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文
说到普世价值，习惯浑浑噩噩与世相处的人们眼前突然一亮。但你可否知道：对普世价值的认识总要依托一个认知原点一种逻辑参照。
这里提供两种参照：一是把人类个体的思维理性（认识的出发点和价值的落脚点）作为观察世界的理性参照；二是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把那些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民族国家、区域集团及其健康发展（认识的出发点和价值的落脚点）做为我们感知世界、重塑文化的生命维度。
从前一种参照来看，人们很容易把西方大国主张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认同为普世价值。而后一种参照，还远远不被人们所熟知，更无法作为一种视角让人们去审视。
这里，笔者从把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必要手段入手，写出范文，提供一种全新视野，供大家参考。
市场经济的正确认知与国际政治的战略图谋
————也谈普世价值
关键词：市场经济 社会共同体 理性文化 实践文化
市场经济作为承载人类生命的最佳社会运行方式远未被人们所了解。
市场经济是以所有民族和国家作其载体和主体的发展性经济；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文化国度都是市场经济的天然载体和主体。然而这一点，出于霸权（而不是民主）的需要，西方国家是不敢、也不愿意承认的。一旦认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问题，世界各国欲意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贸易谈判的规则问题、各种国际公约避免双重标准的问题、建构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立马就让西方大国的政治智慧陷入焦头烂额。
在一个文化国度内，民族-国家、资本-市场，本来就是一个媾和一起协同运作的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关于这一点，西方大国非常矛盾。尽管他们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发展独立的社会现实，尽管他们深知金融危机的根本防范，就在所有国家作为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载体和文化时——彼此相容的默契关系之中，却又极力否定资本-市场媾和在不同文化国度的整体性、有机性和利益一致性的客观历史现实。因为，这不符合他们利益（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原则和发展取向。当历史进程同他们的观念价值发生冲突时，西方社会依然信守根源于个体理性的自由理念及其观念价值。而事实上，这种自由理念及其观念价值，对目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化解没有任何裨益。恰恰相反，国家社会之间的彼此默契、相互配合、共谋发展，才会朝着危机的根本化解提供某种可能。
对发展中国家，西方大国竭力推行普世价值，一旦涉及自身根本利益则全然两样。当有记者追问新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假如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自由发生冲突时，你选择谁？请直接回答”，此时希拉里眼里光芒四射，十分坚定地回答：“我当然选择美国的国家利益！”希拉里的回答赢得了台下美国民众海啸般的欢呼。——这就是希拉里代表的美国精英，这就是美国强大的最大秘密（张宏良语）。西方大国从来都把自己国家视为独立于其他国家之上的社会共同体。他们的市场结构地位、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文化中所包含的社会价值与信念，早已在他们投身全球经济的扩张实践中得以确认。谁侵害了这个共同体，谁削弱了他们文化价值和信念，谁侵害了他们国家的利益，谁威胁了他们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他们都会不惜任何代价、诉诸各种手段，甚至打一场‘坚持真理和正义’的战争。然而，对于其他文化共同体，尤其是政见不同的政府和国家，他们从来不以同样的思想理论去待见。
他们在谈论民主、自由和人权时，很少谈及他们国家和社会在对别国经济掠夺、市场占有时资本积累的血腥历史，而是把他们建立在这个血腥历史上的成功发展、人类反思——作为普世价值，转而适用在制约后来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策略上。
当西方大国把自身社会打造成最能适合市场经济运作的一架机器，他的政府就成为监管这架机器能否良性运作的忠实守夜人。只是由于市场经济良性运作的范畴具有世界性，这种政府监管的社会性质同样带有世界性。简单说，它凸显了西方大国核心利益的战略性质。在这个前提下，西方政府的强权是有其国家根本利益作支撑的。至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他们对自己市场结构地位的获得，往往是在配合西方全球战略利益运行状况来进行。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价值理念和国家利益，就无法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获得应有的发展与支撑。换言之，若不具有稳定的市场结构地位，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层面上，任何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权都将等于零。
