，西邻江西，秦称鄣郡，晋称新安郡，唐肃宗四年（759）易名为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平定歙人方腊起义后，宋徽宗改歙州为徽州，辖今安徽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和江西婺源县，府城设于歙县城内。俗称一府六县，从此，徽州这一地名被沿用了866年，虽因朝代变更，终末再改。9JM#N9~C
徽者，美好之谓也。徽州顾名思义，即是美好的地方。徽州人杰地灵，名不虚传，历来以山水之秀商贾之富，文风之盛，古迹之多，林茶之美，民风之淳而蜚声海内外。a ]UJ K{mM%l
在这片土地上，昔日曾真真切切地存在过人间天堂，存在过文化的灿烂、科举的荣耀和物质的奢华。在岁月流转中，竖起了屹立数百年不倒的赫赫盛名，带回了那难以胜数的豪宅巨富和“状元故里”的尊荣……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审视徽州，她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域名词，她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单元，一部自南宋至明清引领时代800年、素为世人景仰的区域性文化的经典之作。 E vE;a4t g6bOT
俗话说“吃在杭州、玩在苏州、死在徽州”，由此也可以管窥出人们对徽州的向往与眷念。在这里，你信步走进一个村落，就会翻动一页历史；随处踩动一块石头，就会触动一个朝代。故而有人夸耀说：徽州村村镇镇，都有古迹；山山水水，都是名胜。明代戏剧家，《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有一首诗称：欲识金银气，多众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里所说的“黄白”，就是黄山，白岳（齐云山）。不管后人对“无梦到徽州”的解释有多少歧义，“到徽州寻梦”，还是令人痴绝的。U|I U!y6r7F
徽州在黄山和齐云山之间，南宋淳熙《新安志》说，徽州是“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山限壤隔”，就是自为一体，独立成篇，由此也可以看出徽州的交通不便，在对外交往上受制于自然环境，可想而知当时徽州人的生活也是窘迫的。:W YBx2?[
当年的徽州，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因为山地偏多耕地偏少，乡民们因生活的压力而背井离乡，出外做生意。渐渐地，徽州人因善于经商而声名大振，甚至还有了“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而在“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的背后，却是“徽商不蹲家，经营走四方”的飘泊和无奈。$^7E"I B#l ]5FwG
在一般情况下，安徽人是相当稳定的。很少有人愿意抛头露面，“出风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这是多数安徽人的座右铭。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才迫使安徽人转变观念，开始走出去，这就造就了一群群“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t9b!GcmE;F
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鸦片战争最先在广东开始，而且广东的资源比起其他省份是比较贫乏的，所以，面对封建制度瓦解下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的日益加深，闽粤地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条件越来越难，在此同时，这些地区又先和南洋有商贸来往，为了谋求生存，很多人就越洋跋涉，到异国他乡开始了另外的道路，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华侨。到了近代的救国图存运动，比较多的是从两广地区开始，然后蔓延到两湖、江浙、安徽地区，最后扩大到全国。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后面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百日维新，和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是广东人先开始的，这些都是和这些地方当时的大环境有关联的。
古徽州号称“东南邹鲁”、“礼仪之邦”，历来重视培养子弟读书上进，做生意的故然“贾而好儒”，务农的也坚持“耕读传家”。有民谣说“三代不读书，等于一窝猪”。所以蒙童馆之类遍及村坊山庄，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美誉。
古往今来，徽州这快灵秀之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代不乏人，涌现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这里是程朱里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和朱熹的故乡故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称。因文风昌盛，以科举而入任的同胞翰林，兄弟丞相，父子尚书流誉青史；这里的休宁县先后走出19名状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明代开始，“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是大多数徽商奉行的准则。他们除了不断向朝廷和官府捐银报效外，把商业利润的一部分投资教育，培养子弟和同族学子通过科举进入封建政府的各级政权。与此同时，商人雄厚的财力和浪迹天涯的流动性，又为他们的子弟延请名师、四方游学、广交名士、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创造了有利条件。}BE Iy l5h7d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x6y)K%Qbn)c1a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协等等优秀品质。 N t Krn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外乡人称安徽人“徽骆驼”，安徽人说，是的，我们是徽骆驼。徽骆驼实在是安徽人传统的性格和精神，是对安徽人刻苦奋斗，全力开创、敢为天下先精神的自赏和褒奖。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敢为天下先的胆识，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tVz!f8V O*O
