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北京胡同
1970年代正式参加工作之后，因为做外贸产品的设计，我经常有机会出差到北京。去故宫看文物是去北京的必修课，因为做出口工艺品，有证明在手，可以去饱看收藏，细画速写，为设计做参考。那个时候照相机是稀罕的东西，记录文物形式和图样，只能靠速写。舅舅那时候被国家文物局从涿县的“五七干校”借调去故宫武英殿，做出国文物展览的复制品，因此也跟他去看了当时属于顶级珍贵的不少出口文物。自然也去看全国美展。“文革”以前我还是个学生，没有机会专门来北京看全国美展，而70年代我是个正经八百的美术设计员了，看美展可是业务要求，真是个多愉快的工作！
北京在“文革”中变化很大。文革一开始就在拆城墙，建造战备用的地铁。城墙太巨大，因此动用了推土机来拆，全部是工程兵施工。那城墙体量的巨大，城砖的结实，在被拆的时候特别有感觉。我从大雅宝胡同去日坛，原来是有城墙隔开的，“文革”时候这段城墙拆了之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坑，推着自行车走坑上临时搭的木板道，好艰难，一下雨便是满脚泥泞，高一脚低一脚地趔趄。就那么几年，老北京就开始消失，眼看着凋零下去了。尼克松访华、中国重回联合国之后，建交的国家多了，因此使馆区扩大了，继而在农展馆那里建造了新的使馆区，也就是现在的三里屯那边。美国早期在华办事机构叫做“联络处”，老乔治.布什做过主任。有一天我从南小街出来到长安街，看见一群自行车在面前悠悠西去，中间是布什，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凤毛麟角，因此很容易记住几个外国人的样子。他车骑得悠哉悠哉的，周边围了一圈人跟着骑，美国的保镖和中国的警卫。北京那个时候虽然有打人抄家，有大破大立的毁坏文物，但是治安很好，绝无什么行刺之类的事情，连盗窃都极少听说。因此这个美国准大使也就可以在长安街上一路轻松的西行，路人看看，也绝无人敢骑车跟随，否则说你是“阶级敌人”，可以立马抓起来的。而我就站在路边看布什骑自行车，当时断没想到此人后来居然当上了美国总统。
我曾经有过记日记的习惯，因为在一个工艺美术工厂做设计，每天伏案时间很长，除了画画设计之外，可以做很多文字的事情。读书学习，写日记就成了一个习惯。这习惯到1977年后，因为我重新去上大学、读研究生而中断，以后也就再没有写过日记了。写日记最集中的时间好像是1974－1977年间，两个日记本都写满，现在还留下一本，我看看里面的内容，关于北京那段时间的有不少的记录。
1975年11月22日记录：“北京建国门正在建造立交桥，尘土满天，建外已经建成的外国人公寓林立，城墙已经彻底拆得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是日亨利.基辛格在京，毛泽东接见他和夫人”；
11月23日，“一早去故宫看藏画。故宫绘画馆一年就11月开一次，叫做“晾画”，因此观众如堵。秋高气爽，在馆内边看边做记录，和1973年11月展出的内容比较，有所调整，所见的顾恺之的《洛神赋》、唐人《宫苑图》、董源的《潇湘图》、李公麟的《临韦偃放牧图》、郭熙的《巢石平远图》、张择瑞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找伯啸的《万松金阙图》等等都是上次没有看到过的。总的印象是元代藏品这次变化不大，其他朝代的作品有所更换。
“晚饭在新侨饭店吃西餐，火腿沙拉、红菜汤、面包而已，简简单单，红菜头几片、火腿、香芹、黄瓜，沙拉油调得好，因此感觉沙拉好像比上海做得还好。”
这顿西餐吃了多少钱呢？当天没有具体记录。不过两天后我请一位朋友去同一个地方吃西餐，倒是记录下来了：两个人，一个主菜，汤和沙拉，共花了3元9毛钱，我工资的十分之一。
那一次去主要是在白堆子的轻工业部的工艺美术公司办事，看资料，因此有不少的工作记录。去了两次北新桥一个四合院看原来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张铁铉先生，也看了已经卧床不起的冯雪峰先生。又在29号去了阜城门内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参观，这几个人其实在五四时期都有关系，对我来说，北京的历史是立体的，这是在其他城市找不到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
那段时间我开始去琉璃厂，我不敢说是去“淘书”，因为我根本没有钱买，就是去荣宝斋看画，去中国书店看旧书，“立看”，中午找个回民食堂买个火烧，大碗茶将就，也高兴，长了许多见识。因为自己出入故宫看古董、古画，在琉璃厂看旧书旧画，有个对比基础，知道怎么看了。除了旧时候造假的书画，当时没有造假之说，荣宝斋因而可以说是满目琳琅，全部真迹。1973年以后，外国人来得多一点点，也就有人来买书画，买的都是真东西。那时候东西实在不贵，齐白石、徐悲鸿的原作，也就几千块，更近一些的李可染、傅抱石、黄宾虹的画大约几百上千元一张，但在我这个当时工资才32块的青年来说，感觉好像就是现在看见上千万的画一样：天价了，唯有看的份。不过大家必须记得：那个时候的“荣宝斋”之类的店，是不给中国人进去的，门口都有牌子“foreigners only ”，国人免入。“荣宝斋”也设一个中国人可以去的小范围，就是买水印版画了。“文革”后期和结束之后，这些地方才慢慢开放给民众看看，但是也不能用人民币买画，要用“外汇券”，外国人叫做“funny money ”的那种过渡期的货币。
