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个性创新，把娄底建设成“湘中明珠”
――答《中国工业报》记者问
▲廖进中
湖南的《“3＋5”城市群建设》，人们谈“3”多，谈“5”少。近日，我有幸与《中国工业报》记者石峰对“5”中之一的娄底城市化建设问题进行过几次交谈，下面是根据我们谈话整理的笔录。
（一）关于“湘中名城”和城市化
【记者】《“3＋5”城市群建设》的“5”中有一个您我比较熟悉的娄底，您对娄底的城市化建设有什么想法？
【廖进中】如果真要我讲，我就用一句话表达，叫《建设“湘中名城”，打造“湘中明珠”》。
【记者】提出一个“湘中名城”和“湘中明珠”的概念？您的初衷是什么？
【廖进中】我为什么要提出“湘中名城”和“湘中明珠”概念？我的想法有这么几个。首先，是为了厘清“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名城”概念，当然是“城市化”的概念，之所以提出“名城”概念，就是希望强化我们的“城市化”建设意识，理清这“化”那“化”的主次关系，把我们的思想明确定位到“城市化”上来。
强化城市化意识的理由，一是因为城市化化滞后于工业化。长期以来，我们“重生产，轻生活”，片面发展重化工业，追求GDP，造成“城市化”建设欠账太多，“涟钢”名气响过“娄底”，就是一个例子。二是因为城市化是工业化之“巢”。我们不能“等凤来筑巢”，而要“筑巢去引凤”――“筑城市化之巢，引工业化之凤”，要吸引更多的海内外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聚集娄底，要想想：梁稳根们是在涟源火车站旁办小焊条厂起步的，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长沙去发展？三是因为城市化概念中包涵了工业化。我们现在讲的城市化是“新型城市化”，新型城市化是“城市工业化”，而不是以往的“农村工业化”，工业化已是城市化的题中之义。
【记者】湖南省已经突出了“城市化”，省委、省政府8月22日专题召开了《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
【廖进中】这非常令人振奋，《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的召开，说明我们已经把“城市化”摆在了引领湖南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地位，它突出“城市化”对“工业化”的带动，它将使我们城市化建设的目标更坚定，工业化发展的思路更清晰。
【记者】大家最担心的是没有工业化，有可能使我们的城市成为“空巢”，把“城市化”变为“土地城市化”、“高楼城市化”之类。
【廖进中】当前的城市化问题，主要不是“大”与“空”，而是“小”与“挤”，娄底亦然。“巢”还未建好，怎么就知道它一定是“空巢”？所谓“土地城市化”，“高楼城市化”，正说明我们的城市化还没有建设好嘛，还处于城市化建设的初级阶段嘛，它只应是加速城市化而不是阻碍城市化的理由。
我认为，只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城市建设规划好了，把城市建设得和谐、宜居、宜业了，何愁工业化搞不好？何愁工业化所需的人才、资金、技术、项目不会来？“巢”筑好了，都变成“湘中明珠”了，“凤凰”自然会来，“孔雀”自然会来，“麻雀”自然会更来。
【记者】那提出“湘中名城”“湘中明珠”的第二个初衷呢？
【廖进中】第二，是为了厘清“城市化”与“两型社会”的关系。
【记者】怎么理解？
【廖进中】“两型社会”是一个新概念，其内涵和指标体系还需要研究，但与在城市化中搞工业化一样，我们是在“城市化”中建设“两型社会”。“两型社会”是在重“工业化”、轻“城市化”的旧有建设模式中，“资源”“环境”出了问题后而提出来的。
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湖南省政府2007年74号向中央政府的请示文件名是《关于请以推进新型城市化为标志将长株潭城市群列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函》，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批复文件名是《关于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都是把“两型社会”与“城市化”、“城市群”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新型城市化发展，促进“两型社会”建设。
【记者】一句话，我们是在建设“湘中名城”中建设“两型社会”。
【廖进中】第三，是为了凸显娄底的“湘中”区域的个性特色。个性特色非常重要，比如，我们湖南大学地处内陆，但为什么能把开放度很高的国际贸易学科办成了2007年全国同类学科排名第一的国家重点学科？我曾经总结过它的经验，就是因为它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学科建设如此，城市建设亦然。
打开地图看一看，娄底绝对处于湖南省的中心位置，中国有一个“中部崛起”问题，湖南同样。我们娄底搞“3＋5”城市圈建设，决不只是为了呼应“长株潭城市群”，也不只是为了“娄底”自身的发展，而是要通过打造“增长极”，打造“二传手”，带动湖南、特别是湘西南经济的整体振兴。所以，我在发言中提到娄底城市化建设的“三个对接”问题：前接“长株潭”，后接“湘西南”，远接“全世界”。在“三个对接”中，互利共赢，形成个性，突出特色，发展自己，发展大家。