徽商曾经是安徽的骄傲。历史上的徽商离土离乡，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造出辉煌业绩，成就了徽商的英名。今天的安徽人继承了历史上的徽商勇敢的创业精神，正在创造着比历史上的徽商更加辉煌的成就。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市场的洗礼，在“徽商精神”和“徽文化”的催生下，“新徽商”群体正在省内外、海内外茁壮成长。越来越多的安徽人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续写徽商传奇，“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安徽也有买下IBM的强人杨元庆，创脑白金神话史玉柱，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一汽董事长耿昭杰，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周德强，中国联通总经理常晓斌以及张巨声、陈荣珍、常义兵、祝义才、王传福等，都是改革开放后徽商中的杰出代表。
安徽的芜湖出产“三子”，“傻子”年广九、“疯子”赵薇、“车子”奇瑞，“三子”中的傻子和车子都是今天徽商的一分子。芜湖奇瑞的崛起，更是安徽企业界甚至是中国企业界的骄傲，它以“追求世界一流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开拓全球汽车市场”的奋斗目标，折射出了新徽商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熟悉汽车行业情况的人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安徽奇瑞的董事长、总经理尹同耀，安徽江淮汽车董事长、总经理左延安，安徽星马汽车和华菱汽车两集团的董事长刘汉如，安徽汽车行业的这三位领军人物有着好几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安徽人，成长于安徽，立业于安徽；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合肥工业大学；干着同一行当——汽车；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叱咤风云，挥洒自如，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
徽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如在安徽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人对儒与商的看重。一方面强调要营商，同时强调要读书。记得在徽州看到“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这样一副挂在徽州民居中的对联。“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同一屋檐下还有这样一幅对联。贾而好儒，这二幅对联正好反映出了徽州商人经营走四方之余，耕读传家的潜在心理。安徽走出来的读书人，向来不与民争利，在安徽桐城的“三尺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桐城走出了才华横溢的张英、张廷玉父子。张英是康熙年间的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康熙对张英十分器重，誉其具有古大臣风范。张英位居宰辅之位，豁达明理，宽容谦让。其子张廷玉颇有乃父之风。张廷玉为康雍乾三朝元老，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他创造了满清入关之后汉族官员的两个绝无仅有的纪录，第一：张廷玉是满清唯一的不以军功获得伯爵封号的汉族官员，清制，伯爵以上可以称作勋贵，以扈尔汉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养子、开国著名五大臣之一的身份子孙也才获得一等男爵的世袭。就汉族官员中，湖南人左宗棠、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那么大的“功劳”也只是封为伯爵，而他之后的安徽老乡李鸿章权倾朝野到死也才是伯爵；第二：张廷玉获得配享太庙的资格，这更是满清绝无仅有的对于汉族官员的殊荣，像汉大臣中的名人诸如山东的刘统勋、湖南的曾国藩等都没有这等待遇，唯独安徽的“书生”做到了，而且，张廷玉的配享是载于清世宗的遗诏中的。0V0c!A w ry
张英、张廷玉父子官都做得很大，张廷玉还当上了首辅大臣，故有宰相之称。邑人习惯称张英为“老宰相”，称张廷玉为“小宰相”当时有“父子双学士，老小二宰相”之称。作为汉人的张氏父子，在满人统治的大清朝，获得如此高官，实不多见。这除了他们的满腹学问、机智聪敏和对朝廷的耿耿忠心外，为人处事的隐忍宽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几代帝王的信任。张英年迈乞归故里，康熙赐联“远处尘埃少，闲中岁月长”。倒不似君赐臣子，而像老朋友间的赠言了。当然，他们这种隐忍宽容和谨慎处事，不仅对于皇室，在处理邻里家事时也体现出来。
六尺巷的碑铭上这样记载着：“清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居宅旁有一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得名焉。”这样两家之间的巷道增为六尺，被百姓传为佳话，成了邻居之间正确处理矛盾的典范。-f}7{ h]}p&s4l
这首诗中显示的人格非常可敬，心胸宽广，有情有义，非常感人；有理有据，淳淳教诲，非常服人，显示了宽容和礼让，在这件事情上两家相互礼让所显示的风尚值得后人敬仰。老宰相宽以待人，福荫乡邻的官德由此也可见一般。张英的做法体现了儒家的思想也折射出庄子思想中“无所为无所不为”的超脱。z)h2u UUuLX"z
道家的超脱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一个关于庄子的故事说，他的妻子去世，朋友去看他，却吃惊地发现他一边拍打瓦盆，一边按着节拍唱歌。他的朋友很不高兴地批评他：“你不但不哭，居然还这麽做？”庄子回答说，他并非没有悲伤的感情，但是死是回避不了的事情，既然这是自然运行的规律，为什麽还要哭呢？在庄子的思想里，具备理性的知识，就可以摆脱情感的束缚，达到灵魂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庄子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观点是一样的。
