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从未走进监狱。
然而,在2007年这个少雨的春天,我终于走入了一座座监狱,走进了那些被书籍或影视无数次描绘过的地方。想象中的牢狱与现实是那么的不一样,是那么令人惊诧,有一种陌生、有一种压抑,甚至有一种恍然，心里想，这就是禁锢万千罪恶之人的监狱么?
不仅于我,对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监狱都是陌生之地,神秘之地。老百姓心目中监狱是什么呢?可以这么说,老百姓心中的监狱,是魑魅魍魉麋集之地,是邪恶与暴力的孪生之地,是暗无天日的污秽龌龊之地！老百姓印象中的监狱，来自民间的口传，来自戏剧电影的演绎。譬如封建王朝的大牢，阴暗潮湿的地狱木笼中蜷伏的死囚；譬如渣滓洞白公馆囚禁革命志士的牢房，以及辣椒水老虎凳电棍竹签子等等。对于旧时的监狱，老百姓只有恐惧或者仇恨。即便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监狱，许多人仍然有误解和讹传，以为那里充斥着狱头或狱霸，以为那里充斥着体罚与打骂，以为那里体现不出人最基本最起码的权利和尊严。
说实话，我也是带着满腹疑虑走进监狱的.然而我走入永川监狱那整洁、宽阔、簇新的监区时,我心中对监狱的那种固有的恐惧与厌恶忽然间消失了。我看着一间间整洁的监舍,看着一排排如军队般严谨的卧床以及整洁的被褥,看着监狱工厂一台台排列有序的机器和那些专注工作的囚犯,我忽然感到自己对监狱的了解是多么可笑,是多么地无知与肤浅.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完全改变了我的国家,也同样改变了社会的这一个角落.
一队队下工的囚犯喊着口号从我身边走过,一些人在楼下篮球场上你追我逐,另一些人在娱乐活动室里看电视、下棋、读书看报。生活很清苦,但是有规律,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承担自己对社会对人类犯下的罪责;同时，他们也必须生活在一个有起码的作为人的尊严的环境之中。这不仅仅是我在永川监狱的所见所闻,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我先后去了市女子监狱,市垫江监狱，重庆市监狱,每一处监狱的管理都让我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使我对21世纪的中国监狱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我觉得我有责任向社会，向读者,向所有关心监狱现状的人们介绍这一方面的进展,它不仅仅反映一种真实,反映一种进度,也体现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中对人的关爱和对人权的尊重。
几乎每到一地,干警都说,中央的决策好,监狱体制改革如夏日之甘霖,冬日之艳阳,正当其时,是英明之举啊!
那么,监狱体制改革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发生,发展并成功实施的呢?我不否认我对司法系统这一方面的无知与寡闻,且让我们一起去寻觅、回首新中国几十年在斗争与实践中摸索的监狱机制形成的轨迹吧!
一.胡马平们讲述的故事
胡马平是永川监狱年轻的政委,举止洒脱,语言犀利而不失风趣。陪同我采访的渝剑集团副总上官进告诉我说,胡马平是从四川省雷马屏劳改总队调过来的,很有魄力,也有才干,写一手好文章。果然,一见面,他就给我痛说起了他的革命家史。
胡马平的父亲是随南下部队进入重庆的。刚刚建立的共和国尚无大规模管押罪犯的经验，1952年，中共西南局和邓小平同志决定成立“四川省雷马坪劳动改造管教总队”，并派人从重庆押送罪犯前往驻地，胡马平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从此，胡父与胡马平本人就走上了这条艰险坎坷之路。总队之所以被命名为“雷马坪”，是因为其地处四川南部雷波、马边、屏山三县的交界处，山高坡陡，远离城市。也就在那一年，胡马平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从重庆押着几百名犯人一步步走到这里，开始了新中国最初始的监狱建设与管理工作。开始了对各种罪犯的劳动改造。那时的监狱管理，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而新中国特殊的国情，是把大量的罪犯押往偏僻的山区或农村，用劳动去改造他们的灵魂，形成了以农业劳动为主要方式的改造结构，这是当年经济不发达状况下的必然。因为国家没有能力养活这么一大批不劳而获的人，也不可能将这么些人关押在城市里，那样会对社会的安定造成很大的压力和影响。将他们分散到农村，让他们自食其力，同时，也让艰巨的劳动与生活环境去荡涤犯人的罪恶心灵。
胡马平的父辈们经历了生命与生存的考验，不但要和大自然苦斗，还要和国民党残匪乃至少数叛乱的彝族奴隶主反动分子作拼死的斗争。许多人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胡马平的父亲活了下来，一辈子在大山之中与寂寞为伴，胡马平诞生在大山之中，父母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让他永远记住这个地方，这个他父母奉献了一生的地方。
