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盗版书摊上买到了余杰的《天安门之子》（也只有盗版书摊才能买到），翻了翻，一个最大的感觉是，这些年来余杰似乎没什么进步。依然是爆料的揭丑，激情的谴责。喔，与过去相比，好像也有些新东西，比如他改信了基督教，写作的视野范围也已从国内扩大到伊拉克，还有就是，将原来格言式的短段落发展成不短的文章。

　　余杰曾经是我的偶像。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阅读《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时，那种激动与彷徨。今天想来，那种激情和澎湃，应该是青春应有的象征吧？不如此，何以证明曾经年轻过？

　　忘了是谁说的，如果年轻时你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就没有良心，如果中年后你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就没有头脑。这句话似乎可以同样套用在余杰身上，尽管含义似乎要反一反。

　　余杰在书中一直标榜自己“说真话”，这一信条确实可以激励年轻的心。但年近中年的我，虽然绝不反对说真话，但却知道，说真话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并非所有时候说真话都正确，这其实是一个自柏拉图起就一直讨论的伦理命题；二是，仅仅说真话是不够的。

　　不过，在这里有些担心，对余杰这样的人，我这么说，是不是对他们有些苛求？因为余杰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文艺人士（文学家？）。所谓文艺人士，就是那些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真实可信的材料，将一些简单的理念，传达给接收者的人。也许余杰的自我定位，也仅仅是如此吧。

　　但我仍想对余杰表示些苛求，做一些批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不忍心看着自己曾经的偶像在眼中变矮了，另一方面是这些年自己对中国政治的一点研究，知道中国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余杰所描述的那个样子。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一百多年来现代化转型最为关键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种种利益、种种要求、种种思潮，相互冲突，彼此扭结，形成一幅纷繁复杂的画面。面对这幅画面，不同的人可以作不同的解读，得到不同的结论。而余杰，似乎过分重视了阴暗色调的那一部分。将阴暗面揭示出来，当然无可厚非，但最好的揭示者，应该是心怀善意的，像鲁迅说的那样，目的是引起疗救的希望。或者，在揭暗过程中，给人们多留些希望（像鲁迅在夏瑜坟头添的花环），而不要把人们引向绝对的黑暗。

　　在这一方面，张艺谋在导演电影《活着》时，就表现得比原作者余华高明得多。在影片结尾，历经劫难的富贵夫妇依然活着，并且拥有健康活泼的小外孙。在原作中，这个小外孙也死去了，只剩下富贵一人。也许小说原作描述的人生更真实，但电影显然更好。因为人活着，不能像动物一般，总要有所希望，要有亮丽点缀。

　　由此看来，余杰的不足之处就在于，缺乏对人性根本性的温情，更缺乏对这个时代复杂性的认识。文章要有温情，不是要作家去妥协于人的懦弱，而是要对人性有希望。若没有希望，人惟一能做的就是选择自杀方式。人毕竟要生存下去，也能够生存下去，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还能够生存得很好。

　　说他对这个时代复杂性缺乏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执政党的一再谴责上。不是说不能批评执政党，也不是说他举出来的许多事例是错的（未考证，不作判断），而是要认识到，这个执政党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马克思的经典名言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形式是这个国家人民素养的外在表现。对一群人的集合冠以“人民”的神圣称号，一味地加以颂扬，对同样的这群人中产生出来的政党和执政者却加以几乎全盘的否定和根本的谴责，这显然荒谬。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摆脱前现代的社会，它的政党当然不成熟，它的人民同样也不成熟（看看杭州万科业主退房事件就知道了，只要不存在欺诈，业主有什么权利要求房产商撤销已经生效的市场合同？尽管我本人对房产商无丝毫好感）。不成熟的政党和人民，又怎么可能立即建起余杰所向往的成熟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引进一个别处的好制度，又怎能在本土迅速生根并良好运转？

　　中国的事情说复杂，真是复杂。既不能丢掉几千年的传统（否则我们何为中国人？），又要学习一切现代化的成果，还要将现代化嫁接到传统中使之创造性转化为我们据以进一步成长的基础。这些，想想头都大。

　　不过，中国的事情，说简单，也真是简单，简单到你只要相信即可。是的，只要相信，相信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一条不归路，相信这个国家发生的点点滴滴的进步，更要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正在造就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咖啡店里，端咖啡的小妹告诉我，她正在读自考本科，目前已考出三门。门口卖煎饼果子的夫妻告诉我，他们已将孩子从老家接来，放在我们小区的小学读书。菜场卖蔬菜的大嫂跟我说，她卖菜所得，正好供孩子上大学。吃饭时几个民营企业的小老板，不断交流心得，商讨怎样在固定的员工工资支付与不定的市场销售收入之间取得平衡。一个靠卖电缆发了财的浙江老板告诉我，他给上海交大几个教授和学生投了3000万风险资金，开发高科技电（光）缆…

　　在我身边的这些无数的人，他们都在为提高自己，改善家庭，升级企业而殚精竭虑。他们这些提高、改善和升级，扎扎实实地构成了中国的进步。你完全可以相信这种进步，将会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成长和政治的变革。是的，一切取决于普通人的扎实努力。当然，执政者若能维护好社会秩序、提供基本的公正司法，也会功不可没。事实上，近三十年他们的贡献主要也就在这里。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的宣传部门又在宣扬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不好意思，忍不住又要批评我们的宣传部门）。他们的宣传，过分地把聚光灯打到那些官员和名人身上，而忽略了我上面所述的那些普通人。事实上，正是这些普通人不断地向上的努力，才构成中国今天的进步。比起1978年前，几亿颗脑袋只能听一颗脑袋，现在十几亿颗脑袋同时开动，怎么会没有进步？

　　由此看来，余杰这一批人，在相当大程度上太把自己“启蒙者”身份当回事了，以为必须经过他们的启蒙，掀起对执政当局的清算，才会有政治的进步。我不太清楚的是，这一批人是否还生活在国内。如果在国内，就请多关注一下这些普通人扎扎实实的努力、点点滴滴的进步吧。如果不在国内，那也没啥好说的了。

　　到最后，要说起我。我并无余杰似的文艺者的爱好，私下里最愿意充当的是，“善意的观察者”。因为温情，所以善意；因为身在其中，所以不能像德鲁克回忆录的标题那样做一个“旁观者”。还是一起以温情来见证这个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