庄子是战国时蒙人，即今天安徽蒙城人。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正是由于冷酷现实的无情，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逍遥游”，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人生观，实质是企求摆脱现实烦恼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极遁世思想，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归本自然，否定天命观，摆脱人间的不平等，无疑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新的启示。庄子思想丰富多彩，不愧为我国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V U/[mSK
从表面看来，庄子的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尖锐地对立，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以矛盾的现象表现着同一的本质。出世思想只不过是入世受阻后的一种颠倒了的表现，正如大江东去受阻后的一段倒流，这种倒流绝不是追求的停止，而是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庄子的精神自由论和万物一齐论虽然不是一种达到入世目的的手段，但却反证了他并没有放弃入世的志向，也就表明他一天没有忘怀现实，一天没有放弃他的追求。把庄子这种“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思想运用的最为巧妙的是另外一位安徽人——张良。身为汉代名将张良，有大丈夫的胸怀，又有美如少女的外貌。功高位重，但却摒弃人间富贵。这位“居下邳，为任侠”，的韩国遗民，有着早在两千年前，就彰显了安徽人讲义气、爱打抱不平，而又天资聪颖的血性。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奇士”树立了天下血性男人的榜样。他身居乱世，胸怀国亡家败的悲愤，投身于倥偬的兵戎生涯，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什么是血性男人，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是君主报仇十年不晚？恐怕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两千年来儒家观念的渗透和影响，使人们对男性的责任有了不可动摇的认同，那就是忠、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男性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从张良的生活经历就可了解到其中的端倪。Cv1]9Q;N0d
张良一生多姿多彩，惊才绝艳，其间曾多次为刘邦出谋划策、建立不世功勋，将自己造就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帝王之师”，这些事迹当然也值得大书特书，然而从根本上说，张良大快朵颐的这一人生阶段，与萧何、曹参等人并无多大的区别，不足为奇。张良之“奇”，特别奇在他的出世与入世、进与退的方式、登场和退场的过程。“刺杀秦皇”和“黄石授书”的故事，发生在张良辅佐刘邦之前，可代表张良的登场；“商山四皓”的故事，发生在张良封侯食邑之后，可以代表张良的退场。
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因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的评语，“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但张良虽不甚魁梧，身体肯定不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迁记他击秦始皇失败后，隐居下邳“尚任侠”，也就是说好打个抱不平，大概与人动动拳头的事也没少干。没有身体做底子，又岂能办到。张良一生出谋划策，建立了不世之功，就连司马迁都想象他一定是一个相貌魁伟、风采夺人的奇男子，然而事实上他却是“状貌如妇人”。这正印证了孔子的话：“以貌取人，失之子羽。”*{e b@K
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毕竟成。历来史家，无不倾墨书载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应该肯定张良的一生有助于秦亡汉立的历史进程。司马迁有评语：“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刘邦遭遇过很多次危机，危急关头都是张良为他出谋划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刘邦面临重大问题时，也往往都是张良为他做出精辟分析，帮助他做出正确决断。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刘邦都曾得力于张良的计谋和忠告。机遇与风险并存，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大胆抉择，把握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f;W t;q0[ F%JN { C
在风起云涌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作为刘邦手下的头面人物之一，既不象韩信、曹参等将帅那样或独当一面、平国展土，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也不象萧何等文官那样留守后方，转运委输，补充兵源；而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随汉王”。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跟随和谋划，才使得才疏学浅、勇力战术又不足的刘邦仿佛有了灵魂，常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甚至转败为胜。难怪刘邦感慨：“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而张良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洞察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心理，找出纷纭复杂的现象内部深藏着的客观规律并加以利用，出奇计巧妙、和谐、圆满地解决问题。
