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写作是创造一种新的现实
男人用理性想问题，女人用身体想问题。许多的女性主义者都喜欢这样说，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讨论女性作家都逃避不了“用身体想问题”的命题，仿佛除了女性主义，此外就别无解释的路径了。我对女性主义理论甚为欣赏，但我并不认为它在阐释所有的女性作家时都是有效的，因为除了性别特征，文学可能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问题——许多的时候，人类的个人性只有与人类的普遍性相联时，它的矛盾、局限和意义才能被真正地凸显出来。即便是女性主义所经常提及的“身体”，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创见，早在一百年前，尼采就曾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声称：“要以身体为准绳。……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①为此，我不禁要问，当我们推崇女性作家笔下的身体性时，是否想过，男性的写作也同样需要身体的参与，而反对凌空蹈虚？——要求男性进行身体写作，同样是可能的，因为男性也有身体。
因此，文学如果一直困扰于这些虚构的问题之中，那无异于浪费时间。应该看到，伟大的写作往往都有超越性别的精神趋向，它渴望的是人类性的认同。而真正的女性主义，是并不需要写作者刻意地去标榜的。我的一个年轻的写作朋友说：我生于一九七三，当然是七十年代人；我是女性，当然是女性写作；我不是类人猿，当然就是新人类。——把常识当作文学的新发现，这已经成为批评界经常犯的错误。我无意在此纠正什么，我只是想说，当我准备阐释铁凝的小说时，请给我不谈女性主义的自由。
我当然知道，铁凝也经常被人归到女性主义的阵营里来论述，她的《玫瑰门》、《麦秸垛》、《棉花垛》、《大浴女》等作品，已经被人阐释成了女性主义的重要范本，但我依然认为，铁凝写作中的性别特征其实并不显著，甚至，她的写作还有意回避了单一的性别视角，而更多的是在描绘人类的某种普遍性——普遍的善，普遍的心灵困难，普遍的犹疑，以及人性里普遍的脆弱。我有意说到人类性和普遍性，并不等于宣告铁凝的小说就一定是在解决宏大的命题，也不等于她笔下的人物都向往“生活在别处”，而听不进任何尘世的消息；恰恰相反的是，铁凝的小说有着非常实在的生活面貌，在她所出示的事实框架里，我们可以轻易地辨别出它的气息来自北方的乡村还是城镇，她所安排的人物活动，白天和晚上泾渭分明。可就是这样一批老实的小说，却长期吸引着大量读者，分享着批评界的众多话题，它的秘密到底是在哪里？是因为那些动人的故事，还是因为她持守着坚定的现实主义？
我或许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我想，从铁凝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她应该是并不害怕自己被称为现实主义者的——这在她所经历的那个崇尚现代与时髦的写作岁月里，未尝不是一种勇气。铁凝一直视现实为自己和小说人物的根本处境，这令我想起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说过的那段著名的话：“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表达现实。在古典派看来，现实是古典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现实是浪漫的；在加缪看来，现实是荒诞的；在梵高看来，现实是模糊的；在毕加索看来，现实是割裂的。如果我们抛弃有关现实主义的一切陈规陋俗，就会发现，现实的图景一直都在变动，但它们在作家那里依然是真实的。因此，我曾经在《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看作是作家精神在场的根本处境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决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为了写出现实更多的可能性；它也决不是简单地复制世界的外在面貌，而是有力地参与到对一个精神世界的建筑之中，并发现它的内在秘密。”②用法国批评家罗杰·加洛蒂的话说，写作是创造一种新的现实，一部真正的作品不是别的，而是“人在世界上存在的形式的表现”。③
这里说的，当然是一种变化和前进了的现实主义，而不是那种简单模仿现实、缺乏想象的死去的现实主义——昆德拉就看不起这种现实主义，他认为，模仿或写实的小说其实是“假小说”，“真”小说都是想像的、虚构的，小说叙事中的人也是虚构的、想像的。④确实，正是虚构和想像，才最终使小说完成了从事象现实主义到心灵现实主义的转换，从而发出对人类生存真相的不懈追问。
铁凝这种我所命名的心灵现实主义，虽然建基于虚构和想像，但它写下的却是真实的欢乐生活的痕迹，或者是现实中不易觉察的困难和陷阱，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在她那里都蕴含着着强烈的此在关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铁凝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坚韧而善良的心灵，这在当代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中是罕见的。而且，铁凝不仅在小说中描绘了人类中还残存的根本的善，更重要的是，她还将这种善在现实中证实为是可能的，它不是一种幻想，也不是对人类的有意美化——我认为，这种善，为二十世纪以来衰败的人类提供了新的人性参照，为文学在现代主义的阴影和噩梦下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2、从二十世纪的文学噩梦中醒来
这决非我的夸大其词。我们都知道，从二十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人类的善好像就从作家笔下悄悄地退场了，恶——不是法律意义上所理解的恶，而是哲学意义上所理解的阴冷、无力、黑暗的绝望状态——反而成了作家们关注的基本的日常现实。甚至可以说，恶是二十世纪文学最重要的精神母题。而与恶的母题相伴而生的，是罪，阴冷，恐惧，变异，绝望，死亡……是它们，最终勾销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希望。我们可以举出一大批作家的名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鲁迅，还有当代的余华，残雪，这些人，都通过对恶的洞察和书写，深邃地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绝望限度，并让我们领会到了文字所传达出来的透骨寒冷。