面对这种情况，落后国家和政府，常常只能依托自身文化类群——拥有可供他人获利的自由市场，而无法维系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他们的命运，仿佛只能按照西方的意图割断自身历史、丢弃传统文化，而不能以他们/它们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社会主体性资格——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谋取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这本身就意味着另一方式的社会血腥）；他们/它们只能追求西方制定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和人权），而不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发展整体，以其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化运作——同西方大国进行经济较量、政治抵牾、文化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民主取代政府决策，以自由离散类群整体，用人权抗衡国家主权，而不是寻求一种将两者相融为一的发展途径——这就是西方大国遏制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一种战略、一种引领他者坠入陷阱的理性文化。试想，当一个国家社会不能进行有效的政府决策、不能把自己文化类群结构为一个有机整体，甚至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中发出自己的呼声。这样的世界还会存在人们追求的普世价值吗？
中国社会欲超越这种理性文化，摆脱西方社会在上述方面的战略控制，需要一种极高的政治智慧。它需要在建构自己国家和社会的市场化运行机制上，特别是在完善体制性改革（体制性建设）的社会功能上—— ‘思’出百家、‘行’出多轨；更需要把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和改革实践来承受。
因此，这需要一种新意民主：它是在把所有民族国家作为天然的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开放-平等基础上确立在类群文化整体内部的秩序民主；是有民众的切身利益和发展需要呈现在市场化运行机制当中，且把民主气息通约于不同社会阶层起着协同发展作用的实践民主。
又需要一种新意自由：这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彼此作为利益共同体、实践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相互学习的自由、彼此开放的自由、共同发展的自由、创新实践的自由；也是公民个体在加速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体制内、宪法制度下的发展性自由。
更需要一种新意的人权：亦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有民族国家最起码的生存权、发展权，和按照自己文化精神和国家意志改变自身历史命运、践行自己生命文化、向世人展示自己社会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权利；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定文化国度中）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基于生存-发展的社会需要理应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
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需要一种与之适合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然而，西方大国却把民主自由和人权理念中最具一体化特质的具象方面（民族国家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在全球经济生活中享有市场结构地位的方面）掌控起来、收归己有，却将民主自由人权理念中最具抽象特征的方面交由发展中国家和子民——去追求、去执行。
换言之，当着人类个体不再是单子式的理性个体，而是把个人的现实命运媾和在自己文化国度之中的类群个体和文化整体时，西方大国刚好把对于这个整体最为重要的东西——作为市场载体和主体的社会驾驭关系及其市场结构地位——给轻易地剥夺了。
当着人类个体的社会实践，不再局限于个体知行关系意义上的理性实践，而是通过市场化运作把自身的发展命运，整合在他同自己文化类群相互一道的实践文化中，西方战略刚好运用个体的无所着落的理性自由和社会追求——将这实践文化轻易地给断送。
当着我们的思维理性不再禁锢在物-我分离的认知关系中，而是在他们作为类群文化整体的发展性关系上，沿着全新的社会生命线索自由展开、无限延伸时，西方的政治家们刚好将这唯一可以唤醒人类希望的线索——给轻易地掐断。
以致我不得不说：今天的人类，全然遮蔽在——将普世价值诠释在人类个体的体认文化！尽管，人们可以在对自身命运的反思中找到心意以内的某种“回声”，但一经来到变化万千的发展世界，它还能带给人类哪些福祉？！
需要知道：普世价值只能诠释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一体化历史进程里，建构在所有民族国家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实践文化中。而这一切，都需要所有民族国家和政府——把市场经济作为他们自主驾驭的社会必要手段来实现。
当下时代，不再是民族国家从历史舞台上弱化、淡出的时代，而是伴随人类投身全球经济生活、参与市场-文化运作的需要，寻求类群个体及其类群文化整体与之一道发展、重新历史定位的时代！
因此，从哲学的角度看，“普世”之说，是以存在为前提；“价值”之喻是以发展为根据。普世价值若只能可怜兮兮地被人们期待着、观念着，无法融入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供人类去践行，它将如何普世？
普世价值是超越不同历史文化的价值，没有普世的文化，何来普世的价值？
反之，唯有普世于所有民族国家的实践文化，方才产生普世于人类的发展性价值。
道路刚刚开始，前途不再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