胡马平说，监狱各中队分布在几百公里的大山之中。许多干警一辈子也未能走出大山，他们的子女，甚至子女的子女也被禁锢在大山之上，乃至有罪犯这样对干警说：“我们被判有期徒刑，是因为有罪；而你们无罪，却在这大山里套上了无期徒刑的枷锁，太冤了！”在大山里，干警子女的教育、就业都成了问题，要想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是难上加难。众多的待业青年没法安排，总队只好派人去广州，联系安排他们去那里打工。
历史形成的“农业监狱”不仅仅遗留下上述问题，实际上对罪犯的管理与改造也很难落到实处，你想想，把几百上千甚至上万人放到，那么广阔的空间里去，你能对罪犯实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吗？
在风景优美的永川月琴坝，市女子监狱监狱长吴大茂面对笔者的采访更是直人快语。这位西南农大毕业生1983年就进入监狱系统工作，对当年所经历的事情记忆犹新。
“什么监狱嘛，完完全全的农民！你想想，一名干警平均管二、三百人，都在荒山野岭之间，怎么管得住？新胜茶场有一个晚上跑了100多人，明火执仗地跑，你劝都劝不回来，打也打不过人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跑。这不对啊！什么是监狱？剥夺他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惩罚，劳动只是辅助手段。我们的监狱叫劳改队，首先要解决劳动问题，挣钱吃饭问题！城里工厂还爆满呢，只能把囚犯放到农村，可一放到农村，问题就出来了，经费不解决，自己找饭吃。干警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能保证罪犯？”
你别看吴监（监狱系统的人都把监狱长简称为“某监”）是学农的，20多年的干警生活已经把他磨砺成了专才。
他说，改革开发开始，监狱系统也曾蕴酿改革，可那时怎么改的？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和基本费用问题，竟在监狱系统实行“承包制”。怎么承包？中队长可以承包这个中队，俨然成了包工头。只要能找到钱，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办法的犯人可以出监狱去社会上找业务，甚至可以穿上警服蒙蔽群众；哪儿有业务就把罪犯派过去，施工、挖煤，样样都干，所谓“外包”。罪犯家属可以通过捐赠财物、金钱换取减刑，甚至帮助推销监狱产品也可减刑。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你国家不拨够经费，不是要我们自己找钱吗？行！五花八门的东西都钻出来了。
重庆市监狱长邓胜明，19岁从涪陵农校毕业即加入司法队伍，一干25年，如今正值盛年，说起话来也是一根杠子插到底，慷慨激昂。他说我毕业后就去山上当狱警，那算什么警察啊，完全一个农民！大清早就得押犯人上山，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晚上还要站岗放哨，累得不行，比犯人还苦。那时当狱警真是委屈啊，没钱，要自己去找，去创收，哪是国家的监狱呢，是自办监狱啊！当年困难啊，干警有偷偷卖血的，还有想不开自杀的。一个支队只有几万斤粮食，每年发两套衣服，工资发不出来，干警们生活艰难得很，提不起精神来，你想想，在那种状况下怎么去管理改造罪犯。罪犯年年都在跑，没有像样的监舍，你管不住也管不了！乃至事情严重到了某些省份、某些监狱发生了罪犯嫖娼、与黑社会势力勾结的问题，惊动了中央，惊动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监狱体制改革终于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邓监说的是事实。苏联式的监狱管理制度在新中国沿袭套用了几十年，没有充足的经费保证，必然造成监狱管理上的失控。把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国家职能下放到基层，让他们像企业一样去自谋生路，而他们管束的又是国家政权最危险的敌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而且可笑的做法。
我们可以理解共和国的苦衷，经济不发达，经费短缺，百废待举，到处都需要用钱，让监狱自行解决部分经费，是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必然。但是，近30年改革开放已经使我们具有了将监狱完全国家化的能力，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和谐，罪犯的改造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行与发展，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形象与威望……..