恶和绝望最重要的书写者卡夫卡曾经哀叹：“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⑤这是一句经典的叹息。它把“活着”和“生存”区分开来，是为了找到探查人类存在的新的道路。——“活着”指向的是庸常的过日子哲学，它的背后可能蕴含着苟且；但“生存”所要追索的却是价值的确认，存在的承担，以及对幸福的向往。“生存”是自觉的、产生意义的“活着”。但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等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横亘在生存途中的致命障碍——恶。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对恶是如何成为生存的基本事实的，有着精彩的论述。他说：“恶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样让生命退出历史时间，生命不可能不沾恶。任何一种严肃的思想、一种真正的哲学，都不可能不认真对待恶。”⑥“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在日常的恶中生存就是崩溃。”⑦卡夫卡、鲁迅和早期的余华等人的写作，都证实了刘小枫所说的，正是二十世纪的作家所共同面对的精神困境。尤其是卡夫卡，他的一生都在试图寻找一种力量来对抗恶，但他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找不到这种力量正是人的不幸的本质。卡夫卡还把这样的不幸称之为“普遍的不幸”。面对着恶这种巨大的势力，人的无力性就昭然若揭，人根本没有力量把恶赶出这个世界，因为人本身就是世界的恶的根源。卡夫卡的绝望正源于此。
我一直认为，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至今也无法逾越的精神限度；或者说，整个二十世纪，东西方的文学重述的都不过是卡夫卡式的主题。卡夫卡会成为二十世纪的经典，实在是现代人的生存经验在他身上找到了最为准确的响应的缘故。在他的身后，恶，腐朽，黑暗性，绝望感，成了文学的主流，神圣，高尚，信心和美均被放逐。可以说，二十世纪的文学是作家们集体讲述绝望故事的文学，在他们所留下的那些浩瀚的作品中，你几乎读不到任何希望，为什么？因为人性中的善——希望和信心惟一的生产器官——彻底地隐匿了。
能不能找到一条路，把卡夫卡及其追随者所摧毁的人的信心和希望重新找回来，把已经溃败的人的形象重新建立起来？多年来，我的内心一直有这样一个隐秘的愿望。但我知道，如果没有找到强有力的依据，没有获得克服绝望的力量之前，作家所出示的任何希望处方都是无效的，也是不真实的。在这期间，我也确实读到过一些快乐、积极、表达希望的作品，但它们无视了整个二十世纪卡夫卡等人所留下的盛大的绝望遗产，其虚假性便显得不证自明。在我看来，他们的快乐和希望，如果没有付出受难和绝望的代价，就不过是一些廉价的自我安慰品而已。
铁凝显然不愿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这样的自我安慰品，可她又不愿像卡夫卡等人那样无奈地讲述绝望故事（潜在地说，她实际上是想从卡夫卡的精神背景里突围出来），那么，她就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证明她远离了二十世纪的文学噩梦，并证明她所出示的希望是真实的。起初，我也怀疑铁凝在小说中所写的人类残存的那种根本的善，会不会也是一种无视二十世纪那笔绝望的遗产而表现出来的假性乐观。但当我读完铁凝这些年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时，我是确定地知道，那个我们久违了的善，那个被恶和绝望彻底放逐了的善，那个惟一能缓解内心寒冷的善，在铁凝的笔下，是被坚定地呈现了出来。
或许正是出于对善的发现，铁凝的小说很少直接写到死，尤其是非正常的死——这也可以理解为铁凝是一个对人的看法并不灰心和绝望的作家，尽管她也有忧伤和失望的时候，但她没有绝望，没有被二十世纪文学中恶的狂潮席卷进去。它即便写到死，更多的也只是用一种转述的方式来处理，如，某某人的妻子车祸死了，或者多少年前我看见了谁谁谁的死，等等。铁凝一般不让自己的主人公亲历死亡，也不把他们往死路上逼，生活再难，也总让他们存着活路和希望。
3、善作为潜在的话语伦理
比起那些喜欢写凄惨的死的作家，铁凝似乎更喜欢写一种坚韧的生。
坚韧的生其实就是表明生活还有希望。而人类中还残存的根本的善，正是这种希望之所在。我作了粗略的统计，发现铁凝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以善良的好人（请注意：但不是完人）作为她的主人公的。白大省仁义，友善，吃亏让人，即便使点小计谋，也显得笨拙心虚（《永远有多远》）；安德烈和姚秀芬作为同事，在同一个工厂互相关爱、体贴和闲聊了二十多年，直到要分手了，他们才大着胆子想做一次告别演出——幽会，可急忙之下就是找不到那个借来的房间，无功而返之后，生活又迅速回到了原来的模样（《安德烈的晚上》）；老同学项珠珠当上了市长，老于却鼓不起勇气向她反映自己的家庭困难，回来后，还坚信“日子会好起来的”（《树下》）；因为家里穷，孟北京午饭时没吃过菜，为了避免工友难堪的追问，他只好声称自己根本就不爱吃菜。他长期忍受着没有菜吃的苦难，到头来反而被人看作是不诚实。后来，他试图用家里藏有一本省长做红卫兵时的日记这个事实来挽回自己的诚信，可那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日记却偏偏没了省长当年的签名扉页（《省长日记》）；乡下女孩山杏到城里照相馆照相，领到的却是另一个女子的照片，可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这张陌生人的照片倍加欣赏，并告诉别人那是她嫂子（《意外》）；因凑不齐乡里的税款，村长和会计急得“砸骨头”（打架），可鼻青脸肿之后，他们还得拿出自己娶亲盖房的积蓄作为税款垫上，这一举动，感动了那些拒交税款的村民（《砸骨头》）；被新婚夫妇冷落了的人，还自己买喜糖送给自己，以维护新婚者的形象（《喜糖》）；农村妇女嫦娥，凭自己的质朴能干取得了城里人的信任，和作家佟先生离婚后，她与锅炉工老孔过起了新生活——种花和卖花。