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事件、蹦坝事件、深圳的火灾，这种种，已经将个中国甚至世界都闹的沸沸扬扬，但我们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当今的中国正蒙受着官僚政治之害。

这几天都在谈官僚政治，那么什么是官僚政治呢？对于官僚政治的定义下的最恰当的怕还是英国政治学权乌伊拉斯基教授(Prof．Laski)，他曾在塞利格曼教授(Prof．Seligman)主编的《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就官僚政治作过这样的概括说明：“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而随意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在日常行为中表现为：把应尽的行政职责全然当做例行公事处理，在这样职责面前他们没有工作的原动力，遇事拖拉、犹豫不决、敷衍应对、不重实验、事非到非处理不可而绝不处理。而在日常事物的处理中，又经常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在这样的X光下，我们就不难发现毒奶事件、蹦坝事件、深圳的火灾所表现出的中国病的病灶之所在了吧，）将本应该属于社会公共资源的政治权力、文化影响力、社会经济资源，甚至知识的拥有，都朝有利于自己地位巩固的方向揽进。久而久之，这类人也就会变成世袭阶级了。”(《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三卷第七十页)

对于这种官僚政治，普通人民是对他深恶甚至痛绝的，各类学者也积极地献言献策，试图来解决这种反社会反人民的制度，他们在技术上设计了种种方案，比如：设立反贪局，比如：设立举报机制，比如：设立~~~~~~~~，但最后的效果，我们也是看见了。

这就不免让人气馁了，难道这真如，那些官僚们或明或暗的提示人们的，这就是命吗？不，这是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问题搞错了方向。

的确我们也无可否认的是，官僚政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可能存在。比如，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如此等等，都是所谓官僚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确实在任何设官而治的社会中都可以见到，即使在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下，对于官吏的任用，如采行所谓分赃制(Spoils system——美国以前官吏进退，随政党为转移，故称此种官制为分赃制)，则因交代频繁，极易造成互不负责的脱节现象；如采行专家制，重视官吏专门经验，则又因他们长期专司其职，往往造成特殊积习，容易伴生种种官场流弊。不过，所有这些作风和流弊，通是属于技术方面的，唯其是属于技术方面的，故英美诸国都先后实行一种政务与事务分开的文官制，从技术上予以改进，并设法使那些流弊减缩到最低限度。然而，我们把官僚政治当做一种社会体制来讨论，虽然也注意它的技术面，但同时更注意它的社会面，从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就是说，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而随意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像这种社会性的官僚主义政治，是依存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而又为那些社会条件所范围着的，它可能增大我们前面讲到的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但我们却不可能，仅仅只是在技术上，对它就能够谋求根治的。如何介定我们所面对的官僚政治是社会属性的呢？根据：官僚政治是当做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专制政体不存在，当做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这一定义，只要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体制是专制体制，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官僚政治主要是社会体制性而不仅仅只是技术性层面的。

诚如王亚南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到的一点的是：

官僚政治的确需要我们从技术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去考虑，而当它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出现时，我们就更要重视它的社会这一方面的因素了，虽然我们同时没有理由不注意到它的技术的方面。

但显然，对于中国的官僚政治及它所泄露出来的危险，我们的国民还仅仅只是把它当作为一种技术性问题，但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典型性的社会问题，如果不把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解决好，那么最后可能的结果只能够是，仅仅凭症状，而不对症，就盲目的下药，那么把病毒性感冒当普通感冒治了，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但问题是，这种治疗法，对病人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可以想见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