张良是一位既有血气之勇，又具深谋远虑的传奇人物。为报亡国之恨，他“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亡”，博浪沙一击，差一点要了秦始皇的命；为酬知遇之恩，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终于辅佐刘邦战胜项羽，登基称帝；为消除刘邦易太子之念，他略施小计，让太子请来商山四皓，刘邦一见而易念顿失。 |-K,BUe
刘项成败的原因是识人与失人，而刘邦得到安徽人张良成为一代帝王，而项羽失去了安徽人范增却遗恨千古，真是成也安徽人败也安徽人。g K"oYGoP8m;rAT
范增秦末居巢（今巢湖市）人，在当时范增也算得上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能人，他七十岁投奔项羽，范增一向足不出户，好出奇计，是一个不轻易抛头露面的满腹经纶的谋略家。但是，由于晚年投靠了刚愎自用的项羽，使他的谋略才华无法充分施展，作为一个谋略家，他最终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作为项羽主要谋臣的范增，虽然有许多谋略，但都不能为项羽所采纳。正如刘邦所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范增本是项羽的“骨鲠之臣”，项羽曾尊他为“亚父”，最后也受到项羽猜疑，一气之下，请求退归乡里。一路郁闷成疾，快到彭城时，发病而死。苏轼“范增论”，称赞范增为“人杰”。连刘邦的谋士陈平、张良也都怕他三分，因为张良、陈平策划的每一个谋略行动，范增都能识破。项羽的失败，也从反面说明，范增作为一个谋略家对项羽政权的重要作用。5K k.\"wgY4H/^
在中国的历史中，谋士居重要地位，许多历史事件总是与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士文化的精髓，无论是武士还是谋士。谋士兴起可追溯至战火连天、哀鸿遍野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战争年代他们可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韬略，与对手一较高下，为诸侯争霸中原。张良与范增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惜历史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体，任何人的选择都只有一次，所以才会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说法。 |bR3]R
安徽的重要性，可从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看出来，楚汉争霸，刘邦项羽就一直打到安徽灵壁东南的垓下，项羽最后拔剑自刎，一世英雄就如此壮烈而去，怪只怪项羽没用安徽人做谋士，让张良跟了刘邦，而出计将项羽置于死地的正是张良，安徽人的智谋于此可见一斑。
骆驼有着负重耐饥渴的能力。至今，它仍以耐饥渴和辨别方向的能力而成为沙漠人生存的拐杖。而如今虽然岁月的风尘淹没了骆驼的足迹，无边的瀚海吞噬了骆驼的踪迹，然而每当绿洲撑开一片生机的时候，我们便会对骆驼投去热烈的目光。安徽人就是无数次在历史的荒漠中为自己和别人前进寻找到生机的“徽骆驼”。
安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地，老子、庄子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无所为而无所不为”、“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情”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安徽人，于是安徽人中就多了一些狂狷之人，狂者锐意进取，狷者是有所不为。这就形成了安徽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情的人格特征。
安徽：以安庆、徽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大部属江南西道和淮南道；宋置江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元属江东建康道和淮西江北道；明境内各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为直隶，后改南直隶；清改江南省，后分设安徽省，为安徽得名的开始；民国仍之；建国初分设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后合并恢复安徽省，省名至今未变。
安徽属位置居中，中国的“南蛮北侉”在安徽有着很好的体现，合肥以南为蛮，阜阳以北为侉。淮北是广袤无垠的平原，江淮是起伏绵延的丘陵，江南是郁郁葱葱的山区，并有星罗棋布的河湖港汊镶嵌其间。安徽皖南多山，土地贫瘠；皖中多丘陵；淮北属平原，又水灾频仍。安徽人经常漂泊他乡，四处闯荡。黄山的美景堪称中华一绝，徽州民居百墙青瓦，别有一番风情,就在这样的风景里，少年胡适诵读着“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y8n ru&_5L w
在皖南这块土地养育下的徽商以敢做敢为而名世，白手起家，闯荡江湖，在近代商界很有声誉。而养育的文人志士则也秉承了这种性格，胡适是其中的一面镜子，而真正意义上的另外一面镜子则是被称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说起两人，除了是老乡，还是同门的师兄弟。两人同乡，且同年，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都深谙中国古代的哲学，所作所为都有一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事情”的道家精神。但走的路线却很不相同，一贴近国民党，一贴近共产党。胡适，喜兰花，以徽骆驼精神自居。他和另一个安徽人陈独秀，蔡元培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一生都在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理论。f9P I.W6o
据说，他和胡适有过这样的诗战。胡适：“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
陶行知：“我也‘凌云无碍’，看了一个大概。一块块的田地是谁种？一座座的屋子是谁盖？除了山和水，问是谁造的世界？” up.e P0| W2Mf