但每逢星期一，她都不忘给曾经的邻居们的办公室送一枝鲜花，连佟先生家保险门的把手上，也会插上一枝玫瑰（《寂寞嫦娥》）；尽职尽责的县政府公务员小郑，被人阴谋“捉奸”之后，依然敬业，而悄悄地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小郑在大楼里》）；脸上永远漾着笑容的李曼金，一心要把来她家做客的表姐一家三口接待得滴水不漏，善始善终，可表姐一家实在太难伺候了，他们总是牢骚满腹，肆无忌惮地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而完全不顾她的感受，她陪着笑脸忍受了七天，直到分手前二十分钟，她终于忍不住地对他们说：我讨厌你们！说完之后，她又觉得表姐一家有点无辜（《有客来兮》）……即便是《对面》中的“我”（他长期偷窥一个女人的生活，并在这个女人与情人做爱时，故意拉亮灯、放音乐，突然暴露出自己的偷窥身份，导致这个女人心脏病猝发死亡）和《午后悬崖》中的韩桂心（她似真似假地声称，自己五岁的时候将一个中班男生从滑梯上推了下去，致其死亡，她现在决定将这个故事讲述给“我”听，既是忏悔，也是还历史以真相），他们也算不上是什么坏人，这从他们事后的反省就可看出来，他们心中依然残存着善的痕迹，或者说，生活教会了他们应该拒绝什么……
——这就是铁凝小说中基本的话语面貌，她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话题，但我特别看重她对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的发现，并把这种发现视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因为在此之前，我不知还有哪一个有现代意识（即他的写作在叙事和精神上都没有忽略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背景）的年轻作家能如此执着地去发现人性的善，积攒生活的希望，并以此来对抗日常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丑陋和不安。铁凝选择善作为自己小说人物的底色，她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写作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难度——我想，铁凝不会不知道，人类在二十世纪遭受了一系列的耻辱和幻灭之后，人的神话早已破产。特别是人类经历了哥白尼、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等人的解释后，似乎在文学、哲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经济学、物理学等方面都遭遇到了根本性的瓦解，尤其是在卡夫卡身上，人已经被消解成了零。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还活着？这个困扰着许多哲人、作家的悖论，像铁凝这样的作家同样需要作出认真的回答。
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获得有效的答案之前，我们难免会问：铁凝在小说中所出示的善可信吗？真实吗？它在现实中的存在真的能那么坚韧吗？它会不会被更为庞大的恶所吞灭？——面对这样一些问题，或许铁凝自己也不能作出完全肯定的回答，所以，善只是作为她写作中的一种潜在的话语伦理，具体应用在那些个体身上时，铁凝也开始显露出犹疑和矛盾的心态。以《永远有多远》为例，白大省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经验里所能找到的最为善良的人，用小说中九号院赵奶奶的话说，这孩子仁义着呐。看得出，铁凝在骨子里是非常喜欢这个人的，她曾经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谈”中说：“惟有她不变，才能使人类更像人类，生活更像生活，城市的肌理更加清明，城市的情态更加平安。”⑧但铁凝在白大省这个人身上建立善良品质的同时，却并没有使善良成为善良者的通行证，反而让白大省因这份善良遭遇了更多的生活负累和情感挫折，她“永远空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迷恋她喜欢的男性，却总是失恋”，“事情一开始她给自己制定的就是低标准，一个忘我的、为他人付出的、让人有点心酸的低标准。她仿佛早就有一种预感，这世上的男人对她的爱意永远也赶不上她对他们的痴情。”但她的仁义、好心和善良，在前后几个恋人身上都付诸东流了，最后跪到她面前的只是一个当年利用和抛弃了她，现在离婚了抱着一个孩子回来的郭宏，她原本想拒绝他，因为她不想再成为别人想要的那种“好人”，可郭宏遗落在她沙发缝里的一小块小孩用的散发着馊奶味儿的脏手绢就彻底摧毁了白大省的防线，她觉得郭宏太可怜了，她不能这样对待郭宏……白大省终于还是和郭宏结婚了——善良并没有找到它该有的美好归宿，时代用温和的方式嘲笑了它的不合时宜。这正是铁凝的话语伦理中的犹疑之处。
4、制服绝望，耐心活着
铁凝想说的是，善存在着，但善已经不是这个时代有效的通行证了，它面临着过时和被嘲笑的命运，因此，善在人类生活中的存在，是艰难的，稀少的，尴尬的。白大省这个人，把善在我们时代存在的最大可能性展现出来了，但她同时也把善变成了我们时代的“古董”。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铁凝既是当代生活中善的存在的发现者，也是善的神话的终结者，《永远有多远》就是这方面的巅峰之作。还有《安德烈的晚上》、《省长日记》——这是铁凝最好的几个短篇之一，善良的主人公到最后都面临着无言的尴尬：安德烈本想大胆地越轨一次，可突发的记忆短路（他怎么也找不到朋友借给他的那套房子的门了）使他错过了难得的机会，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和那些苏式旧楼有着一种相似的背时，所以“他和它们格外容易互相愚弄”；而《省长日记》中那个因为无奈地宣称自己不喜欢吃菜，结果就得长久地忍受不吃菜的苦难的孟北京，不管他怎么努力，似乎也无法再回到同事们对他的信任轨道中来了，生活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他开始把事情一点一滴地从后往前捯起，他想弄清他这几十年的生活。他一遍遍地捯着，每次捯到他当众宣布他不爱吃菜的时候他的思维就停了。他隐约觉得他的生活如此别扭，如此不听他的吩咐这么趔趔趄趄地一路跌撞下来，就是从必须不吃菜开始的，可是他错在哪儿呢他招谁惹谁了？但是谁又招他惹他了？他的思维乱了，脑袋嗡嗡作响，他觉得他没有力量把这一切想清楚。”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读出了这些小说中所透露出来的善意的滑稽成分。但这决不是铁凝的主观意愿（她的文字，没有任何要嘲笑主人公的意思），而是已经变化了的生活本身把古老的善良品质逼得不合时宜、破绽百出了。铁凝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她没有坚持一定要让善走向胜利，走向幸福，而是现实地承认了它的尴尬，它的困难，它的过时和滑稽，这既是铁凝的矛盾之处，也是铁凝的深刻之处。
