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伯伯会向茅于轼擤鼻涕
解放前的小学课本里，有“农夫”或者“农人”这两个词。到解放后的小学课本，就用“农民伯伯”这个词了。工人呢，和解放军一样，用“叔叔”这个词。解放初期，和笔者同班的农村同学也很自豪，常常对工厂、城市的同学说：“你们吃的白白的大米饭，是‘伯伯’的大米饭。”
大米饭是从稻田里面长出来的。换句话说，粮食是从耕地里面长出来的。在咱们中国，没有足够的耕地，就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大家就得饿肚子。在单位产量不高的情况下，要多打粮食，还要开荒，要扩大耕地。道理也好，历史和事实也好，都是这样的；可以说，这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通常识。
在笔者家乡，刚刚用了不到十年的政府大楼卖给了开发商，同时还把郊区一大片良田也给了开发商搞“开发”；那钱也是很便宜的，而且美其名曰：建设新区；发展是硬道理。
智商最低的开发商也明白，在城市的老区和边沿搞拆迁“开发”，成本、利润和圈地占良田相比，有天壤之别。所以，圈占良田更“划得来”，真正是一本万利的事。
很快，新的政府大楼修起来了，官员们也住进了唾手而得的第二、第三套新房子。原来的政府大楼变成了几十层的高楼商品房。开发商卖高楼、卖商品房所得的利润与所花成本的比值，至少数以十倍计。于是，老百姓“仇富”了，失地农民也后悔吃亏了；结果有的人上访，有的给新的政府大楼起了“腐败大楼”的名。有意思的是，住在新大楼里有的级别低的公务员，在回答别人“你在那里工作”的问题时，也自嘲的说“在腐败大楼里”。
一天，笔者坐车路过“腐败大楼”，车里买票的是一个50来岁的汉子，他是临时替女儿出车的。乘客们有的一边瞻望大楼，一边发议论，这位卖票汉子也发起感慨来。他说：“老百姓只感谢袁隆平，要不是他培育高产水稻，象这么圈良田修政府大楼啷个得了啊！”
和老百姓相反，茅于轼这个“专家”是记不得袁隆平的。当然，一般老百姓也是听不清楚茅于轼这个白吃“伯伯的大米饭”的所谓“专家”的所谓“研究成果”那苍蝇一样的嗡嗡声的。我敢断定，不管是那位农民伯伯，只要听到茅于轼放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可以突破”的屁，肯定是要扇他的耳光、向他擤鼻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