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践论美学”的大讨论为标志，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新时期以来，以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深度检视为契机，实践美学逐渐成为我国当代美学主潮。目前，“这个主潮的巨大生命力正在日益充分显示出来，并且在各个不同流派（如李泽厚派、蒋孔阳派、刘纲纪派等）的具体构建中越发显得生机勃勃。”【1】
总体而言，实践美学以“实践”范畴为有效核心视域，并因此在当代世界美学格局中独具特色。具体说来，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的转进，呈现出明晰的建构——反叛——超越轨迹。这说明，新时期美学研究正在自我否定中不断走向深化。
一、客观论实践美学的建构路向
50年代，中国当代美学的建构工程开始启动。以蔡仪、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论”美学，强调审美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侧重于从客观物质属性中把握“自然的人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
蔡仪在《新美学》、《新艺术论》以及80年代中期出版的《蔡仪美学讲演集》和由他主编的《美学原理》等多种著作中，清楚地表述了他的客观论美学主张。他首先确认，“现实中事物的美，无论自然界事物的美或人物的美，是我们要讲美学问题的首要根据。”【2】在他看来，美是客观存在的，与人的主观评价根本没有关系。他说：“关于自然界事物的美，除了人的容貌的美、身体的美之外，原则上说，是和人没有关系的。……而人的身体的美、容貌的美，我们认为那也是天生的，也就是属于自然美范畴的。”【3】这种观点显然派生于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他特别强调，“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美和真理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都是客观的。根据客观真理论的原则来看，事物的美只能是客观的，不能是主观的。”【4】
由上述引证不难看出，蔡仪的客观论美学直接脱胎于哲学上的客体决定论。事实上，他的美学理论混淆了“客观关系”与“主观关系”的界限，将“美感”与“美”割裂开来，并不同程度地抹煞了主体与主观的区别，因而其缺陷是明显的。
李泽厚的客观论实践美学观主要体现在《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以及1962年发表的《美学三题议》等论文中。他认为：“美是客观的。这个‘客观’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社会的客观，是指不依存于人的社会意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断发展前进的社会生活实践。……它所以是社会的，是因为：如果没有人类主体的社会实践，光是由自然必然性所统治的客观存在，这存在便与人类无干，不具有价值，不能有美。它所以是客观的，是因为：如果没有对现实规律的把握，光是盲目的主体实践，那便永远只能是一种‘主观的、应有的’善，得不到实现或对象化，不能具有感性物质的存在，也不能有美。”【5】亦即说，美既是客观的，又是社会的，其社会客观性亦即普遍必然性。
显见，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观既否定了朱光潜美论的极端主观性，又扬弃了蔡仪美论的绝对客观性，在协调与融会中获得了理论上的适度“中庸”，因而一度成为我国美学理念的权威形态。
二、主观论实践美学的反叛品格
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不断嬗变，实践美学的客观论权威话语面临怀疑和挑战，改造实践美学的呼声日高。诚如刘纲纪所言：“我个人一向是主张实践美学的，但我并不认为包含在这一概念下的各种观点都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认为实践美学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美学中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实践美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为美学的哲学前提确立了下来，它为了完善自身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6】
在新时期后实践美学的反叛性努力中，李泽厚、高尔泰、蒋孔阳等人贡献尤著。
80年代末90年代初，李泽厚以坦诚的自我反省开始了实践美学的转轨尝试，提出了著名的“心理本体”概念。他指出，“人类历史的遗产也包括心理本体。工具本体通过社会意识铸造和影响着心理本体，但心理本体的具体存在和实现，却只有通过活生生的个人，因之对心理本体和工具本体不仅起着充实而且也起着突破的作用。”【7】这表明，李泽厚的美学观念正由社会本体论转向心理本体论。他在《美学四讲》中呼吁：“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every day life）中来吧！不要再受任何形上观念的控制支配，主动来迎接、组合和打破这积淀吧。”【8】这种由“社会实践”向“个体生存”的价值位移，不仅构成了鲜明的自我否定，而且标志着新时期美学研究心态的成熟。
高尔泰从美感入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感性动力”的研究。他认为，“美感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是一种历史地发展了的人的自然生命力。它首先是人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感性动力，它永远是开放的和进取的，永远是通向未来的。……它首先是一种感性动力，在其中，理性结构不过是一个被扬弃的环节。”【9】在注重人的社会实践的前提下，高尔泰将美感看作一个来自过去又面向未来的开放式感性动力结构，“自然生命力”是该结构图式的制高点。因此，高氏的感性动力说被视为对李泽厚早期美学思想的有益补正。
蒋孔阳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求证中，将人的主体创造功能置于突出地位。他强调指出，美须不断创造，“美的创造是一种多层累积所造成的一个开放系统，是一种‘恒新恒异’的过程。在空间，它有无限的排列与组合；在时间，它生生不息，处于永不停息的创造与革新之中。”【10】蒋孔阳的美学本质上是创造性“动态美学”，它为“超越美学”的出场铺平了道路。
三、走向跨世纪的超越论美学
除前述“开放美学”、“动态美学”的反叛性探索外，刘晓波、杨春时等人则极力主张建立“超越美学”。
早在80年代，刘晓波便主动寻求与李泽厚“对话”，意欲在反叛权威的同时超越权威。刘晓波认为，李泽厚的“积淀”说压制了主体的审美创造力，“美的永恒价值不在理性的、社会的‘积淀’，而在于美作为一个开放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永远指向生命本身的、活的有机体，能够不断地唤醒在理性法则、社会规范之中沉睡的感性个体生命，为人的自由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11】在他看来，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以社会、理性、本质为本位，他则以个人、感性、现象为本位；李泽厚强调整体主体性，自己则力倡个体主体性；李泽厚由“积淀”转向过去，实应由“突破”把握未来。尽管刘晓波的观点有些偏激，但却相当敏锐地切中了“积淀”说的要害，人称“片面的深刻”。
受存在主义及西方其他现代哲学思潮的深刻影响，杨春时在批判实践美学的理性主义和现实化倾向的同时，紧紧抓住审美的超越性质，认为审美是源于非理性、进而达致超越性境界的过程。为此，他极力鼓吹“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超越美学以人的存在为本体论基础，以生存为美学的逻辑起点，企图以自由和超越准则重建审美过程。因审美是生存的高级形式，故而，它也是超越的生存方式和解释方式，亦即“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理性的解释方式”。概括地讲，超越性体现为审美使片面发展的现实个性升华为全面发展的审美个性。这正是美学方式的至高追求。
新时期美学由建构、反叛到超越的演进轨迹，有力地证明了现代美学思维的强劲活力。同时表明，重构跨世纪未来形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工程前景广阔，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张玉能：《展望21世纪中国美学》，《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2][3][4]蔡仪：《蔡仪美学讲演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第9页，第153页。
[5]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163页。
[6]刘纲纪：《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当代美学问题》，《光明日报》，1998.10.23.
[7][8]李泽厚：《美学四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52页，第580页。
[9]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04页。
[10]参见蒋孔阳：《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相关阐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