我甚至愿意大胆地猜测，铁凝在处理善所面临的困难局面的时候，其实是回应了卡夫卡的那句著名论断的——“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⑨这是一个悖论，可它却真实地交织在铁凝笔下的一些人物身上。当安德烈哀叹那些旧楼和自己“相互愚弄”时，当孟北京“每次捯到他当众宣布他不爱吃菜的时候他的思维就停了”时，当白大省说她不知道永远有多远，不过她可能是永远也变不成她一生都想变的那种人了，“原来那也是不容易的，似乎比和郭宏结婚更难”时，我真的在他们身上体会到了一种温和的绝望，尤其是当白大省几乎叫喊着说“永远到底有多远”时，那个恒久的善好像在她心中突然变得慌乱了，绝望感就是在这个时候窜了出来，但它很快就被铁凝制服了，因为这种绝望是温和的，忧伤的，它不是卡夫卡式的撕裂的、黑暗的绝望；或者说，这种绝望之中正孕育着新的希望。
虽说“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但我还是喜欢铁凝所呈现的善，以及那善意的绝望，也喜欢铁凝以善来制服绝望的话语姿态。或许，正是这种带着轻微的绝望感的善，才能最终对抗那个即将来临的更大、更黑暗的绝望，因为善使人变得有耐心，而耐心正是绝望的天敌。照卡夫卡的理解，这个世界之所以会有恶，会有绝望，都是因为人类“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⑩于是，恶诞生了。而恶的对立面就是善。如果恶的诱惑是一种残酷的生存斗争的话，那么，善就是在这种斗争中的耐心。只要还有耐心，绝望就有希望被制止。
耐心，这是我读铁凝的小说时经常想到的一个词。是呀，一次次的上当受骗却丝毫都没有磨损白大省身上的善良和仁义（《永远有多远》），互相在一起面对面闲聊、体贴了二十多年的两个人，却连手都没拉过（《安德烈的晚上》），为了遵守自己在众人面前的一次无奈的宣告，一个人居然可以忍受几十年午饭时不吃菜的苦难（《省长日记》），这些都是何等的耐心呀。这种耐心，也许并没有真正改变“存在的不幸”这一现实，但因为它坚韧的存在，因为从它那里生长出来的善滋养了那些本是脆弱的心灵，才有效地遏制了恶的滋生——这些，在铁凝那里已经形成为一种重要的话语伦理，它几乎支配着铁凝的一切写作。不仅她的小说贯彻着这种话语伦理，她的散文，也总能在平凡中让我们见出一种坚韧的精神，让我们看到美好的光辉。⑾在她眼中，生活似乎没有不能克服的阴暗和荒凉——我想，她不是在逃避，而是获得了一种更为超越的淡定和自然。所以，读铁凝的任何文字，你都会发现，那里面蕴含的力量一直是温暖而坚定的，即便有偶尔闪现的阴暗和悲观，也很快就会被一种更根本的善所化解。
令我讶异的是，铁凝的作品并没有因为引进了善的维度而变得简单，我认为，她是充分写出了人的复杂性的，尤其是写出了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难境遇——这点，的确大大地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精神边界。正如悲剧容易传世，喜剧则容易流于肤浅一样，要写出善的力量肯定也要比写出恶和绝望的力量困难得多。但铁凝做到了。她笔下的善，也许不能再以古典小说中那种完整的面貌出现在现代人身上（这是因为善在现代社会本身已经变得越来越匮乏的缘故）了，甚至还不得不混杂着明显的滑稽和轻微的绝望，但因为有了铁凝的努力，我们便多了那么一块小小的寄寓希望的地方——人性中潜藏的根本的善，它可能只是一些碎片，一些小心翼翼收集起来的碎片，但有了它，我们也可以大胆地与当代文学中的恶和绝望争夺地盘了。
铁凝的叙事呵护出了一种新型的话语伦理。它看起来传统，实际上是另类，因为很少作家会从善的角度切入当代生活了。更重要的是，这种话语伦理里的善，指向的不是简陋的道德，更不是道德的审判（昆德拉说，“将道德判断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而是指向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责任。正如一九九九年铁凝在挪中文学研讨会上所作的题为《无法逃避的好运》的发言中所说：“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⑿——我清楚地知道，持守这样的写作信念的人已经不多，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我们敬重。
2002年9月3日,广州
注释：
①尼采：《权力意志》，152页，张念东、凌秦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
②谢有顺：《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2001年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选〉序》，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③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263页，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④参见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⑤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27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
⑥、⑦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336页、343页。
⑧铁凝：《永远的恐惧和期待》，载《小说月报》1999年第2期。
⑨、⑩《卡夫卡散文》，第4页，第1页，叶廷芳、黎奇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⑾关于铁凝散文更详尽的论述，可参见本人的《散文之情——以铁凝为例》一文，载《美文》2002年9期（上半月）。
