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小平

    这是一个火热的年代。1988年，全国正陷入一片抢购风之中，政府正在满头大汗地强推着价格闯关。而在海南，因为刚刚被国务院批准设省并建立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这片土地开始陷入持续多年的高烧之中。
    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和武汉市经委等国家机关工作过的年轻干部冯仑，手攥着一纸1万台彩电的批文来到了海南。到了海口后，冯仑马上把这批紧俏货倒腾给了一个私人老板，转手赚了30万元。这笔钱用在了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工作上。
    这个研究院下设几个职能部门：一部分研究，一部分办杂志，一部分搞经营。冯仑算是半只脚下了海。而在这段时间内，先后有王功权、易小迪、刘军、潘石屹、王启富等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出来的人。
    1991年，炒了牟其中鱿鱼的冯仑，又来到了海南岛上。这次，他手里又攥了一张条子——500万元的欠条。那是他利用自己在基层官场积累的关系，从北京的一家信托公司借来的500万元创业资金，利息高达50%。利用这笔烫手的钱，六个人创建了万通公司，算是正式纵身下海，开始投入到当时火热的炒房地产的行列……
    历史往往要在事后才能看清其轨迹和转折点，但在当时，却似乎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用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力气、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偶然反复重叠，便变成了历史的必然性的发展轨迹和重大转折。20世纪90年代初，是冯仑、郭凡生、陈东升、薄熙成、田源、王运正等“微不足道”的中下层官员，他们当时的偶然的一时冲动之举，汇成了当时汹涌一时的官员下海经商的浪潮。
    如果把官员下海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长河中看，这种现象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拐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辞官下海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经过20多年的社会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后，原来计划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经商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常。从某种角度来说，官员弃政从商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必然结果。
    而这种官员下海浪潮背后，有着其深层次的政策背景，以及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

三次官员下海浪潮

    在30年时间中，官员下海共有过三次大的浪潮。
    第一次是在1980年代中期。一些没有很好的升迁机会，或者有缘于一时的冲动，某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们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下海”者。当时的官员下海大多还处于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半遮半掩状态，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
    由于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加之没有经验，一些下海者被“海水”呛得“奄奄一息”。但也有幸运者，其中代表人物是叶康松。1986年初，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毅然辞去了自己的官职，去承包了一片山地，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经济效益。他后来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第二次是在19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时代，随着民营企业政治地位的提高，官员下海潮再次掀起。这一波人比1980年代中的下海官员，无论在学历、经验、官位上，都高出不少。当然，因为有前车之鉴，下海者也更为谨慎，很多人选择了“停薪留职”，一旦生意失败，还可以“回朝”做官，并且还能美其名曰地夸耀自己“经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
    前面所说的冯仑、郭凡生、陈东升、薄熙成、田源、王运正等人，便是这一波官员下海浪潮中的代表人物。
    第三次是在2000年以后。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些下海的官员大多正当盛年，而且下海前大多身居要职，而且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下海方式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这一波官员下海浪潮的代表性人物有：2000年4月，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副处长高红冰，辞去公职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00年10月，山东省垦利县县长门新国辞去公职，以20万元年薪出任山东黄河集团常务副总经理；2002年3月，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2002年10月，浙江平湖市委书记阮鑫光下海，离职应聘到民营企业大连实德集团；2002年12月，江苏省东台市市长王小平在换届之前递交辞呈，就任建湖县永林油脂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年2月，；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辞职，3个月后出任“红蜻蜓”集团“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2003年6月，51岁的琼海市副市长王文进辞官下海，出任新组建的海南博鳌中足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年9月，湖北某区委副书记的蔡德山下海，成为万家乐燃气具公司新任董事长……

官员缘何爱下海?

