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与光明间沉浮的岁月
197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身在地底下、心存光明的年份；是一个忽略身外局限，将自己消解在书籍中的年份。
1969年12月下旬，我与几个同学一路，犹如冲出笼子的一群鸟儿，欢快地飞向江南。经过两天火车、轮船的颠波，来到了皖南天坪山煤矿报到。
到矿后,我被分到二连（采煤队）.除了星期二，每天都要换上沾满煤灰汗水的窑衣、胶靴，腰后系上矿灯盒，跟着说笑着的师傅们，钻进黑咕咙咚的矿井，一步一步下到地表360多米下的地底去采煤。采煤工们，从岩巷钻进煤层中“小眼”,到掌子面，按班前会上的分工，分成几拨。或采煤、或支护、或打“过河”、或“挺眼”。我就跟在某个师傅后面打下手，通常干的不过是攉煤与拖筲二种活计。熬到带班师傅说“下班”时，人早就已疲惫不堪。顺着“小眼”揬嚕下到负210大巷，解开腰间矿灯带，抖掉裤腰皮肤上的煤渣。然后打起精神，跟着工友们顺着2000多米的岩石大巷往泵房走。过了泵房，才到副井。顺着岩层36度倾角向上的副井奋力上爬300多公尺，汗流浃背的我才能重见天日。
之所以星期二不下井，是我们几个同学的约定。矿工每周都是轮休。七个一道从北方来的同学们，分到各连队上班前，大家都向各自的连队请求，将自己的休息排在星期二；以便在人生地不熟的山沟里，有固定的日子聚合，聊慰思乡之苦。
春天，除了读自己带到皖南的书籍外，从3月1日起我还订阅了人民日报。每天下午到宿舍下面一栋房子的政工组去取自己的报纸。趁机还在政工组文件柜顶寻找旧《参考消息》，借回去看。那些旧《参考消息》大都是1964年的。这些泛黄、沾满尘埃的老报纸。对我来说是一种宝物。这些旧参考上大都是世界各大通讯社对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亚非期间的消息及国际评论。可惜没多少。
到皖南，我携带了不少书和书页。书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11分册《辞海》、几本《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吕振羽的《中国通史》、合肥师院编的《世界近代史》等书。书页，则是我于1969年10月中旬钻进一间封闭的教室里撕扯三天的“成果”。大都是从《世界知识》、《科学画报》等杂志上扯下的文章。1970年三、四月间，从几百米地下爬上来，洗澡吃饭后，除了看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我还忙着将那些书页分类、并装订。仅世界知识，就按七大洲分别装订成了七册。其它内容的还有一些，近20本。
四月初，矿革委会在礼堂召开职工大会。礼堂在采煤队宿舍坡下面，我那间宿舍正对着礼堂大门。革委会副主任刘立法——文革前安庆市公安局长，就采煤队有人下班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自己书”的现象批评了一通，虽说没点名，但采煤队的人都知道刘主任批的是我。当场参加会议的矿工也都知道了采煤队二班的我。
好在当时我天天看的也就是人民日报或几张破残的参考消息而已，自己带来的书籍书页虽不少，但绝没有“黄色”“反动”的成分。每天的下井也不缺勤。从井下上来，又都是趴在床上忙活——四个人一间小小的宿舍，四张床就占一半去了，刚来矿啥都摸不清，又没桌子，看书整理书页我只有趴在床上。的确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就这样，仍有人向矿革委会打“小报告”。1970年的政治气侯可见一斑。采煤二班的工友都知道，打小报告的人,就在我房间里。
我不管他人的议论，每天从三百多米深的井下爬上来后，洗掉全身的煤灰，食堂填饱肚子后就集中精力，抓紧时间来读书。清晨，我爬到食堂上的长龙岗读书。天光艨胧，夜色消散。长龙岗树丛中的小鸟似乎还没完全醒来，梦幻地啁啾着，也不知是迎接又一天的光明，还是还留恋黑暗中的梦境？我爬上晨曦中的长龙岗。山风柔和，吹到身上又水一般凉。我打开《世界古代史》或《中世纪史》读起来。这是1970年四月上旬。中旬我要上早班，四点多醒来，就要忙着下井；下旬要上夜班，早六点还不定能不能爬到地面来。所以，每月只有上旬，我才能清晨爬到长龙岗上来读书。
那时的我，不爱讲话。我有忙不完的事，哪还工夫闲扯。同学来宿舍找我，我都嫌烦。其他人给我讲话，我懒得应答。可同学们碰到的事，我又不能不挺身而出。一进矿，搞劳动工资的李某对我们说，你们的工资为20元/月。初听到，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确认后感到很愤慨。在校没毕业，同学就都知道国家对煤矿井下工的一项规定：井下消灭三级工，新招工人下井就拿三级工的工资；清理阶级队伍定为“反动学生”的毕业分到矿，其待遇才是20元/月。同学们找我来商议，于是就联名向省燃化厅去了一申诉信。那时虽说是文革中，但政府部门办事效率很高。元月7号写的信，省燃化厅14号就回函告诉我们：你们下井到采掘一线，按国家政策应执行井下三级工的待遇。我们已另发函与你矿，要求纠正。矿上接函后就为我们这批同学进行了纠正。