⑿《铁凝散文》，26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男人用理性想问题，女人用身体想问题。许多的女性主义者都喜欢这样说，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讨论女性作家都逃避不了“用身体想问题”的命题，仿佛除了女性主义，此外就别无解释的路径了。我对女性主义理论甚为欣赏，但我并不认为它在阐释所有的女性作家时都是有效的，因为除了性别特征，文学可能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问题——许多的时候，人类的个人性只有与人类的普遍性相联时，它的矛盾、局限和意义才能被真正地凸显出来。即便是女性主义所经常提及的“身体”，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创见，早在一百年前，尼采就曾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声称：“要以身体为准绳。……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①为此，我不禁要问，当我们推崇女性作家笔下的身体性时，是否想过，男性的写作也同样需要身体的参与，而反对凌空蹈虚？——要求男性进行身体写作，同样是可能的，因为男性也有身体。
因此，文学如果一直困扰于这些虚构的问题之中，那无异于浪费时间。应该看到，伟大的写作往往都有超越性别的精神趋向，它渴望的是人类性的认同。而真正的女性主义，是并不需要写作者刻意地去标榜的。我的一个年轻的写作朋友说：我生于一九七三，当然是七十年代人；我是女性，当然是女性写作；我不是类人猿，当然就是新人类。——把常识当作文学的新发现，这已经成为批评界经常犯的错误。我无意在此纠正什么，我只是想说，当我准备阐释铁凝的小说时，请给我不谈女性主义的自由。
我当然知道，铁凝也经常被人归到女性主义的阵营里来论述，她的《玫瑰门》、《麦秸垛》、《棉花垛》、《大浴女》等作品，已经被人阐释成了女性主义的重要范本，但我依然认为，铁凝写作中的性别特征其实并不显著，甚至，她的写作还有意回避了单一的性别视角，而更多的是在描绘人类的某种普遍性——普遍的善，普遍的心灵困难，普遍的犹疑，以及人性里普遍的脆弱。我有意说到人类性和普遍性，并不等于宣告铁凝的小说就一定是在解决宏大的命题，也不等于她笔下的人物都向往“生活在别处”，而听不进任何尘世的消息；恰恰相反的是，铁凝的小说有着非常实在的生活面貌，在她所出示的事实框架里，我们可以轻易地辨别出它的气息来自北方的乡村还是城镇，她所安排的人物活动，白天和晚上泾渭分明。可就是这样一批老实的小说，却长期吸引着大量读者，分享着批评界的众多话题，它的秘密到底是在哪里？是因为那些动人的故事，还是因为她持守着坚定的现实主义？
我或许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我想，从铁凝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她应该是并不害怕自己被称为现实主义者的——这在她所经历的那个崇尚现代与时髦的写作岁月里，未尝不是一种勇气。铁凝一直视现实为自己和小说人物的根本处境，这令我想起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说过的那段著名的话：“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表达现实。在古典派看来，现实是古典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现实是浪漫的；在加缪看来，现实是荒诞的；在梵高看来，现实是模糊的；在毕加索看来，现实是割裂的。如果我们抛弃有关现实主义的一切陈规陋俗，就会发现，现实的图景一直都在变动，但它们在作家那里依然是真实的。因此，我曾经在《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看作是作家精神在场的根本处境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决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为了写出现实更多的可能性；它也决不是简单地复制世界的外在面貌，而是有力地参与到对一个精神世界的建筑之中，并发现它的内在秘密。”②用法国批评家罗杰·加洛蒂的话说，写作是创造一种新的现实，一部真正的作品不是别的，而是“人在世界上存在的形式的表现”。③
这里说的，当然是一种变化和前进了的现实主义，而不是那种简单模仿现实、缺乏想象的死去的现实主义——昆德拉就看不起这种现实主义，他认为，模仿或写实的小说其实是“假小说”，“真”小说都是想像的、虚构的，小说叙事中的人也是虚构的、想像的。④确实，正是虚构和想像，才最终使小说完成了从事象现实主义到心灵现实主义的转换，从而发出对人类生存真相的不懈追问。
铁凝这种我所命名的心灵现实主义，虽然建基于虚构和想像，但它写下的却是真实的欢乐生活的痕迹，或者是现实中不易觉察的困难和陷阱，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在她那里都蕴含着着强烈的此在关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铁凝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坚韧而善良的心灵，这在当代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中是罕见的。而且，铁凝不仅在小说中描绘了人类中还残存的根本的善，更重要的是，她还将这种善在现实中证实为是可能的，它不是一种幻想，也不是对人类的有意美化——我认为，这种善，为二十世纪以来衰败的人类提供了新的人性参照，为文学在现代主义的阴影和噩梦下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2、从二十世纪的文学噩梦中醒来
这决非我的夸大其词。我们都知道，从二十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人类的善好像就从作家笔下悄悄地退场了，恶——不是法律意义上所理解的恶，而是哲学意义上所理解的阴冷、无力、黑暗的绝望状态——反而成了作家们关注的基本的日常现实。甚至可以说，恶是二十世纪文学最重要的精神母题。而与恶的母题相伴而生的，是罪，阴冷，恐惧，变异，绝望，死亡……是它们，最终勾销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希望。我们可以举出一大批作家的名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鲁迅，还有当代的余华，残雪，这些人，都通过对恶的洞察和书写，深邃地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绝望限度，并让我们领会到了文字所传达出来的透骨寒冷。
