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参观路线， 彷佛成为目睹那段大屠杀的旁观者。
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是希特勒纳粹党1933年上台建造的第一座集中营,之后贝尔根一贝尔森、拉文斯布吕克、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其中的贝尔根一贝尔森,就是《安妮日记》作者、荷兰犹太小姑娘安妮·弗兰克被关押、处死的地方；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更是杀人如麻,丧生在这两座人间地狱的无辜者,特雷布林卡为75万人,奥斯维辛更高达350万人。
大屠杀中死难者的姓名与个人记录铭刻在人名纪念堂内一座圆锥型的内壁上，30英尺高的圆锥形构造开口朝天，下方则由天然岩床凿出圆锥体形成一眼黑漆漆的井。那敞口的天井是引导百万无辜者的亡灵摆脱了人间的黑暗升向天国吧……
名人纪念堂已是展览馆的终端，玻璃窗外是翠绿的谷地，压抑紧缩的神经豁然释放，心情仍沉甸甸的。步出博物馆，建筑却仍在伸延，弧状薄墙如双翼朝天展翅欲飞。微风徐徐，空气清爽，思绪难平：犹太文化在欧洲已经存在了两千年，希特勒的纳粹竟能在仅仅3年的时间内，就把它几乎消灭殆尽；科学昌明的20世纪，怎么会发生这种连中世纪也不曾发生过的具有如此规模的种族灭绝事件？为什么大屠杀这样的惨剧会发生在给人类文化宝库孕育出康德、马克思、贝多芬、歌德等巨人的德国这块土地上？不可理解之处还在于大屠杀如何从文明发展进程去解释?认为，常识认为文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大屠杀的出现却证明，历史和文明的进程有时会发生突如其来的断裂，如同火车出轨。
记得两年前读过Z.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第一次将纳粹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同现代、理性、科学管理联系起来，其鲜明的观点令人震撼。作者认为，历史上因团体和宗派敌意而导致的大屠杀层出不穷。但是历史上的野蛮屠杀不需要现代技术、现代管理和科学协调，而希特勒却需要。现代理性社会，正是为希特勒那样冷酷操纵、彻底且系统的种族灭绝，铺平了道路。
博物馆陈列的大量事实让参观者不得不相信，似大屠杀这种策划周密的大规模杀人事件，确与现代精神息息相关。在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每一步骤中，几乎都渗透着技术性的现代因素，纳粹政权不仅使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来研制最具效率的杀人武器，还通过先进的管理手段以使屠杀过程达到“准确、快速、清楚、一致、减少摩擦、降低物质和人的消耗的最佳状态；他们不仅精密地计算每杀一个人所需要的成本，还要考虑杀人之后的“废物利用”。奥斯维辛就是现代工厂体系的一个延伸，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源源不断向奥斯维辛输送作为“生产原材料”的犹太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匪夷所思的是纳粹党卫军负责屠杀犹太人的部门被命名为“管理与经济厅”。
法律和秩序是现代性基石。显见的事实却是，执行大屠杀的那些人，似乎都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鲍曼指出，大屠杀使得历史上所有的邪恶形象都相形见绌了。大屠杀颠倒了罪恶行径以往的所有解释。它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相反是源自完美无缺的秩序统治。大屠杀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惟命是从的人所为。这些人一脱掉军装，就和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有家庭、朋友。可是这些人一旦穿上制服，就用子弹和毒气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包括他人的爱妻、他人的爱子爱女。对此如何用人性来解释？
展览的图片和资料使参观者注意到，犹太社区的首领们同纳粹大屠杀的合作。这就是，执行了大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他们将受害人归档，负责监管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受害人维持性命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看管被俘人员以至于维持法律和秩序没让德国人多费心思或多破钱财。他们为屠杀过程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如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且造成最小混乱的地方，他们为这最好的旅程积敛资金。如果没有这些卓有成效的帮助，大屠杀固然有可能照样发生，但是无疑将更多成为嗜血成性征服者们残忍暴行，而不似这般样表现为理性的待宰羔羊。因为大屠杀过程中受害人的合作和不抵抗主义，正表现为纳粹社会次序的“正常”维持。
鲍曼提出现代文明的进步不足以阻止此类大屠杀在西方历史中重演。相反大屠杀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机制之中，因为在使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种种可能条件之中，最是举足轻重的因素恰恰就是现代性本身。大屠杀配备着科学可以提供的先进武器，走的路线也是由科学管理有序的组织所设计。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大屠杀不是人类现代化之前的野蛮和非理性习俗遗传，而是现代工业化同野蛮习俗相结合的产物。纳粹大屠杀不是西方文明的对立物，而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合法的儿子”。西方不仅仅是由人权宣言的高贵原则构成的，它还有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解决方案。
我们的社会现在似乎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到十字路口。我们在迅速的积累财富，国家强调GDP,企业角逐利润，方法论上是“理性的科学观”。隐约觉得，过分地依赖经济飞速发展、强调科学性、相当的危险隐藏在其中，现代网络世界如此复杂，稍不留意，理性就变成了漠视感情，鲜明的立场就变成了消灭对立者的依据，直接、迅捷就变成了粗糙、大意，果断就变成了武断。理性与绝对专制，只有一步之遥；极端的理性与极端的非理性，也仅一墙之隔。放慢一下经济发展速度，想一想再迈大步往前走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