    官员为什么会放弃高高在上的权位，选择到波翻浪滚的市场经济海洋中低眉俯首地进行创业或打工？原因无外乎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自感仕途无望、或怀才不遇的官员。吴敏一便是一个典型。吴其实一直有从政的理想，所以在几年前从书斋中走出来，主动向组织提出到温州来任职。难得的是，这位“学者型官员”却有着很强的从政的能力，在位时，在他的主导下，努力打造新温州模式，提倡“信用温州”和“数码温州”，并且力推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另外，在国有企业改制和促进民营企业提升等方面，他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后来的换届中，他得知自己不能如愿当上市长，于是干脆挂冠而去。吴的支持者认为，吴的政绩和口碑在温州官场非常突出，如果他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平台，就不会辞职下海。吴敏一事后这样解释：我是一个做事的人，需要一个做事的平台。我希望在政治平台上有所作为，可是一个副市长的政治平台，已经不能让我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我也没有挑战性了。
    一种是仕途一帆风顺却主动放弃机会寻找新生的官员。辞职前，徐刚是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省地税局总会计师，被人称为浙江省厅局级干部中的“潜力股”。当他提出辞职时，出于爱才的考虑，代表组织的官员告诉他，说如果你觉得财税系统不愉快，可以换别的岗位；如果你觉得岗位低，不能很好地发挥才能，可以晋升。但他去意已决，坚持想要去一个全新的领域、挑战新的人生。他解释说，自己并不厌倦财税工作，但他更喜爱汽车事业，尤其是挑战性更强的民营汽车事业。
    一种是因为年龄偏大、在仕途已无太大成长空间的官员。只要工龄满30年，便可以提前退休，所有的待遇不变，依然是“公门中人”，却可以到商海中体现自己人生的第二价值。曾任温州市委副书记的何树鑫，在退休后受到一个在浙江发家后去北京打出天下的私营企业主的邀请，并专门为他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曾在浙江龙泉市长位置上叱咤风云的副厅级官员楼志新，虽然50岁不到，但出于对徐冠巨个人魅力的欣赏，出任了浙江传化集团的副总裁。
    一种是在官场中犯了错误失去成长空间的官员。他们或者因为一点经济问题，或者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另外一些没有受到处分的官员，也自觉颜面无光、感觉到前途暗淡，纷纷不得已选择了下海。据称，浙江一家著名的私营企业中，此类人一度占据“下海官员”的半壁江山。
    还有一种是纯粹为了洗钱、或者权力寻租的官员。有些腐败官员，在位时捞了不少“黑钱”，因为见不得阳光，便希望通过下海后经商，把所得的“黑钱”洗白；而有些官员在位时，利用自己的权力为私营企业主做了不少事，但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在“退位”后到其企业就职，以“合法”的“打工收入”的方式，把寻租的权力变现。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纯粹的官员，因为收入相对比较低、又不想走贪腐之路，所以下定决心舍弃仕途这块“鸡肋”，利用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多谋点福利。

政府机构五次调整

    而一波又一波的官员下海浪潮，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机构臃肿所导致的减员增效。我国财政已成为“吃饭型”财政，导致很多人才窝在政府机关里无所事事，官员下海对缩减财政、供养人员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另外，一些年轻干部和专家型领导在政府机关里压抑，不能发挥突出作用，不如下海寻找新的人生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领域进行了六次比较大的机构调整，分别是1982年、1988年、 1993年、1998年以、2003年以及2008年的改革。但令人遗憾的是，整体上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
    第一次在1982年。这次政府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革结束，瘫痪的政府部门开始恢复运作、大批老革命也平反重新回到岗位上，于是政府部门从32个部门激增至100个，导致国务院机构林立，职责不清、人浮于事、运转不灵、官僚主义严重成为突出问题。为解决问题，中央开始精简机构，并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又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在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后，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随后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
　　第二次是在1988年。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重心已经由农村转向了城市，政府机构的设置和相应职能需要随之转变。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人员增减相抵后，编制共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是在1993年。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并要求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组织机构。改革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
　　第四次是在1998年。当年，外电曾评价中国的改革闯进了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当时的政府总理朱镕基，在两会闭幕式上说了一段广为流传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次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算得上历次机构调整中裁减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
　　第五次是在2003年。这次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由28个部门组成，其中增设的部门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六次是在2008年。大部制改革。为了改变政府部门林立、机构繁冗、职能交叉的现象，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大部委制”的改革,这给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带来权力结构、政府的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的一种新的改变，但因为也涉及到要剥夺一些人的权利，受到了不小的阻力。
而每一次的机构调整，必然造成众多官员的“下岗”或者郁郁不得志，所以每次机构调整后，便涌现了官员下海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