恶和绝望最重要的书写者卡夫卡曾经哀叹：“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⑤这是一句经典的叹息。它把“活着”和“生存”区分开来，是为了找到探查人类存在的新的道路。——“活着”指向的是庸常的过日子哲学，它的背后可能蕴含着苟且；但“生存”所要追索的却是价值的确认，存在的承担，以及对幸福的向往。“生存”是自觉的、产生意义的“活着”。但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等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横亘在生存途中的致命障碍——恶。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对恶是如何成为生存的基本事实的，有着精彩的论述。他说：“恶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样让生命退出历史时间，生命不可能不沾恶。任何一种严肃的思想、一种真正的哲学，都不可能不认真对待恶。”⑥“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在日常的恶中生存就是崩溃。”⑦卡夫卡、鲁迅和早期的余华等人的写作，都证实了刘小枫所说的，正是二十世纪的作家所共同面对的精神困境。尤其是卡夫卡，他的一生都在试图寻找一种力量来对抗恶，但他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找不到这种力量正是人的不幸的本质。卡夫卡还把这样的不幸称之为“普遍的不幸”。面对着恶这种巨大的势力，人的无力性就昭然若揭，人根本没有力量把恶赶出这个世界，因为人本身就是世界的恶的根源。卡夫卡的绝望正源于此。
我一直认为，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至今也无法逾越的精神限度；或者说，整个二十世纪，东西方的文学重述的都不过是卡夫卡式的主题。卡夫卡会成为二十世纪的经典，实在是现代人的生存经验在他身上找到了最为准确的响应的缘故。在他的身后，恶，腐朽，黑暗性，绝望感，成了文学的主流，神圣，高尚，信心和美均被放逐。可以说，二十世纪的文学是作家们集体讲述绝望故事的文学，在他们所留下的那些浩瀚的作品中，你几乎读不到任何希望，为什么？因为人性中的善——希望和信心惟一的生产器官——彻底地隐匿了。
能不能找到一条路，把卡夫卡及其追随者所摧毁的人的信心和希望重新找回来，把已经溃败的人的形象重新建立起来？多年来，我的内心一直有这样一个隐秘的愿望。但我知道，如果没有找到强有力的依据，没有获得克服绝望的力量之前，作家所出示的任何希望处方都是无效的，也是不真实的。在这期间，我也确实读到过一些快乐、积极、表达希望的作品，但它们无视了整个二十世纪卡夫卡等人所留下的盛大的绝望遗产，其虚假性便显得不证自明。在我看来，他们的快乐和希望，如果没有付出受难和绝望的代价，就不过是一些廉价的自我安慰品而已。
铁凝显然不愿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这样的自我安慰品，可她又不愿像卡夫卡等人那样无奈地讲述绝望故事（潜在地说，她实际上是想从卡夫卡的精神背景里突围出来），那么，她就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证明她远离了二十世纪的文学噩梦，并证明她所出示的希望是真实的。起初，我也怀疑铁凝在小说中所写的人类残存的那种根本的善，会不会也是一种无视二十世纪那笔绝望的遗产而表现出来的假性乐观。但当我读完铁凝这些年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时，我是确定地知道，那个我们久违了的善，那个被恶和绝望彻底放逐了的善，那个惟一能缓解内心寒冷的善，在铁凝的笔下，是被坚定地呈现了出来。
或许正是出于对善的发现，铁凝的小说很少直接写到死，尤其是非正常的死——这也可以理解为铁凝是一个对人的看法并不灰心和绝望的作家，尽管她也有忧伤和失望的时候，但她没有绝望，没有被二十世纪文学中恶的狂潮席卷进去。它即便写到死，更多的也只是用一种转述的方式来处理，如，某某人的妻子车祸死了，或者多少年前我看见了谁谁谁的死，等等。铁凝一般不让自己的主人公亲历死亡，也不把他们往死路上逼，生活再难，也总让他们存着活路和希望。
3、善作为潜在的话语伦理
比起那些喜欢写凄惨的死的作家，铁凝似乎更喜欢写一种坚韧的生。
坚韧的生其实就是表明生活还有希望。而人类中还残存的根本的善，正是这种希望之所在。我作了粗略的统计，发现铁凝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以善良的好人（请注意：但不是完人）作为她的主人公的。白大省仁义，友善，吃亏让人，即便使点小计谋，也显得笨拙心虚（《永远有多远》）；安德烈和姚秀芬作为同事，在同一个工厂互相关爱、体贴和闲聊了二十多年，直到要分手了，他们才大着胆子想做一次告别演出——幽会，可急忙之下就是找不到那个借来的房间，无功而返之后，生活又迅速回到了原来的模样（《安德烈的晚上》）；老同学项珠珠当上了市长，老于却鼓不起勇气向她反映自己的家庭困难，回来后，还坚信“日子会好起来的”（《树下》）；因为家里穷，孟北京午饭时没吃过菜，为了避免工友难堪的追问，他只好声称自己根本就不爱吃菜。他长期忍受着没有菜吃的苦难，到头来反而被人看作是不诚实。后来，他试图用家里藏有一本省长做红卫兵时的日记这个事实来挽回自己的诚信，可那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日记却偏偏没了省长当年的签名扉页（《省长日记》）；乡下女孩山杏到城里照相馆照相，领到的却是另一个女子的照片，可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这张陌生人的照片倍加欣赏，并告诉别人那是她嫂子（《意外》）；因凑不齐乡里的税款，村长和会计急得“砸骨头”（打架），可鼻青脸肿之后，他们还得拿出自己娶亲盖房的积蓄作为税款垫上，这一举动，感动了那些拒交税款的村民（《砸骨头》）；被新婚夫妇冷落了的人，还自己买喜糖送给自己，以维护新婚者的形象（《喜糖》）；农村妇女嫦娥，凭自己的质朴能干取得了城里人的信任，和作家佟先生离婚后，她与锅炉工老孔过起了新生活——种花和卖花。