陶行知曾对人说过，我最看不起的同学有两个：一是胡适，靠洋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可见两人却有不和，而安徽人的性格差异大，由此也可见一斑。h-lc1~4k0y0QD2_
陶行知教育思想注重身体力行。他说：“我要立志做大事”，“我学人的长处，不学人的短处，要拜七十二行做先生。”陶行知先生与农民甘苦，向农民烧心香，能“拜七十二行做先生”，作为生物教学的“门外汉”，尤其要向其他的生物教师“烧心香”，拜他们做自己的先生。大教育家孔子也说：“三人行必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陶行知先生有许多的思想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继承。其更在《自立歌》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好汉。”
除了陶行知之外，近代安徽教育界，就对全国的影响而言，莫过于吴汝纶、孙家鼐二人。北大的校长许智宏曾经说过，安徽与北大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先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胡适等，都是安徽人。H_&so c4]+n1~%L8~O
安徽桐城人，吴汝纶当之无愧，是我国近代教育第一人，曾经出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由孙家鼐担任。孙家鼐是清末状元，官至大学士，人称寿州相国，也是安徽人。
当年，吴汝纶奉命赴日本考究学制，本意是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不想却遭到恶势力的排挤攻击，不得已在家乡办了桐城中学。“后十百年人材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是他给桐中题写的对联，表达了他革新教育、造就人才、振兴国家的愿望。百年之下，我们仍然能够感到他的苦心和无奈。{5S;I%l ze
胡先生和陶先生两家相距很近，一个是皖南绩溪县上村庄，一个是安徽歙县黄潭源村，沿公路走也不过百里。虽然两位先生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完全不同，所受到的褒贬毁誉也大不一样，然而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却完全一样，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盛赞自己的家乡。 Hv } |7Z
陶行知先生在讲到自己的家乡时非常自傲，他说：“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查看它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它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
胡适先生在谈及家乡时也是毫不谦虚，他宣称：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他的家乡人，那个地方就只能是个村落。只有等到他的乡亲们住进来了，“他们开始开设店铺，然后逐步扩张，就把一个小村落变成一个小城镇了”。据此，得出了“无徽不成镇”的结论][$}9T-R&?5]$q^
那么，他们家乡这个充满了魅力的地方究竟在那里呢？如今，你纵然是翻破中国地图也不会找到它。而只有有点历史知识的人才会知道：那个地方就是1987年从中国的行政区中被抹掉了的古老的徽州。p*e!i:Gwn Frc
旧时的徽州地处安徽省南部，东邻浙江，西邻江西，秦称鄣郡，晋称新安郡，唐肃宗四年（759）易名为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平定歙人方腊起义后，宋徽宗改歙州为徽州，辖今安徽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和江西婺源县，府城设于歙县城内。俗称一府六县，从此，徽州这一地名被沿用了866年，虽因朝代变更，终末再改。9JM#N9~C
徽者，美好之谓也。徽州顾名思义，即是美好的地方。徽州人杰地灵，名不虚传，历来以山水之秀商贾之富，文风之盛，古迹之多，林茶之美，民风之淳而蜚声海内外。a ]UJ K{mM%l
在这片土地上，昔日曾真真切切地存在过人间天堂，存在过文化的灿烂、科举的荣耀和物质的奢华。在岁月流转中，竖起了屹立数百年不倒的赫赫盛名，带回了那难以胜数的豪宅巨富和“状元故里”的尊荣……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审视徽州，她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域名词，她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单元，一部自南宋至明清引领时代800年、素为世人景仰的区域性文化的经典之作。 E vE;a4t g6bOT
俗话说“吃在杭州、玩在苏州、死在徽州”，由此也可以管窥出人们对徽州的向往与眷念。在这里，你信步走进一个村落，就会翻动一页历史；随处踩动一块石头，就会触动一个朝代。故而有人夸耀说：徽州村村镇镇，都有古迹；山山水水，都是名胜。明代戏剧家，《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有一首诗称：欲识金银气，多众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里所说的“黄白”，就是黄山，白岳（齐云山）。不管后人对“无梦到徽州”的解释有多少歧义，“到徽州寻梦”，还是令人痴绝的。U|I U!y6r7F
徽州在黄山和齐云山之间，南宋淳熙《新安志》说，徽州是“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山限壤隔”，就是自为一体，独立成篇，由此也可以看出徽州的交通不便，在对外交往上受制于自然环境，可想而知当时徽州人的生活也是窘迫的。:W YBx2?[
当年的徽州，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因为山地偏多耕地偏少，乡民们因生活的压力而背井离乡，出外做生意。渐渐地，徽州人因善于经商而声名大振，甚至还有了“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而在“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的背后，却是“徽商不蹲家，经营走四方”的飘泊和无奈。$^7E"I B#l ]5FwG
在一般情况下，安徽人是相当稳定的。很少有人愿意抛头露面，“出风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这是多数安徽人的座右铭。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才迫使安徽人转变观念，开始走出去，这就造就了一群群“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t9b!GcmE;F
