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帝的治国思想理论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尚贤任能。其言论有：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位：贤、不肖不相易；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①

 

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令行天下，天下则之。^②

 

不重学，去师道，无以建生。当者有极，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逆而异理，审知顺逆，是谓道纪。以强下弱，何国不克？以贵下贱，何人不得？以贤下不肖，何事不成？^③

 

一言而利事者，士也。一言而利国者，国士也。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智以辨之，强以行之，贵道以并世，柔身以待时。王公若知之，国家之幸也。国大人众，强之于始，身载于后。^④

 

 

 

 

 

 

行憎而索爱，父弗得子；行侮而索敬，君弗得臣。^①

 

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②

 

黄帝治国，强调尚贤重士的观点，不仅是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且是防止政治腐败，为害于民，遗祸于国，保证执政权力始终掌握在“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③者的手中，使政治实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由此而制定了上至帝王，下至大臣的选贤任能制度。后世将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任能制度，或谓之“禅让”，或称之“推位让贤”。如：黄帝有子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人之中没有一位继承帝位者。在黄帝死于涿鹿大地震之后，是其子青阳居少昊代为理政。青阳是黄帝在二十五子之中最为倚重的一个，力牧与大山稽在论及战蚩尤之中，就曾称赞：“战盈六十，而青阳未失”^④。涿鹿之战后，黄帝就又派青阳司职于少昊之地，且施政多有建树。依照其时情形，青阳若称帝并把帝位传于己子，是不会遇到任何反对意见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不仅青阳自己始终虽主政治国而未称帝，也未让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登上帝位，而是精心挑选培养着一个帝位的继承人——高阳，最后选定高阳继承黄帝，登帝位而治国，这就是帝颛顼。因为，高阳在少昊之地佐青阳理政之中，就显示出了“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⑤的卓越才华与品格。帝颛顼也同样未将帝位传于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而是在晚年将帝位传于桥极之子高辛，高辛即

 

 

 

 

 

 

 

位为帝，这就是帝喾。

 

在五帝时期的帝位传承中，只有帝喾一个人是将帝位传给了其长子挚。对此，后人或以为在帝喾之前并不存在帝位“传贤”的制度，如郭沫若先生就有这种认识^①。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任能”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选贤任能”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其一，这种“帝位选贤禅让制度”是只在帝王的后裔中选贤，而不是在天下百姓中实行；

 

其二，它还承袭有自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方国之时形成的“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的旧制约束。如少典传轩辕以“帝”位，因其姓姬，是长子，任榆罔为“后”职，因其为姜姓，为庶出，为次子。其后，黄帝重用的青阳、青阳选贤承绪帝位的高阳，以及高阳选贤继承帝位的高辛，虽然破除了帝位传长不传幼的旧习，但可能还存在着先嫡而后庶的习惯。因为，青阳、高阳、高辛，都是“姬”姓。高辛之子中有弃、契、放勋等。其中挚为姬姓，而放勋为伊姓，且帝喾传帝位之时，放勋只有十余岁。在颛顼的后代中有老童、鲧等，皆不若挚与放勋为贤。故帝喾传位于挚。

 

其三，“选贤任能”的标准是“贤”。中国自古在推举贤能人才之中，就有一个“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行为品德标准。所以，我们不能以五帝时期有帝喾将帝位传于其子挚，而贸然认定“唐虞”之前没有帝位“传贤”之制的实行。

 

其四，历史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帝喾所选的帝挚，确为贤

 

 

 

 

 

 

者：其执政后，先使只有十多岁的幼弟放勋辅佐自己治国，第三年，封其弟放勋为唐候，使其治于唐国（地在今河北唐县城南），并仔细观察放勋的治国能力。到了第九年，帝挚认为自己治国能力不如放勋，就亲“率群臣造唐而致禅”^①帝位于放勋，放勋即帝位继挚治国，这就是唐尧。历史的事实亦证明了，帝挚的虚怀自谦是难能可贵的，其选贤的政治目光是睿智和远大的，其以大公无私的胸怀，确实为中国的历史进步选择了一位著名的贤君！

 

至于唐尧选贤禅帝位于平民的重华（虞舜），重华执法杀了治水无功，而导致洪水更加泛滥的鲧，又任用鲧之子禹继其父治水，最后禅帝位于治水有功之禹，而不传位于己子，则是人所共知之事了。

 

老子则是处处反对黄帝的思想理论的，所以，他坚决反对“尚贤任能”，认为治国者必须推行“愚民”政策，“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只有“不尚贤，使民不争……常使民无知无欲”，^②才能政权稳定。这是又一个反传统、反进步、也是与老子自己“尊道贵德”之说自相矛盾的观点。

 

什么叫做“贤”？“贤”与“智”、“圣”，都是学道、积德、行为高尚者的一种称谓。如黄帝曰：“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墨子主张“尚贤”，庄子也说：“久与贤人处，则无过。”^③奈何唯独老子为着张扬“愚民”主义，连“尚贤”也要反对呢？

 

至于说到“使民不争”，就更说明了老子不过也同春秋、战

 

 

 

 

 

国诸子一样，不了解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思想体系，更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史，其言实为一种违背事物客观规律的反进步言论。

 

       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理论，就是认识到凡事物无不具有相对性。对于这种事物的相对性，在中国古典哲学之中就以阴阳为代称。并且认为，凡是事物的阴、阳异性之间，就存在着互相感应、互相吸引、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为己根而又保持相对平衡的客观自然规律。对此，在《易》经中分别以象术法则在《咸》、《恒》等卦中进行表述，又以《泰》、《否》作正、反两方面的强调；而事物的阳与阳、阴与阴同性事物之间，则存在的是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物极必反、和而不同、合二为一等不同具体条件下的不同客观自然规律，对此，分别以《睽》、《革》、《夬》等卦进行表述。