【记者】承接“长株潭”，承接“全世界”，打造娄底湘中“增长极”和“二传手”，带动“湘西南”经济发展。
【廖进中】对！通过产业对接和极化幅射，把周边地区联动起来，带动起来。比如，娄底原来是从邵阳分设出来的，历来的经济联系紧密，不接行不行？而且，邵阳有“湖南的温州”之称的邵东，其百姓市场经济意识强、创业热情高，邵东人到了哪里，哪里的经济就有生气，其境外投资、经商已到了美国、意大利、越南、老挝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不可以用我们的城市化建设吸引他们返乡创业、参与我们的城市化建设，把娄底打造成“湘中名城”“湘中明珠”呢？
对接“全世界”，就是要对接国外、对接省外，对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我们的“涟钢”就是对接全世界的，从它的原料供应，到它的产品销售。更重要的是，与发达国家的对接，就是与市场经济对接，与时代潮流对接，与现代文明对接。
【记者】还有没有其它想法？
【廖进中】提出“名城”“明珠”概念的第四个理由，是城市化可以大批量地减少农民，进而富裕农民。只有新型城市化了，农民才有因城市扩大了、产业链加长了、产业谱加宽了才有大批进城的可能，农业才有因减少了农民而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的可能，农村才因城市有能力反哺而实现“城乡统筹”的可能，湖南的“农民大省”才能变为真正的“农业大省”、“工业强省”，湖南省如此，娄底更加。
除了今年特殊的北京奥运年外，近年来，湖南经济电视台每年都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搞《爱心改变命运》活动，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不过，我总在想，面对《爱心改变命运》，那些“名落孙山”的考生，那些没有考出大学生的家庭，特别是没有考出大学生的农民家庭，他们的心理感受如何？农村孩子不读大学就难有出头之日，这是不是还停留在科举时代？
而且，通过上大学这种形式的命运改变，改变的只能是大学生本人及其少数家庭的个体命运，是改变不了几亿农民的群体命运的。那怎样才能改变广大农民的整体命运呢？从离开农村到大学读书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几年才终于有了答案，那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不然，别说农民不能进城，就是国家和家长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也是要“打道回府”或“上山下乡”的，我们的爱心仍然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的。
加速城市化，享受现代城市文明，是中国农民的世代追求。我们一定要经常回忆当年千方百计进城的我们自己，从感情上理解如今在城市化建设中拼搏、急迫进城的“农民工”。
【记者】从吸收农民进城这一点上看，与全省其它城市相比，娄底好像还比较靠后。
【廖进中】是的，娄底“减少农民”的任务还非常重。娄底市区就只一个娄星区，由于城市规模小，第三产业发展慢，城市容纳率低、辐射力弱，对于农村人口的非农化作用不显著，娄底城市化人口状况指数为全省最末位。
（二）关于“湘中名城”和城市化建设
【记者】建设“湘中名城”，打造“湘中明珠”，除了前面谈话中所隐含的外，您还有什么更明确、具体的建议？
【廖进中】能指望我一个教书匠有什么很具体的建议？要我这个作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人去提“哪条路怎么修，哪座山种什么花，哪块地办什么厂”之类的建议，那是“瞎吹牛”。记得我国刚有股票市场时，我应邀在各地作《证券投资》讲座，有人问我买什么股票赚大钱，我说：“如果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我为什么不自己都把它赚过来，而来卖嘴皮讲课呢？”，结果满堂大笑。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是讲究分工的：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是或主要是落在政治家、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肩上，落实在广大城市建设第一线的工人、农民肩上。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主要是针砭时弊，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探索经济发展的基本去向，用“乌鸦嘴”提醒经济建设中可能产生的问题，从宏观层面粗线条提出战略性建议。
【记者】那您就“针砭时弊”，从宏观层面提一些“湘中名城”的粗线条发展思路吧。
【廖进中】要打造“湘中名城，必须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落实”上下功夫，在“推进”上下功夫。粗听起来，也许认为这是大话、套话，细细想来，其实是一句大实话。为什么邓小平一条“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就解决了我们当年无论怎么“学大寨”也解决不了的填饱肚子问题？我们的经济建设为什么落后于人家？我们的经济效率为什么低、勤劳而不能致富？改革开放使我们逐步找到了根子，那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建设没有“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观念，没有建立起“人民创造历史”的体制和机制，没有焕发出全民的创业激情和热情。我理解，这就是春贤书记提出的“一化三基”战略中所强调的那个“基础工作”。