但每逢星期一，她都不忘给曾经的邻居们的办公室送一枝鲜花，连佟先生家保险门的把手上，也会插上一枝玫瑰（《寂寞嫦娥》）；尽职尽责的县政府公务员小郑，被人阴谋“捉奸”之后，依然敬业，而悄悄地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小郑在大楼里》）；脸上永远漾着笑容的李曼金，一心要把来她家做客的表姐一家三口接待得滴水不漏，善始善终，可表姐一家实在太难伺候了，他们总是牢骚满腹，肆无忌惮地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而完全不顾她的感受，她陪着笑脸忍受了七天，直到分手前二十分钟，她终于忍不住地对他们说：我讨厌你们！说完之后，她又觉得表姐一家有点无辜（《有客来兮》）……即便是《对面》中的“我”（他长期偷窥一个女人的生活，并在这个女人与情人做爱时，故意拉亮灯、放音乐，突然暴露出自己的偷窥身份，导致这个女人心脏病猝发死亡）和《午后悬崖》中的韩桂心（她似真似假地声称，自己五岁的时候将一个中班男生从滑梯上推了下去，致其死亡，她现在决定将这个故事讲述给“我”听，既是忏悔，也是还历史以真相），他们也算不上是什么坏人，这从他们事后的反省就可看出来，他们心中依然残存着善的痕迹，或者说，生活教会了他们应该拒绝什么……
——这就是铁凝小说中基本的话语面貌，她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话题，但我特别看重她对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的发现，并把这种发现视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因为在此之前，我不知还有哪一个有现代意识（即他的写作在叙事和精神上都没有忽略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背景）的年轻作家能如此执着地去发现人性的善，积攒生活的希望，并以此来对抗日常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丑陋和不安。铁凝选择善作为自己小说人物的底色，她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写作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难度——我想，铁凝不会不知道，人类在二十世纪遭受了一系列的耻辱和幻灭之后，人的神话早已破产。特别是人类经历了哥白尼、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等人的解释后，似乎在文学、哲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经济学、物理学等方面都遭遇到了根本性的瓦解，尤其是在卡夫卡身上，人已经被消解成了零。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还活着？这个困扰着许多哲人、作家的悖论，像铁凝这样的作家同样需要作出认真的回答。
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获得有效的答案之前，我们难免会问：铁凝在小说中所出示的善可信吗？真实吗？它在现实中的存在真的能那么坚韧吗？它会不会被更为庞大的恶所吞灭？——面对这样一些问题，或许铁凝自己也不能作出完全肯定的回答，所以，善只是作为她写作中的一种潜在的话语伦理，具体应用在那些个体身上时，铁凝也开始显露出犹疑和矛盾的心态。以《永远有多远》为例，白大省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经验里所能找到的最为善良的人，用小说中九号院赵奶奶的话说，这孩子仁义着呐。看得出，铁凝在骨子里是非常喜欢这个人的，她曾经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谈”中说：“惟有她不变，才能使人类更像人类，生活更像生活，城市的肌理更加清明，城市的情态更加平安。”⑧但铁凝在白大省这个人身上建立善良品质的同时，却并没有使善良成为善良者的通行证，反而让白大省因这份善良遭遇了更多的生活负累和情感挫折，她“永远空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迷恋她喜欢的男性，却总是失恋”，“事情一开始她给自己制定的就是低标准，一个忘我的、为他人付出的、让人有点心酸的低标准。她仿佛早就有一种预感，这世上的男人对她的爱意永远也赶不上她对他们的痴情。”但她的仁义、好心和善良，在前后几个恋人身上都付诸东流了，最后跪到她面前的只是一个当年利用和抛弃了她，现在离婚了抱着一个孩子回来的郭宏，她原本想拒绝他，因为她不想再成为别人想要的那种“好人”，可郭宏遗落在她沙发缝里的一小块小孩用的散发着馊奶味儿的脏手绢就彻底摧毁了白大省的防线，她觉得郭宏太可怜了，她不能这样对待郭宏……白大省终于还是和郭宏结婚了——善良并没有找到它该有的美好归宿，时代用温和的方式嘲笑了它的不合时宜。这正是铁凝的话语伦理中的犹疑之处。
4、制服绝望，耐心活着
铁凝想说的是，善存在着，但善已经不是这个时代有效的通行证了，它面临着过时和被嘲笑的命运，因此，善在人类生活中的存在，是艰难的，稀少的，尴尬的。白大省这个人，把善在我们时代存在的最大可能性展现出来了，但她同时也把善变成了我们时代的“古董”。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铁凝既是当代生活中善的存在的发现者，也是善的神话的终结者，《永远有多远》就是这方面的巅峰之作。还有《安德烈的晚上》、《省长日记》——这是铁凝最好的几个短篇之一，善良的主人公到最后都面临着无言的尴尬：安德烈本想大胆地越轨一次，可突发的记忆短路（他怎么也找不到朋友借给他的那套房子的门了）使他错过了难得的机会，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和那些苏式旧楼有着一种相似的背时，所以“他和它们格外容易互相愚弄”；而《省长日记》中那个因为无奈地宣称自己不喜欢吃菜，结果就得长久地忍受不吃菜的苦难的孟北京，不管他怎么努力，似乎也无法再回到同事们对他的信任轨道中来了，生活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他开始把事情一点一滴地从后往前捯起，他想弄清他这几十年的生活。他一遍遍地捯着，每次捯到他当众宣布他不爱吃菜的时候他的思维就停了。他隐约觉得他的生活如此别扭，如此不听他的吩咐这么趔趔趄趄地一路跌撞下来，就是从必须不吃菜开始的，可是他错在哪儿呢他招谁惹谁了？但是谁又招他惹他了？他的思维乱了，脑袋嗡嗡作响，他觉得他没有力量把这一切想清楚。”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读出了这些小说中所透露出来的善意的滑稽成分。但这决不是铁凝的主观意愿（她的文字，没有任何要嘲笑主人公的意思），而是已经变化了的生活本身把古老的善良品质逼得不合时宜、破绽百出了。铁凝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她没有坚持一定要让善走向胜利，走向幸福，而是现实地承认了它的尴尬，它的困难，它的过时和滑稽，这既是铁凝的矛盾之处，也是铁凝的深刻之处。