然而,在2007年这个少雨的春天,我终于走入了一座座监狱,走进了那些被书籍或影视无数次描绘过的地方。想象中的牢狱与现实是那么的不一样,是那么令人惊诧,有一种陌生、有一种压抑,甚至有一种恍然，心里想，这就是禁锢万千罪恶之人的监狱么?
不仅于我,对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监狱都是陌生之地,神秘之地。老百姓心目中监狱是什么呢?可以这么说,老百姓心中的监狱,是魑魅魍魉麋集之地,是邪恶与暴力的孪生之地,是暗无天日的污秽龌龊之地！老百姓印象中的监狱，来自民间的口传，来自戏剧电影的演绎。譬如封建王朝的大牢，阴暗潮湿的地狱木笼中蜷伏的死囚；譬如渣滓洞白公馆囚禁革命志士的牢房，以及辣椒水老虎凳电棍竹签子等等。对于旧时的监狱，老百姓只有恐惧或者仇恨。即便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监狱，许多人仍然有误解和讹传，以为那里充斥着狱头或狱霸，以为那里充斥着体罚与打骂，以为那里体现不出人最基本最起码的权利和尊严。
说实话，我也是带着满腹疑虑走进监狱的.然而我走入永川监狱那整洁、宽阔、簇新的监区时,我心中对监狱的那种固有的恐惧与厌恶忽然间消失了。我看着一间间整洁的监舍,看着一排排如军队般严谨的卧床以及整洁的被褥,看着监狱工厂一台台排列有序的机器和那些专注工作的囚犯,我忽然感到自己对监狱的了解是多么可笑,是多么地无知与肤浅.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完全改变了我的国家,也同样改变了社会的这一个角落.
一队队下工的囚犯喊着口号从我身边走过,一些人在楼下篮球场上你追我逐,另一些人在娱乐活动室里看电视、下棋、读书看报。生活很清苦,但是有规律,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承担自己对社会对人类犯下的罪责;同时，他们也必须生活在一个有起码的作为人的尊严的环境之中。这不仅仅是我在永川监狱的所见所闻,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我先后去了市女子监狱,市垫江监狱，重庆市监狱,每一处监狱的管理都让我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使我对21世纪的中国监狱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我觉得我有责任向社会，向读者,向所有关心监狱现状的人们介绍这一方面的进展,它不仅仅反映一种真实,反映一种进度,也体现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中对人的关爱和对人权的尊重。
几乎每到一地,干警都说,中央的决策好,监狱体制改革如夏日之甘霖,冬日之艳阳,正当其时,是英明之举啊!
那么,监狱体制改革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发生,发展并成功实施的呢?我不否认我对司法系统这一方面的无知与寡闻,且让我们一起去寻觅、回首新中国几十年在斗争与实践中摸索的监狱机制形成的轨迹吧!
一.胡马平们讲述的故事
胡马平是永川监狱年轻的政委,举止洒脱,语言犀利而不失风趣。陪同我采访的渝剑集团副总上官进告诉我说,胡马平是从四川省雷马屏劳改总队调过来的,很有魄力,也有才干,写一手好文章。果然,一见面,他就给我痛说起了他的革命家史。
胡马平的父亲是随南下部队进入重庆的。刚刚建立的共和国尚无大规模管押罪犯的经验，1952年，中共西南局和邓小平同志决定成立“四川省雷马坪劳动改造管教总队”，并派人从重庆押送罪犯前往驻地，胡马平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从此，胡父与胡马平本人就走上了这条艰险坎坷之路。总队之所以被命名为“雷马坪”，是因为其地处四川南部雷波、马边、屏山三县的交界处，山高坡陡，远离城市。也就在那一年，胡马平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从重庆押着几百名犯人一步步走到这里，开始了新中国最初始的监狱建设与管理工作。开始了对各种罪犯的劳动改造。那时的监狱管理，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而新中国特殊的国情，是把大量的罪犯押往偏僻的山区或农村，用劳动去改造他们的灵魂，形成了以农业劳动为主要方式的改造结构，这是当年经济不发达状况下的必然。因为国家没有能力养活这么一大批不劳而获的人，也不可能将这么些人关押在城市里，那样会对社会的安定造成很大的压力和影响。将他们分散到农村，让他们自食其力，同时，也让艰巨的劳动与生活环境去荡涤犯人的罪恶心灵。
胡马平的父辈们经历了生命与生存的考验，不但要和大自然苦斗，还要和国民党残匪乃至少数叛乱的彝族奴隶主反动分子作拼死的斗争。许多人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胡马平的父亲活了下来，一辈子在大山之中与寂寞为伴，胡马平诞生在大山之中，父母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让他永远记住这个地方，这个他父母奉献了一生的地方。
