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人物志（四篇）
姐姐
我正在攒钱购买一本字典的宏大计划被姐知道了，她每隔三五天便从衣袋里摸出一个一两分钱的硬币，郑重其事地放在我的手掌上。
那时候一本字典是七角多钱吧。如果平均每天都能攒上一分钱，半学期就攒够了钱。但我每天要到哪儿去挣这一分钱呢？
离我村几里远的公路上有一道很陡的坡，有人用单车载柴草去卖给山外人家做燃料，翻过这道坡时，需要雇人在后面帮着推，大人推一趟一般可得五分钱，小孩要两三人合伙推，每人只得一两分钱。我只推过一趟，便被姐知道了。她说我年纪小，身体也不好，不能干这活，拉着我回家。
那时候姐整天都在生产队里劳动，生产队是不发工资的，真想不出姐那些一分两分的钱是从哪儿变出来的。
每隔一段时间，姐便问我，有多少钱了，还差多少？
这天我坐在门槛上做作业，姐又问，我说只差五分钱。姐到屋子里去了。不一会，姐从屋子里出来，我愣了神，总觉得姐不像姐了，她那两条叫人看着十分舒服的辫子被剪了下来。
她把辫子放到我的手上说，你把这两条辫子拿去卖给福元伯，就可以买字典了。
剪掉了辫子的姐没有原来那么美了，但我却更爱她了。我对自己说，将来我长大了，一定买许多姐喜爱的东西送给她。
姐上过夜校。夜校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林老师，年纪与姐差不多，常到我家来家访，有时说是来辅导我功课，眼睛却总瞪着姐看。他一来，姐的表情便怪怪的。
林老师调走后，仍到我家来过两次。有一次他带来了四个苹果。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苹果，看着便叫人流口水，凑上去便能闻到那份诱人的芬芳。
姐疼我，给我一个，把两个切成一片一片，分给邻居的小孩。姐自己留着一个，不吃，只留着。
我把我这一生的第一个苹果吃完之后，回味了几天，便惦记起姐留着的那个苹果来。
我常常看见姐捧着那个苹果坐着出神，那时候我不懂姐的心事，只是想念苹果的滋味。
这一天我发高烧，吃不下饭，姐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说，姐，苹果……
姐望了我一会，便去拿来那个苹果给我。那个苹果已经有点腐烂了，但我仍然吃得神清气爽。
吃完那个苹果，我很快就后悔了。我看见姐背着我抹眼泪。
姐喜爱苹果，我长大了，一定买许许多多的苹果送给姐。我想。
那一年姐病倒了，殷红的血，一口一口往外直吐。
从大人的表情中，我仿佛预感到什么，我忽然害怕起来，我感到姐正在一天一天地离我而去，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姐留住。我只是哭。
哭着哭着，我忽然想到了苹果，姐喜爱苹果，可她从来没吃过苹果呀。
我拿起一件我最新的衣服，赶到镇上，找不到苹果，有人告诉我，县城也许有吧。我赶到县城时已近黄昏。我终于找到了苹果。我怯生生地把那件衣服递给卖苹果的阿姨，说，换几个苹果。阿姨拿起衣服看了看，说，你是从哪儿偷来的吧。我说，这是我最新的衣服，我姐病了，什么也吃不下，她喜爱苹果。话未说完，我已泪流满面。
阿姨拿两个苹果给我，我要走，阿姨叫住我，把衣服塞还我。
从县城到我家，有一段阴森森的山路，还有一个乱坟岗。我直往家里赶，不知累，也不知道怕。
当我赶到村里时，夜已深了。一轮欲圆未圆的月亮，如打缺了一角的玉盘，惨惨地白在中天。我忽然看见姐，在清冷的月光下，凄然地站着。她是在等我。
我忙走上前。
姐看见我，仿佛舒了一口气。她一定等得急了。
我说，姐，回家吧。
姐站着不动。我伸出手想拉一拉姐，姐不见了。
哭声，从我家传来。
那年姐二十三岁。
姐永远二十三岁。
歌谣般亲切的姐
山泉般纯洁的姐
庄稼般质朴的姐
山花般美丽的姐
（1997年10月）
女副书记
她与我家小姑是闺中密友，又是邻居和同学，双双上完初中，便辍学务农。她俩一走出校门，乡人惊奇地发现，两个黄毛丫头不知什么时候竟出落得山明水秀，鲜艳夺目，于是双双被选进大队业余剧团。白天在生产队跟社员们一起脸朝黄土背朝天，夜里便活跃在大队的舞台上。我家小姑总是笑场，只能当群众甲群众乙之类，忍俊不禁时背过脸去也没人注意。她却在几场戏下来脱颖而出成了主角。那时候戏中的女主角的戏份很重，都是很革命很重要的人物。“演而优则士”，后来竟一跃成为大队第二把手。那时候大家都在村子里进行集体劳动，挣工分，分口粮，没有其它活法，连生产队长都很像那么回事，何况大队干部。于是她便显得格外醒目，与我家小姑也逐渐疏淡，这主要是工作忙吧，与“人阔脸变”无涉。
后来大队书记的儿子追求她，许多人对她进行“车轮战”，软硬兼施，她不为所动。这件事在村里搞得风雨一场。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公社书记的儿子也神差鬼使地爱上了她，来做工作的人走马灯似的，所施加的压力更大了，她仍然不屈服。她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英雄人物革命性坚定不移，转移到个人生活中竟然也是如此“顽固”。其实公社书记的儿子和大队书记的儿子并非拿不出手的“货色”，放在姑娘堆里一定抢手，大胆追求者时有所闻，暗送秋波者肯定不少。然而她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了线”，多少人深感不解，且为之叹惋不已。