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鸦片战争最先在广东开始，而且广东的资源比起其他省份是比较贫乏的，所以，面对封建制度瓦解下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的日益加深，闽粤地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条件越来越难，在此同时，这些地区又先和南洋有商贸来往，为了谋求生存，很多人就越洋跋涉，到异国他乡开始了另外的道路，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华侨。到了近代的救国图存运动，比较多的是从两广地区开始，然后蔓延到两湖、江浙、安徽地区，最后扩大到全国。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后面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百日维新，和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是广东人先开始的，这些都是和这些地方当时的大环境有关联的。
古徽州号称“东南邹鲁”、“礼仪之邦”，历来重视培养子弟读书上进，做生意的故然“贾而好儒”，务农的也坚持“耕读传家”。有民谣说“三代不读书，等于一窝猪”。所以蒙童馆之类遍及村坊山庄，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美誉。
古往今来，徽州这快灵秀之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代不乏人，涌现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这里是程朱里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和朱熹的故乡故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称。因文风昌盛，以科举而入任的同胞翰林，兄弟丞相，父子尚书流誉青史；这里的休宁县先后走出19名状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明代开始，“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是大多数徽商奉行的准则。他们除了不断向朝廷和官府捐银报效外，把商业利润的一部分投资教育，培养子弟和同族学子通过科举进入封建政府的各级政权。与此同时，商人雄厚的财力和浪迹天涯的流动性，又为他们的子弟延请名师、四方游学、广交名士、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创造了有利条件。}BE Iy l5h7d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x6y)K%Qbn)c1a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协等等优秀品质。 N t Krn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外乡人称安徽人“徽骆驼”，安徽人说，是的，我们是徽骆驼。徽骆驼实在是安徽人传统的性格和精神，是对安徽人刻苦奋斗，全力开创、敢为天下先精神的自赏和褒奖。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敢为天下先的胆识，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tVz!f8V O*O
徽商曾经是安徽的骄傲。历史上的徽商离土离乡，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造出辉煌业绩，成就了徽商的英名。今天的安徽人继承了历史上的徽商勇敢的创业精神，正在创造着比历史上的徽商更加辉煌的成就。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市场的洗礼，在“徽商精神”和“徽文化”的催生下，“新徽商”群体正在省内外、海内外茁壮成长。越来越多的安徽人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续写徽商传奇，“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安徽也有买下IBM的强人杨元庆，创脑白金神话史玉柱，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一汽董事长耿昭杰，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周德强，中国联通总经理常晓斌以及张巨声、陈荣珍、常义兵、祝义才、王传福等，都是改革开放后徽商中的杰出代表。
安徽的芜湖出产“三子”，“傻子”年广九、“疯子”赵薇、“车子”奇瑞，“三子”中的傻子和车子都是今天徽商的一分子。芜湖奇瑞的崛起，更是安徽企业界甚至是中国企业界的骄傲，它以“追求世界一流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开拓全球汽车市场”的奋斗目标，折射出了新徽商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熟悉汽车行业情况的人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安徽奇瑞的董事长、总经理尹同耀，安徽江淮汽车董事长、总经理左延安，安徽星马汽车和华菱汽车两集团的董事长刘汉如，安徽汽车行业的这三位领军人物有着好几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安徽人，成长于安徽，立业于安徽；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合肥工业大学；干着同一行当——汽车；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叱咤风云，挥洒自如，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
