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和我的老领导张瑞青和老同事唐振华摄于太原面馆)

从教师节到中秋，再到国庆，我收到很多学生的短信祝福，没有能够一一回复，对不起了。因为北京的手机丢了，我现在太原的手机号为13466858371，欢迎大家联系。明天就是十一了，我在太原的小办公室里给大家问好。

太原新东方用过去三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去年一年的收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这都是值得骄傲的事情。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人口超过200万、许多人极其渴望用学习改变命运的城市来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出色。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我和我的团队面临新的创业。

我需要创业团队。这个团队不需要很多人，但他们会聚集在我的周围，和我一起拼命。他们会和我一样，知道现在还不是索取的时候。如果谁希望太原新东方是个朝九晚五的地方，如果谁的节日假日神圣得雷打不动，那就请你另谋高就。走一个人，就少一个分食，就意味着和我一起拼命的人可以挣更多的钱，我就能更对得起帮助我的人，于我来说毫无损失。

在新东方同等收入的分校之中，太原新东方教职员工的收入位居首位，甚至超过一些业绩更加优秀的分校，这是我的政策，也是我的压力。但我必须让业绩迅速攀升，来缓冲我的风险。每上一个新的台阶，我都希望太原新东方引领同等机构收入之巅，绝不在员工身上省钱，借此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加入我们的团队，就像现在的上海申花，以前的重庆前卫。

每一个人在做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谁计较得失，谁企图安逸，我都看得清楚。2004年我给威尔金森做翻译，他对我说：“You work hard and I will look after you.”这个英国老头给了我优厚的待遇，而我像条疯狗一样为他拼命，保护他。今天当了领导，我便总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要“look after”那些真心帮助我的人。

我还理解了毛在文革期间两条路线的斗争。因为很多时候，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帮我，一种是不帮我。而毛对于异己采用了异常坚决的态度。长期浸染西方文化，我知道民主自由的精神有多可贵，监督和反对有多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消除差异、让牢骚满腹者“下船”，我们的船就永远开不快。

经营一个学校就像带一个球队，校长就是主教练，他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没有谁会比他思考得多。学校搞不好，就像球队失败，承担责任的、下课的永远只是主教练一个人。对于业绩，他有切肤之痛。很多时候，我不想说：“今天输了，是因为3号没发挥，5号严重失误”。因为主教练决定哪些球员上场，主教练该做的不是指责3号5号没有做好，而是根本就不该让他们比赛。

为了太原新东方的快速发展，我要建立的是一个创业团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新东方，在困难时拼得起来，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只带真心帮助我们的团队。胜利时，我们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把收入的差距拉大。我们让那些离心力量离开，劝那些拼不起来的人换个单位。5个人干10个人的活，拿8个人的钱。我们只享受机构的快速发展，因为一旦慢下来，就是死路一条，就是拱手把市场让给对手。

我想做一个讲义气的领导，而我也想做一个“独裁者”。我不想那么民主自由了。我要带领太原新东方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