我在琉璃厂从来没有买过什么东西，因为的确是穷得叮当响，但是可以说不断的去那里，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何看古书，就是在琉璃厂慢慢学会的。
北京琉璃厂
看看1975的年日记，仅11月份就去了三次琉璃厂，记录如下：
1975年11月14日：“去荣宝斋看书画，结果是空前的贫乏，以前对一般人开的一个小间现在也在门上挂了英文说明‘Service for Foreigners’，而给中国人看的竟只是一些印刷粗糙的水印木刻之类，大多数是王雪涛、吴作人、徐悲鸿、钱松岩的小册页，还有几张户县农民画。本来想买一点点资料，结果是盘亘半日终无所获，怏怏而去。
“当然看琉璃厂的砚墨印章店里帖不少，印章也有不少精品，倒有点出乎意料。不过价格之高，吓走国人。就我情况，还不如买几张珂罗版的印帖和青田旧石印了。这类封建士大夫的玩物在今日中国已近于死亡了，除了少数老人之外无人感兴趣，留恋、可惜它们。”
“日前在史树青先生家里，他给我看了一封徐邦达先生的信，徐先生是现存鉴定明清时期绘画的第一人，或者是有绝对鉴定说话权的唯一权威。信中很伤感，对字画、对于书法随着他们这些老人的老去而逐渐死亡而深感痛惜。大概是为了留下一点夕阳的光彩，我见到的老文化人都在私下匆匆编辑自己的诗画册页，以期追望逝去的东西。在曹幸之先生家看了他自己编的一个册页，里面有张光宇、臧克家、张伯驹这些人的诗文。张铁铉先生也在编一本，心诚感人之极，但是毕竟如同秋风落叶一样，金黄灿烂可人，但终是为秋风扫落叶而将要散去的一切。”
我那时在史树青、曹幸之、张铁铉家里看到他们编辑的诗画集子，现在如果放到苏富比这类艺术拍卖行上拍卖，恐怕是天价了。那时候有谁在意这些东西啊！
1975年11月15日记录：“今天三上琉璃厂（在北京十天，跑了三次琉璃厂，并且每次都去一天，我当时的这种心情恐怕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相信了），找了关系，在‘中国书店‘的内部供应处淘书。这里的存书内容和西单我去的那家相差无几，线装书反而少于西单那家。有一批翻印的哲学、经济学、史学著作，大部分是1966年前出版的，估计是因为文革原因出版之后无法销售的积压品。其中有杜威的《自由与文化》、阿.艾敏的《阿拉伯文化的繁荣时期》、阿.贝利的《没有财产的权力》、怀特的《分析的时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詹姆斯.鲁滨逊的《新史学》、特罗菲莫夫的《近代美学思想论丛》、凡伯伦的《有闲阶级》、傅立叶选集（三卷本）。中国历史方面大部分是比较常见的旧书，好像《徐树铮电稿》、（唐）樊绰的《蛮书校注》、中华书局新版的《筹办夷务始末》、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八册的《清人考订笔记》、徐鼐的《小年记年附考》等等，还有曾经向武汉大学肖婕父先生借阅过的《星搓胜览校注》等。这里的地方志极少，但有《宋平江城坊考》（宋平江是苏州）……文物方面的著作也不多，连发掘报告亦少，看见有平、精装本的《耀瓷报告》，四册的《古玉图考》、《郑冢玉器图考》、《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这本书才要1元2毛钱，印刷亦好），《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等。《说文》无，《金石索》无，容庚先生关于铜、石的著作一本亦无。选购了一本要用的《新中国考古收获》，索价4元。出门后，在公开对外的书店里又购得中华书局新版的《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论》，一元。此书正式出版，在北京所有大书店抢购一空，琉璃厂这旧书店大概属于偏远地方，来者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古籍书上，而此书又不放在书架上，我才得以机会。”
看看那天我中午吃了什么，也很有意思：“出了书店，饥肠辘辘，午饭就在琉璃厂的小饭铺吃了炒面疙瘩和榨菜汤，方用了26分钱。在饭铺里看着匆匆往来的日本‘丰田皇冠‘和‘奔驰’小车，一群群日本人来琉璃厂淘宝……”
我看很少有人当时好像我那样傻乎乎的买了6块钱的旧书，却吃2毛钱的面疙瘩充饥的。到琉璃厂对我来说，更多是学习，比如古籍书，在琉璃厂就开了眼了。古籍书我除了在图书馆看过之外，事实上从来没有接触过，所谓“字大如斗，纸白如雪”的宋版就不用说了，就是明清版本，也难见一面。而在琉璃厂的书店里，如果机会好，居然可以见得到的。