徽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如在安徽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人对儒与商的看重。一方面强调要营商，同时强调要读书。记得在徽州看到“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这样一副挂在徽州民居中的对联。“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同一屋檐下还有这样一幅对联。贾而好儒，这二幅对联正好反映出了徽州商人经营走四方之余，耕读传家的潜在心理。安徽走出来的读书人，向来不与民争利，在安徽桐城的“三尺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桐城走出了才华横溢的张英、张廷玉父子。张英是康熙年间的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康熙对张英十分器重，誉其具有古大臣风范。张英位居宰辅之位，豁达明理，宽容谦让。其子张廷玉颇有乃父之风。张廷玉为康雍乾三朝元老，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他创造了满清入关之后汉族官员的两个绝无仅有的纪录，第一：张廷玉是满清唯一的不以军功获得伯爵封号的汉族官员，清制，伯爵以上可以称作勋贵，以扈尔汉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养子、开国著名五大臣之一的身份子孙也才获得一等男爵的世袭。就汉族官员中，湖南人左宗棠、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那么大的“功劳”也只是封为伯爵，而他之后的安徽老乡李鸿章权倾朝野到死也才是伯爵；第二：张廷玉获得配享太庙的资格，这更是满清绝无仅有的对于汉族官员的殊荣，像汉大臣中的名人诸如山东的刘统勋、湖南的曾国藩等都没有这等待遇，唯独安徽的“书生”做到了，而且，张廷玉的配享是载于清世宗的遗诏中的。0V0c!A w ry
张英、张廷玉父子官都做得很大，张廷玉还当上了首辅大臣，故有宰相之称。邑人习惯称张英为“老宰相”，称张廷玉为“小宰相”当时有“父子双学士，老小二宰相”之称。作为汉人的张氏父子，在满人统治的大清朝，获得如此高官，实不多见。这除了他们的满腹学问、机智聪敏和对朝廷的耿耿忠心外，为人处事的隐忍宽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几代帝王的信任。张英年迈乞归故里，康熙赐联“远处尘埃少，闲中岁月长”。倒不似君赐臣子，而像老朋友间的赠言了。当然，他们这种隐忍宽容和谨慎处事，不仅对于皇室，在处理邻里家事时也体现出来。
六尺巷的碑铭上这样记载着：“清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居宅旁有一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得名焉。”这样两家之间的巷道增为六尺，被百姓传为佳话，成了邻居之间正确处理矛盾的典范。-f}7{ h]}p&s4l
这首诗中显示的人格非常可敬，心胸宽广，有情有义，非常感人；有理有据，淳淳教诲，非常服人，显示了宽容和礼让，在这件事情上两家相互礼让所显示的风尚值得后人敬仰。老宰相宽以待人，福荫乡邻的官德由此也可见一般。张英的做法体现了儒家的思想也折射出庄子思想中“无所为无所不为”的超脱。z)h2u UUuLX"z
道家的超脱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一个关于庄子的故事说，他的妻子去世，朋友去看他，却吃惊地发现他一边拍打瓦盆，一边按着节拍唱歌。他的朋友很不高兴地批评他：“你不但不哭，居然还这麽做？”庄子回答说，他并非没有悲伤的感情，但是死是回避不了的事情，既然这是自然运行的规律，为什麽还要哭呢？在庄子的思想里，具备理性的知识，就可以摆脱情感的束缚，达到灵魂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庄子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观点是一样的。
庄子是战国时蒙人，即今天安徽蒙城人。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正是由于冷酷现实的无情，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逍遥游”，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人生观，实质是企求摆脱现实烦恼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极遁世思想，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归本自然，否定天命观，摆脱人间的不平等，无疑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新的启示。庄子思想丰富多彩，不愧为我国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V U/[mSK
从表面看来，庄子的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尖锐地对立，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以矛盾的现象表现着同一的本质。出世思想只不过是入世受阻后的一种颠倒了的表现，正如大江东去受阻后的一段倒流，这种倒流绝不是追求的停止，而是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庄子的精神自由论和万物一齐论虽然不是一种达到入世目的的手段，但却反证了他并没有放弃入世的志向，也就表明他一天没有忘怀现实，一天没有放弃他的追求。把庄子这种“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思想运用的最为巧妙的是另外一位安徽人——张良。身为汉代名将张良，有大丈夫的胸怀，又有美如少女的外貌。功高位重，但却摒弃人间富贵。这位“居下邳，为任侠”，的韩国遗民，有着早在两千年前，就彰显了安徽人讲义气、爱打抱不平，而又天资聪颖的血性。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奇士”树立了天下血性男人的榜样。他身居乱世，胸怀国亡家败的悲愤，投身于倥偬的兵戎生涯，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什么是血性男人，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是君主报仇十年不晚？恐怕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两千年来儒家观念的渗透和影响，使人们对男性的责任有了不可动摇的认同，那就是忠、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男性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从张良的生活经历就可了解到其中的端倪。Cv1]9Q;N0d