 

同性相斥自然规律，在自然界普遍存在，如两个以上相同频率电波的互相干扰；两个以上频率相同的声波、光波、水波之间的互相干涉；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领土、自然资源的争夺；同行、同业、相同产品生产的市场竞争；同性动物之间的性伴侣争夺；同类植物在同一块土地上对于阳光、水分、空间和成份相同肥料的争夺；两个以上天体的引力对另外天体吸引性干扰而引发的摄动；人类社会中，不论男女，为着个人利益的互相竞争等等。同性相斥规律和异性相引规律，同样又构成了对立统一、守恒等规律。正是这种性质不同的规律同时存在于自然界而交互作用，才使万事万物既变得纷纭复杂而又各有其序。对此，在《易》经中，是用《损》卦等进行比喻性解释的。

 

        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革历史，追根溯源，不能够脱离开对于人类自身的研究，不能脱离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规律性研究。孟子讲人性本善，荀子讲人性本恶，就都是失偏的话，不符合中国哲学阴阳相对、互依、互感、互动、共存的哲理。因而，都是不科学的言论。若依孟子、荀子之论，便解释不通好人变坏、坏人学好的大量社会事实。

 

人之善恶，源于义、利，义利源于公私。而公私关系处理得正确与否，在于人的思想理智，在于社会制度、在于社会教化、在于环境影响等。由此，社会制度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社会生产、生活不断进步，社会制度的变革就必须进行，以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相适应，不然，就会出乱子。

 

植物无思想，更无公私观念，但其只要生长，就需要阳光、空气、水分、肥料。因而，为了生存，植物生长在一起，个体之间就要争夺阳光、空气、水分和肥料。农民种田是不喜爱那种吸收阳光、水分、肥料能力差的农作物品种，而喜爱吸收阳光、水分、肥料能力强的农作物品种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吸收能力差就长不好，产量低；吸收能力强，就长势好，产量高。因为，无论任何农作物的果实，都是阳光、空气、水分、土地中各种有机物所产生的特定有机化合物。农民处理农作物个体之间争肥、争水、争光的矛盾，就是间苗，使农作物生命个体之间作“公平竞争”。就是间作，套种，分期播种和区别管理—— 使不同作物之间“竞争有序”。

 

人类为了生存，都需要吃、穿、住、用，为了生活得更好，每个人都需要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因而就有大量占有社会财物的欲望，此为人的本能性，我们以社会行为规范性用语称之以“私欲”。但是，人和植物不同，人是有思想、有理智的生命体，在一个家庭中，他（她）们以其实践明白父母养育子女以幼小，子女赡养父母以衰老，以及夫妻互相帮扶这样的阴阳互依道理。因之，他（她）们会以友善相处，相互礼让，以共同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并由此而生互爱之情。也知道在生产力低下或艰难逆境之中，不依靠群体的力量就不足以战胜困难而获得生存的简单道理，因而就具有团结、凝聚性。这就是人有善心、公心、怜悯之心的一面。由此而言，人之生命个体的本身，从物质到精神，都是阴阳相依、善恶并存的社会个体，具有接受生存环境影响的很大特点。

 

所以，在没有国家制度以前的原始社会里，人类的社会进步，主要由客观自然规律起作用，而推动社会以及人类本身的进步，这就是一个接受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哲理问题。而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是由国家依据客观自然规律制定出必要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制定出法律，使用强制的手段执法治国，明辨是非，惩恶扬善，营造成一种公平、公正、有序竞争的环境，组织、领导人们进行公开、透明、公平合理的各种竞争，以此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反对竞争，以愚民的方法削弱乃至破坏公平、合理、透明、科学、有序的社会竞争。

 

轩辕黄帝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反对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但却不反对为了生存而保卫自己的战争。在战蚩尤之际，他就说：“作争者凶，不争亦无成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① 至于建立了国家制度与政治秩序之后，则以道生法，弘扬温、良、恭、俭、诚、信、仁、爱等社会道德，提倡尚贤、重士、尊师、重道，放手让全社会的上至官员，下至黎民百姓，进行有法可依、有道德约束的各方面社会竞争了。

 

试想，在一个社会里，不尚贤，不学先进人物，不搞公平竞争，做工的不想创名优产品，种地的不求多打粮，当兵的不争取当将军，读书的不想上大学，社会能进步吗？若按老子的话办，连体育竞技也不用搞了，此岂不谬哉？

 

由此可见，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仅是同黄帝哲

 

 

 

 

 

学思想不同的，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相违背的，同时也更是反人性、反进步，不符合社会历史进步的又一种有害言论，是离经叛道观点。

 

历史上，由于老子的思想符合君主独载统治者的利益，就不断得到了鼓吹，乃至变本加厉。例如，法家者流因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多为提倡绝学、绝圣、役贤、害贤、灭贤、鼓吹愚民而治者。商鞅说：“民愚则易治”^①。因为，“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②又说，“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国强。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③不仅如此，商鞅还将所有文明修善教化都咒之为“六虱”，云：“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必欲废除干净而后快；同样，韩非亦是中国历史上鼓吹愚民而治的著名大将。他说：“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④“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⑤。这些，又同“读书无用论”的鼓吹，同“知识越多越反动”口号，在本质上出于一源。

 

中国由一个重视尚贤任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役贤、害贤、灭贤的国家，就是由先进变落后的历史根源，这种危害民族的思想根源，就是来自老子的愚民思想。这种思想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教育、尊重知识与人才，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复兴相违背，而绝不能鼓吹与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