【记者】能否再讲明确一点？
【廖进中】讲“以人为本”，就要理直气壮讲“人权”――人的基本权利，就是要切切实实地“放开民权，约束官权”。
【记者】“放开民权，约束官权”？
【廖进中】经济学上的“放开民权”，首先，就是要使人们有完整的产权。产权包括什么？财产权、知识产权、劳动权、环境权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产权改革上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并因此而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但我们是不是完全落实好了？我看，未必，我们还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比如，在城市化建设中，我们市民的财产权是否落实好了？不然，我们的城市化建设就会步履艰难、困难重重。知识分子的知识产权是否落实好了？不然，我们的新型城市化就“新”不起来，创新精神激发不出来。我们农民土地权是否落实了？农民工的平等劳动权、举家迁徙权是否考虑落实了？不然，不然，我们就会是要农民再做一次城市化建设的牺牲品，我们的城乡统筹就是一句空话。等等，等等。
【记者】环境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据说还有一个“环境权交易”？
【廖进中】环境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两型社会”建设就是要落实老百姓的环境权。但环境权至今对我们大家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概念。娄底“湘中名城”的建设，湖南“3＋5”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如果不从思想观念上确立“环境权”，并从制度、政策上固定下来，是难以达到国家和百姓的要求的。
环境权交易是在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利用市场规律及环境资源的特有性质，而进行的环境权的有偿转让活动。对严重的环境形势，光是依靠政府主导的环境管理制度将难以为继，特别是难以实现低成本地控制污染物总量目标。只有将环境资源作为经济资源，引入市场机制，运用环境权交易等，才能以低成本的方式改善环境。
【记者】舆论界对民众的“政治权力”，或者说“民主政治”问题，谈论的特别多。
【廖进中】我们不要讳言，作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相对于经济改革，我们政治改革确实是滞后的，很多非解决不可的、困难而艰巨的政治改革任务留到了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树立起“人民创造历史”的理念和“权为民所授”的体制，没有从制度上将“让人民满意”转变到“让人民同意”。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请诸位：要高度关注“饿肚子的人，只有一种期望，吃饱肚子的人则有千百种期望”的社会问题。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肚子饱了，肚子饱了后，人们（特别是城市市民）对政治的关注度、对民主的需求度提高了。在城市化建设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保证广大民众对城市化建设的参与权、规划权、监督权，尤其要增加百姓对公共资源的参与和监督。
【记者】什么是“约束官权”？
【廖进中】要“放开民权”，就必须“约束官权”。为什么要“还权于民”？就是因为我们的“官权”太大、太滥了！可喜的是，我们省已经出台了全国第一部《行政程序规定》，其本质，就是“管官”与“管权”，这就是“约束官权”的开始。我们要树立“公仆不是太监”、“政府不等于正确”等现代政治理念；我们还要进一步改革，比如，建立阳光政务、公务员退出机制和抑制公车消费机制等。抑制公车消费，我们喊了多年，但成效不大，如果说以前担心公务员、领导干部购不起私车而影响公务，现在这个理由应该说是完全不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取消或基本取消公车上先试一试呢？公车消费问题是一个相对难度较小、容易解决，但综合性很强、影响力很大的“约束官权”问题，我认为，此项改革若能出台并成功，相信会对“两型社会”建设必有极大的推动。
【记者】大胆的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