胡马平说，监狱各中队分布在几百公里的大山之中。许多干警一辈子也未能走出大山，他们的子女，甚至子女的子女也被禁锢在大山之上，乃至有罪犯这样对干警说：“我们被判有期徒刑，是因为有罪；而你们无罪，却在这大山里套上了无期徒刑的枷锁，太冤了！”在大山里，干警子女的教育、就业都成了问题，要想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是难上加难。众多的待业青年没法安排，总队只好派人去广州，联系安排他们去那里打工。
历史形成的“农业监狱”不仅仅遗留下上述问题，实际上对罪犯的管理与改造也很难落到实处，你想想，把几百上千甚至上万人放到，那么广阔的空间里去，你能对罪犯实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吗？
在风景优美的永川月琴坝，市女子监狱监狱长吴大茂面对笔者的采访更是直人快语。这位西南农大毕业生1983年就进入监狱系统工作，对当年所经历的事情记忆犹新。
“什么监狱嘛，完完全全的农民！你想想，一名干警平均管二、三百人，都在荒山野岭之间，怎么管得住？新胜茶场有一个晚上跑了100多人，明火执仗地跑，你劝都劝不回来，打也打不过人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跑。这不对啊！什么是监狱？剥夺他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惩罚，劳动只是辅助手段。我们的监狱叫劳改队，首先要解决劳动问题，挣钱吃饭问题！城里工厂还爆满呢，只能把囚犯放到农村，可一放到农村，问题就出来了，经费不解决，自己找饭吃。干警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能保证罪犯？”
你别看吴监（监狱系统的人都把监狱长简称为“某监”）是学农的，20多年的干警生活已经把他磨砺成了专才。
他说，改革开发开始，监狱系统也曾蕴酿改革，可那时怎么改的？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和基本费用问题，竟在监狱系统实行“承包制”。怎么承包？中队长可以承包这个中队，俨然成了包工头。只要能找到钱，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办法的犯人可以出监狱去社会上找业务，甚至可以穿上警服蒙蔽群众；哪儿有业务就把罪犯派过去，施工、挖煤，样样都干，所谓“外包”。罪犯家属可以通过捐赠财物、金钱换取减刑，甚至帮助推销监狱产品也可减刑。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你国家不拨够经费，不是要我们自己找钱吗？行！五花八门的东西都钻出来了。
重庆市监狱长邓胜明，19岁从涪陵农校毕业即加入司法队伍，一干25年，如今正值盛年，说起话来也是一根杠子插到底，慷慨激昂。他说我毕业后就去山上当狱警，那算什么警察啊，完全一个农民！大清早就得押犯人上山，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晚上还要站岗放哨，累得不行，比犯人还苦。那时当狱警真是委屈啊，没钱，要自己去找，去创收，哪是国家的监狱呢，是自办监狱啊！当年困难啊，干警有偷偷卖血的，还有想不开自杀的。一个支队只有几万斤粮食，每年发两套衣服，工资发不出来，干警们生活艰难得很，提不起精神来，你想想，在那种状况下怎么去管理改造罪犯。罪犯年年都在跑，没有像样的监舍，你管不住也管不了！乃至事情严重到了某些省份、某些监狱发生了罪犯嫖娼、与黑社会势力勾结的问题，惊动了中央，惊动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监狱体制改革终于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邓监说的是事实。苏联式的监狱管理制度在新中国沿袭套用了几十年，没有充足的经费保证，必然造成监狱管理上的失控。把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国家职能下放到基层，让他们像企业一样去自谋生路，而他们管束的又是国家政权最危险的敌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而且可笑的做法。
我们可以理解共和国的苦衷，经济不发达，经费短缺，百废待举，到处都需要用钱，让监狱自行解决部分经费，是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必然。但是，近30年改革开放已经使我们具有了将监狱完全国家化的能力，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和谐，罪犯的改造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行与发展，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形象与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