张良一生多姿多彩，惊才绝艳，其间曾多次为刘邦出谋划策、建立不世功勋，将自己造就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帝王之师”，这些事迹当然也值得大书特书，然而从根本上说，张良大快朵颐的这一人生阶段，与萧何、曹参等人并无多大的区别，不足为奇。张良之“奇”，特别奇在他的出世与入世、进与退的方式、登场和退场的过程。“刺杀秦皇”和“黄石授书”的故事，发生在张良辅佐刘邦之前，可代表张良的登场；“商山四皓”的故事，发生在张良封侯食邑之后，可以代表张良的退场。
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因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的评语，“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但张良虽不甚魁梧，身体肯定不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迁记他击秦始皇失败后，隐居下邳“尚任侠”，也就是说好打个抱不平，大概与人动动拳头的事也没少干。没有身体做底子，又岂能办到。张良一生出谋划策，建立了不世之功，就连司马迁都想象他一定是一个相貌魁伟、风采夺人的奇男子，然而事实上他却是“状貌如妇人”。这正印证了孔子的话：“以貌取人，失之子羽。”*{e b@K
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毕竟成。历来史家，无不倾墨书载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应该肯定张良的一生有助于秦亡汉立的历史进程。司马迁有评语：“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刘邦遭遇过很多次危机，危急关头都是张良为他出谋划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刘邦面临重大问题时，也往往都是张良为他做出精辟分析，帮助他做出正确决断。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刘邦都曾得力于张良的计谋和忠告。机遇与风险并存，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大胆抉择，把握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f;W t;q0[ F%JN { C
在风起云涌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作为刘邦手下的头面人物之一，既不象韩信、曹参等将帅那样或独当一面、平国展土，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也不象萧何等文官那样留守后方，转运委输，补充兵源；而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随汉王”。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跟随和谋划，才使得才疏学浅、勇力战术又不足的刘邦仿佛有了灵魂，常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甚至转败为胜。难怪刘邦感慨：“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而张良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洞察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心理，找出纷纭复杂的现象内部深藏着的客观规律并加以利用，出奇计巧妙、和谐、圆满地解决问题。
张良是一位既有血气之勇，又具深谋远虑的传奇人物。为报亡国之恨，他“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亡”，博浪沙一击，差一点要了秦始皇的命；为酬知遇之恩，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终于辅佐刘邦战胜项羽，登基称帝；为消除刘邦易太子之念，他略施小计，让太子请来商山四皓，刘邦一见而易念顿失。 |-K,BUe
刘项成败的原因是识人与失人，而刘邦得到安徽人张良成为一代帝王，而项羽失去了安徽人范增却遗恨千古，真是成也安徽人败也安徽人。g K"oYGoP8m;rAT
范增秦末居巢（今巢湖市）人，在当时范增也算得上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能人，他七十岁投奔项羽，范增一向足不出户，好出奇计，是一个不轻易抛头露面的满腹经纶的谋略家。但是，由于晚年投靠了刚愎自用的项羽，使他的谋略才华无法充分施展，作为一个谋略家，他最终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作为项羽主要谋臣的范增，虽然有许多谋略，但都不能为项羽所采纳。正如刘邦所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范增本是项羽的“骨鲠之臣”，项羽曾尊他为“亚父”，最后也受到项羽猜疑，一气之下，请求退归乡里。一路郁闷成疾，快到彭城时，发病而死。苏轼“范增论”，称赞范增为“人杰”。连刘邦的谋士陈平、张良也都怕他三分，因为张良、陈平策划的每一个谋略行动，范增都能识破。项羽的失败，也从反面说明，范增作为一个谋略家对项羽政权的重要作用。5K k.\"wgY4H/^
在中国的历史中，谋士居重要地位，许多历史事件总是与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士文化的精髓，无论是武士还是谋士。谋士兴起可追溯至战火连天、哀鸿遍野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战争年代他们可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韬略，与对手一较高下，为诸侯争霸中原。张良与范增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惜历史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体，任何人的选择都只有一次，所以才会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说法。 |bR3]R
安徽的重要性，可从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看出来，楚汉争霸，刘邦项羽就一直打到安徽灵壁东南的垓下，项羽最后拔剑自刎，一世英雄就如此壮烈而去，怪只怪项羽没用安徽人做谋士，让张良跟了刘邦，而出计将项羽置于死地的正是张良，安徽人的智谋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