讲古籍，最高境界自然是必须罕有的版本，但是完整无缺也是个要求，这就难了。据说古籍收藏历来有条不成文的共识，那就是不论官刻、民刻，讲究的是完整无缺（无缺卷、缺页）。如果出现残损，其价值便大打折扣，其至一文不值。
我第一次看见真正古籍，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里。好像是1973年前后，那个时候琉璃厂的“荣宝斋”、“中国书店”刚刚重开，摆卖的书画其实不多，除了外宾之外，几乎是门可罗雀的。我一个人去看，知道进不去“外国人区域”看字画，因此总是先通过美院的熟人帮忙打电话联系，到了那里自报姓名，找约好的工作人员，放你进去逛逛，因而经常是独自一人在那里呆上半天。营业员懒得跟我这样的毛头青年搭茬，也没有朋友陪伴，反而乐得自在，潜心好好看书看画。那个时候，买张李可染的真迹也就几百块钱，齐白石的原作也不少，如果当年有个一万块钱人民币，可以把荣宝斋陈列的新画，包括李苦禅、郭味渠、黄永玉的基本扫光。那个时候平均工资也就几十块钱，我的月工资是36块，想都甭想，有得看就不错了。
荣宝斋
北京的古籍书收藏的地方多，北海边的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故宫、大学图书馆的善本部都有。此外，琉璃厂的几个旧书店，特别是“中国书店”里面也有，并且作为某种特殊商品，还有一个有限的流通圈子。我第一次看见很好的古籍书，就是在那里了。那时候，左右中国命运的极端派人物“四人帮”的圈子里有几个写作班子，整天舞文弄墨，在《人民日报》这类大媒体上发表社论，煽风点火，控制政治走向。他们中间不乏喜欢古籍书画的人，听说江青本人就喜欢书画，虽然只是附庸风雅而已，再加上康生也对书画古籍情有独钟。这些人在“文革”期间到处搜刮书画古籍，据说有好多抄家的时候从名人雅士收藏里抄去的古籍书画都落在他们手里了。他们不但从故宫博物馆“借”了好多国宝书画自己赏用，并且也三天两头派人到琉璃厂搜善本。有天我就遇到这么个人，却成了我第一次看到古籍的机会了。
下午两点的样子，我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里站着看本清代的程瑶田的《通艺录》，是一本博物书，曾经在胡适1923年写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看见，是胡先生推荐的读物之一。那书破烂得很，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书店的职员在废纸厂搜回来的被“破四旧”抛弃的书了。突然门口一阵风，进来一个很不是那个时代打扮的人：头发锃亮，衣着时髦，皮鞋光可鉴人，讲话中气十足，满面红光。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年代，说吃的没有吃的，我那天中午就在琉璃厂外面一家回民食堂买了个硬如铁蛋的火烧，就一碗白开水而已。那年头，人们说心情没有心情，人人自危，没有人笑得出来。这个家伙好像是外星人一样，喜气洋洋，和店员很捻熟，开口就说：我要的那本明版到了吗？店员有点怕他似的，说：《续文献通考》到了四卷，您老今天拿去？还是等齐了再取？那个家伙说：现在就要，首长等着呢！说话就拿起店员递给他的四册旧书翻阅，一边叫好，说：你看这万历版就是精彩！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早年的书，凑过去看看，他倒也不避忌，就让我看他手上那本，我第一感觉是字体干净利落，并且整个版式有种霸气，很喜欢。《续文献通考》的印刷时间很长，从宋宁宗嘉定年开始，一直印刷到明万历才印完，是著名的“十通”之一，我看到的是这套共250本书中最后的几本，也是第一次看见明版的书，很神秘的感觉。
那家伙拿了书、签了个名就走了，店员中另外一个不知道此人来历，等他走了很久才小声问道：都谁啊？拿书给他的那个店员冷冷说了句“不就‘梁效’的人吗”。“梁效”当时很有名，是“四人帮”的写作小组，据说就在人民大会堂上班。一帮惟恐天下不乱的秀才，隔上几天在“人民日报”上来篇所谓的社论，就够全国跟着乱转几圈的了。他们看这书干什么？我当时想到的就是他们肯定是找旧书做批评用了。不过那书的设计气势，着实让我叹服。
这类经历多了，自己知道长了见识，从文物到古籍，从字画到古瓷，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细细的学习，北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的一个文化大课堂。
以上四次刊登了我刚刚出版的《北京手记》里面的文字，国内已经过春节了。我在这里祝大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2009年1月27日 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