我甚至愿意大胆地猜测，铁凝在处理善所面临的困难局面的时候，其实是回应了卡夫卡的那句著名论断的——“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⑨这是一个悖论，可它却真实地交织在铁凝笔下的一些人物身上。当安德烈哀叹那些旧楼和自己“相互愚弄”时，当孟北京“每次捯到他当众宣布他不爱吃菜的时候他的思维就停了”时，当白大省说她不知道永远有多远，不过她可能是永远也变不成她一生都想变的那种人了，“原来那也是不容易的，似乎比和郭宏结婚更难”时，我真的在他们身上体会到了一种温和的绝望，尤其是当白大省几乎叫喊着说“永远到底有多远”时，那个恒久的善好像在她心中突然变得慌乱了，绝望感就是在这个时候窜了出来，但它很快就被铁凝制服了，因为这种绝望是温和的，忧伤的，它不是卡夫卡式的撕裂的、黑暗的绝望；或者说，这种绝望之中正孕育着新的希望。
虽说“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但我还是喜欢铁凝所呈现的善，以及那善意的绝望，也喜欢铁凝以善来制服绝望的话语姿态。或许，正是这种带着轻微的绝望感的善，才能最终对抗那个即将来临的更大、更黑暗的绝望，因为善使人变得有耐心，而耐心正是绝望的天敌。照卡夫卡的理解，这个世界之所以会有恶，会有绝望，都是因为人类“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⑩于是，恶诞生了。而恶的对立面就是善。如果恶的诱惑是一种残酷的生存斗争的话，那么，善就是在这种斗争中的耐心。只要还有耐心，绝望就有希望被制止。
耐心，这是我读铁凝的小说时经常想到的一个词。是呀，一次次的上当受骗却丝毫都没有磨损白大省身上的善良和仁义（《永远有多远》），互相在一起面对面闲聊、体贴了二十多年的两个人，却连手都没拉过（《安德烈的晚上》），为了遵守自己在众人面前的一次无奈的宣告，一个人居然可以忍受几十年午饭时不吃菜的苦难（《省长日记》），这些都是何等的耐心呀。这种耐心，也许并没有真正改变“存在的不幸”这一现实，但因为它坚韧的存在，因为从它那里生长出来的善滋养了那些本是脆弱的心灵，才有效地遏制了恶的滋生——这些，在铁凝那里已经形成为一种重要的话语伦理，它几乎支配着铁凝的一切写作。不仅她的小说贯彻着这种话语伦理，她的散文，也总能在平凡中让我们见出一种坚韧的精神，让我们看到美好的光辉。⑾在她眼中，生活似乎没有不能克服的阴暗和荒凉——我想，她不是在逃避，而是获得了一种更为超越的淡定和自然。所以，读铁凝的任何文字，你都会发现，那里面蕴含的力量一直是温暖而坚定的，即便有偶尔闪现的阴暗和悲观，也很快就会被一种更根本的善所化解。
令我讶异的是，铁凝的作品并没有因为引进了善的维度而变得简单，我认为，她是充分写出了人的复杂性的，尤其是写出了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难境遇——这点，的确大大地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精神边界。正如悲剧容易传世，喜剧则容易流于肤浅一样，要写出善的力量肯定也要比写出恶和绝望的力量困难得多。但铁凝做到了。她笔下的善，也许不能再以古典小说中那种完整的面貌出现在现代人身上（这是因为善在现代社会本身已经变得越来越匮乏的缘故）了，甚至还不得不混杂着明显的滑稽和轻微的绝望，但因为有了铁凝的努力，我们便多了那么一块小小的寄寓希望的地方——人性中潜藏的根本的善，它可能只是一些碎片，一些小心翼翼收集起来的碎片，但有了它，我们也可以大胆地与当代文学中的恶和绝望争夺地盘了。
铁凝的叙事呵护出了一种新型的话语伦理。它看起来传统，实际上是另类，因为很少作家会从善的角度切入当代生活了。更重要的是，这种话语伦理里的善，指向的不是简陋的道德，更不是道德的审判（昆德拉说，“将道德判断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而是指向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责任。正如一九九九年铁凝在挪中文学研讨会上所作的题为《无法逃避的好运》的发言中所说：“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⑿——我清楚地知道，持守这样的写作信念的人已经不多，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我们敬重。
2002年9月3日,广州
注释：
①尼采：《权力意志》，152页，张念东、凌秦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
②谢有顺：《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2001年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选〉序》，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③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263页，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④参见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⑤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27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
⑥、⑦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336页、343页。
⑧铁凝：《永远的恐惧和期待》，载《小说月报》1999年第2期。
⑨、⑩《卡夫卡散文》，第4页，第1页，叶廷芳、黎奇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⑾关于铁凝散文更详尽的论述，可参见本人的《散文之情——以铁凝为例》一文，载《美文》2002年9期（上半月）。
⑿《铁凝散文》，26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