【廖进中】是的。我们要大胆地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试验，为全国作出示范。与已经获批的其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比较，长株潭“3＋5”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城市群，二是“两型”社会，三是综合配套改革。建设目标非常明确，我们搞城市群建设，既要做‘市’的文章，又要做‘群’的文章，做‘市’的文章，就是要把市做大做强，做‘群’的文章，就是要建设好城市连绵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不是“两型社会”的全部：“资源节约”，不仅仅是物质资源节约，更是政治资源的节约；“环境友好”不仅仅是城市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更是上下左右和谐的软环境。我们的改革试验，不单单是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相关的改革，而是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给了我们大胆闯、大胆试的先试权，是要我们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可供示范的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必须特别强调，要完成这样的改革试验，没有思想观念的大解放是很困难的，即使一时推进了，以后也是又会回潮的。
（三）关于“湖湘精神”和“湘军”
【记者】讲到思想解放，我想问：您以前经常提到“湖湘精神”问题，但似乎与我们平常讲的“弘扬‘湖湘文化’”的提法不一样。
【廖进中】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平时讲的“弘扬‘湖湘文化’”，有误导，有错误。
【记者】此话怎讲？
【廖进中】：一是口号表达太笼统，容易误导；二是对湖湘文化精髓的理解有错误。所谓“太笼统”，就是对于“湖湘文化”，没有区分“真与伪”“粗与精”，没有“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亚文化，当然有许多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瑰宝，这些文化遗产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传承、去发扬，以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历史地活着。但湖湘文化是农耕文化，而且里面的糟粕的东西不少，是不应该笼而统之“弘扬”的，是不能笼而统之用来指导我们的城市化家园建设的。比如，程朱理学被奉为湖湘文化的正统，“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朱理学的天条，请问：没有“人欲”，哪来“天理”？没有“人欲”的“天理”，那是什么样的“天理”？否定“人欲”这一经济学的基本“人性”前提，怎么能搞好市场经济改革和城市化建设？
【记者】湖南人的“吃得咸、耐得烦、霸得蛮”精神，总可以用于经济建设嘛。
【廖进中】有专家曾经告诉我，是“吃得咸”，不是“吃得苦”，“吃得咸”与“吃得苦”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耐得烦、霸得蛮”，也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笼统地讲，似乎与“科学发展观”相悖，“科学发展观”讲“科学”，不是讲“蛮”或“硬”。我赞赏这样一句话：“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便无道理”，此话有理，值得深思。我倒认为，在我们湖南人的品质中，更多的可能是“灵泛”，这与科学发展观比较相通。
【记者】什么是对湖湘文化精髓的理解“有错误”？最主要的理解错误是什么？
【廖进中】“‘湘军’精神”！多年来被主流媒体无限放大后所形成的“‘湘军’崇拜”。
【记者】这是个历史评价问题，怎么扯到现实上来了呢？
【廖进中】在我们湖南，“湘军”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评判前人的历史，是为了启迪我们后人和未来。对历史的评判，首先要有一个标准，对待“湘军”亦然。我认为，要用“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评判“湘军”和“湘军精神”，以使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更好地为经济建设，特别是城市化建设服务。
【记者】您如何评论“湘军”和“曾国藩”？
【廖进中】我不专业研究历史，对历史细节也不关心。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在山外，不在山中，只是从远处看看“庐山真面目”。我对“湘军”和“曾国藩”的评价主要来自“湘军”攻陷“天京”后（请注意这个“后”）的“南京大屠杀”和民间（请注意这个“民间”，民间口碑最能说明问题）的“曾剃头”“曾屠夫”称谓。
【记者】还能具体一点吗？
【廖进中】据历史资料，湘军攻入天京后，忠实地执行了曾国藩制订的两个基本方针：一是屠杀政策，把人烟稠密的苏南一带变成无民之境；二是焦土政策，把沃野千里变成不耕之乡。对于这场浩劫，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记载：“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除了南京大屠杀，湘军大将彭玉磷在《克复九江屠城》中曰：“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用现代语文明看问题，这些史实是否足以说明“湘军”和“曾国藩”犯下了足够杀头的“同胞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记者】不是说，“湘军”平定新疆有功？