我们这批煤校学生不响了。但矿领导事情又来了。国家有关“井下消灭三级工”的政策，已传遍全矿各个队的年青矿工。而当时矿上有近一半的矿工都是1965年后进矿的，天天在井下采掘干，每月的工资竟然只定为二级半，就38元！矿上给我们执行三级工后，这些青工也纷纷找矿领导，矿领导也只好纠正。这几百个青工于是从3月起也都开始拿三级工44元/月的工资。天高皇帝远，当时皖南一些地方煤矿，政策水平不高。国家规定能不执行的，就不执行了。煤矿当时另一项国家规定——井下津贴，直到1975年底天坪山煤矿才执行。几百青工每人涨了半级工，一个月多拿6元钱。6元钱在如今不算啥事，可在1970年前后，周围农民鸡蛋就五分钱一个，大米就一角二分一斤，6元钱，够一个矿工半个月的生活费了。青年矿工认为是我们争取三级工，才使他们涨到了工资。所以这些青工普遍的对我们抱有好感。
同学们到了天坪山下，很快就感到很失落。郁闷无奈中有时就会被触发，有时也与人打架。4月19日在矿小商店与外线班的电工打了起来。几个同学一哄而上，跟前其他矿工都不帮那个电工。那个电工只好自忍倒霉。
矿领导对我们很宽容。六月份，听说小火车拉来了20张新两屉桌，就放在敞开大门的电锯房里。小老肥和我两人，晚上到电锯房，一人扛了一张。我宿舍里放不下。就先摆到掘进队大李宿舍里。被掘进队一个大班长看见了，得知是从电锯房背来的后，他也跑去扛了一张回来。我们抗桌子，革委会副主任，装不知道。可这个大班长擅自扛回了桌子，这个副主任怎么也不愿意，非要这大班长将桌子扛还原地不可。这大班长没法子，只好将桌子扛回电锯房。然后请了病假来消极怠工，多日不上班，弄到末了，这个副主任只得叫人扛张桌子给这个大班长。
矿另一个副主任王金广同志，对我的轻狂，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有人向他反映，他都是不了了。当时矿革委会主任是原铜陵县长王德锦同志。他似乎不大在矿上待。有天下午我去政工组取报纸。而政工组门关闭着，我就从地上找根竹竿从窗口伸进去够，一个人突然走到我身后，说用这个够。我转脸一看，王德锦主任不知从何处竟找来一个炉钩子递到了我面。
7月开了工资，凑钱，21日与小老肥俩人跑去铜陵特区买了台六灯交流收音机。
酒鬼从缺酒，书迷书不断。下半年我从工友那儿陆续借一些小说书看。现在还有很深印象的有两本，一本是法国左拉的《崩溃》，一本是俄国屠格涅夫的《罗亭》。
前几年不敢写的日记，到天坪山后又开始写了。1970年元旦，我拿出1966年11月初在上海买的日记本，写出了如下文字：
“ 纪元一九七0年元月一日星期四 晴
夏历乙酉年11月24日 辛巳
今天是世界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天。
70年代将是人类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个年代。在这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将更广泛地在全世界传播，产生更加深远地影响。
我，一个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沐浴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而感到无限的喜悦。虽然说这个地方很艰苦，而且远远地超过自己以前的想象。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另外，越是艰苦的地方才越能锻炼人。即将的生活工作，将可能碰到类似的问题。但我决心要克服困难，在这个环境中坚持下去，在接受工人的再教育的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另外，看问题也不应该光看到不好的方面，这样将会使一个人迷失方向。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今后我要多想一些好的方面，多考虑一些工作。另外，困难也将是暂时的。今后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环境摆到我们面前。”
1970年，是我囫囵吞枣读书的一年,是我在黑暗与光明间沉浮的一年;也是这辈子中我心灵轻盈的一年。那一年，下井之余，天天除了书和报纸，我没时间更没心思干其它事。我很少领略到身边天坪山间的山野之美。直到1971年4月，山冲里红茵茵的紫云英、灿烂耀眼的油菜花，才使我如梦初醒；山麓上竟相开放的杜鹃花、勺药、挺拔玉立的竹笋，才让我象《牡丹亭》里游园的杜丽娘那样，惊奇地体验到江南姹紫嫣红的春光竟是那么地迷人。
我的1970年，如梦如幻如气球般，越飘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