【廖进中】滥杀无辜的“过”，不是一般的“过”，与平定新疆的“功”是不能相抵的。而且，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后的暴戾，已引起清政府的担忧，为避免朝廷的疑虑，加之“湘军”暮气日深，曾国藩大量裁撤了“湘军”，“湘军”的历史基本终结，左宗棠平定新疆时，湘军已不是主要力量。
【记者】有人说，曾国藩是“大儒”，《曾国藩家书》倾倒了不少人。
【廖进中】这正说明“儒家”传统的两面性，曾国藩是典型的内外人格分裂的官僚文人。讲到“官僚文人”，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谁？李大伦。李大伦也很“儒”，很“雅”，有“文化书记”之称。他MBA毕业，我作答辩委员会主席，他的“答辩”可以称之为“悬河泻水，注而不竭”，他那高论国事的“国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柜中。李与曾的区别只是“官大官小”与“明抢暗贪”的区别：大官曾的“家书”可以当“国书”，小官李的“国书”只能作“家书”；曾是打开天京城,劫掠黄金白银,用棺材装着经长江、湘江、湄水运回老家，而李只能暗暗把几千万的存折放在“地窖”里！
【记者】这也说明我们的制度还是比满清的制度好嘛。
【廖进中】那当然。但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深化制度改革，贪官问题不完全是一个个人品质问题，如果您我处在李大伦的位置，大权独揽，缺少监督，说不定也会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进行“放开民权、约束官权”的制度改革和创新。这种制度改革和创新，实际上这也是为了防微杜渐，保护我们的干部。
【记者】在娄底，涟钢则出了个宋涣威。
【廖进中】1992－1995年，涟钢当时是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的董事单位，据此，我与宋有过接触，涟钢的许多中、上层领导还是我的学生，所以，我对宋的为人作事是有所了解的。但，这仍然免不了他坐牢的命运。而曾国藩，我们至今还在作为师表、大事赞扬，真是奇了怪了！
【记者】那您认为“湖湘精神”的精髓是什么？
【廖进中】我归纳为八个字：“心忧天下”，“勇于担当”，足矣。我们如果在城市化建设中，真正落实、发扬了这八个字，可矣！“心忧天下”，非常准确；“勇于担当”，虽与我们常说的“敢为人先”，意思相近，但撇去了给人“吹牛”的感觉。“敢为人先”，讲多了、讲顺了，就会变成因循守旧、封闭狭隘了，既然“为人先”了，还有什么必要向外人学习？
【记者】“湘军”精神好像也符合这八个字。
【廖进中】那就要看它是“心忧”谁的“天下”？“勇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个问题，其实历史早已有了结论。从现代文明看问题，特别是从共产党立党宗旨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看问题，我们要的“心忧天下”和“勇于担当”，是忧“人民”的天下，是担“人民”的责任，特别是以几亿农民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湘军”是最过不了关的。我总在想：近百年来，体现我们湖南人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物和团体多着呢，真不知道，为什么独选“湘军”和曾国藩？
【记者】我们主流媒体上讲的“湘军”不是历史上那个滥杀无辜的“湘军”，应该是指我们湖南那些特别能战斗的团体，比如“电视湘军”、“文化湘军”、“体育湘军”等等。
【廖进中】您只要去看看媒体对曾国藩和“湘军”铺天盖地的鼓吹就会知道！不讲正确价值观导向，缺少“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光凭几个团体、几个人的“特别能战斗”，行吗？我看“金鹰节”的感觉是，山东人当年在《闯关东》，我们在“闯”什么？当然，历史上如果没有“湘军”，“湘军”只是纯文学词汇，那可以说有创意，可惜的是历史是不能随便“创意”的。所以，近年来我一直在呼吁：“‘湘军’概念不要再用”！
【记者】“湘军”、“曾国藩”问题与您说的“湘中名城”、“湘中明珠”建设到底有什么关联？
【廖进中】我认为，有很强的关联度。娄底是“湘军”的主要策源地，“湘军”统率曾国藩的老家就在娄底的双峰县荷叶乡天坪村。“湘军”和曾国藩的理念是与我们前面讲的“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是完全相悖的，当然，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在推进“湘中名城”的城市化建设中，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中，我们可以把“湘军”和曾国藩作为最好的负面教材，比如，实地到天坪村对比着农舍去看看曾的豪宅，会对我们有很多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