后来她当不成第二把手了，连第一号女主角的地位也受到威胁。就在她日趋暗淡的日子里，幸运之神并不吝啬对她的偏爱，又一次降临在她身上，县剧团看中了她。众人议论纷纷，这回她必走无疑了。可她又一次让众人大跌眼镜，她坚决不走，她成了一个谜。
当谜底揭开时，三四千人的乡村再次为之轰动，她要嫁给一个全村家庭成份最黑的人。此人父亲是解放前的村长、大地主。此人是解放后出生的，用那时的俗话说，是“前跟不上封建，后跟不上民主”的人。虽说“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可那时却是极重视家庭成份的。他是她的同学，当然也是小姑的同学，也读完了初中。可是小姑一直看不出她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当真相大白时，小姑的吃惊比谁都大。
能够不顾一切爱一个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似乎只有她。然而她爱他什么呢？也许是饱受压制之故，衣衫褴褛的他分明有些琐屑、卑怯。在那时时兴的各种批斗会上，他有时还得顶替生病的父亲，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蹲在台角接受批斗，而她就是在台上风风光光、正襟危坐的女副书记呀！她爱上他，这是何等巨大的反差，是对世俗何等轻蔑的嘲弄！她为什么爱上他？是心底那极度的善良而产生极大的同情吗？我家小姑可以说是她唯一的挚友，却对这个问题大惑不解，而她本人，已把答案带进了坟墓。
她后来的人生称得上是“红颜命薄”这句话最有力的佐证。
她嫁给他后，先后生了三个儿女。为给他的父亲治病，一个家早已被折腾得四壁萧然。有了孩子，负担就更重了。由于受到歧视，丈夫在生产队像牛一样干活，得到的工分却不多，而口粮是按工分分配的。
修水库时，她常常去捡拾民工们的剩饭残菜，拿回家让一家人吃。公社书记的儿子恰好是水库工地的副总指挥。我不知道她去捡拾剩饭残菜时是否遇到过他，倘若遇到，她和他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包产到户之后，农民们可以做些小买卖了。她便把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三十元钱拿给丈夫，于是丈夫到两英墟上贩一点鱼挑到山里去卖。
本来应该是苦日子熬到头了。然而，她的丈夫病倒了。为给丈夫治病，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亲友能借的都借了，据说，她甚至把身子都“卖”了几次。可是，她的丈夫还是甩手西去。
她接过丈夫的卖鱼担子，挑起了还债与一家生活的重担。
一年后，人们看见她的腹部隆起，走路时，里面的水咕咕噜噜地响。她有肝病，一直硬撑着，现在已呈重症，仍挑着鱼担子进山。人们劝她去治病，她只是苦涩地笑了笑。她说她是穷人得了“富人病”，这种病很难治好的，她不能把钱丢进无底的深渊，她要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孩子留下点钱，她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学习成绩都很好。说到孩子时，她的眼睛便有了光彩。
她终于未能为孩子攒下多少钱，带着说不尽的遗憾，走过了她的一生。
在她去世之前一月左右吧，我回乡时，她曾向我打听，人的一些器官、人的遗体，是不是可以卖？到哪里去卖？我凄然地劝她保重身体，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硬塞给她两百元。我知道我的这点钱不可能对她的命运产生一点轻微的影响，我为自身的渺小怅然不已。
（1997年8月）
张医生
当白白净净、清清纯纯的张医生在灰头土面、皮肤黝黑的山里人中款款而行时，仿佛一幅冷色调的油画注进了一丝暖色，使我关于童年的那些已显模糊的记忆有了一些亮丽和生动。
张医生背着小药箱，匆匆地走过小溪边的石板桥，朝小溪那边一座老式房屋走去。那时我一个人坐在溪边一块被搓洗得光光溜溜的洗衣石上，看着清清冽冽的溪水中那些游来游去的小鱼和它们映在水底中的影子。张医生的脚步引起我的注意，而她的身影却常常使一个小男童蒙昧的心莫名其妙地有些灵动。我跟着她，影子似地无声无息，走进了那座十间八隔的老式房屋。其中一个房子里有几个人，看见张医生进来，纷纷说：“张医生来了。”好像很期盼的样子。小孩子被关在门外，我不知张医生在里面忙些什么。不久便有了婴儿的哭声，猫叫似的。
那时候家乡很穷，人一穷命也不值钱了。有些人本来好端端的，说病就病了，在家里躺几天，某天早上家人端上一碗草药汤掀开蚊帐要喂他时，他已去世了。张医生来了，曾撵着几个人上医院：“快送公社医院，不能拖呀！”有些病人的家里人便嘟哝张医生多事，埋怨她医术不高，只会往公社医院推。公社医院在镇上，几十里路，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张医生那个小小的医疗站中有一副担架。每当那副担架抬着病人往镇上赶时，张医生寸步不离地跟在病人身边，每隔一段时间，便让抬担架的人停一停，她检查一下病人，打一支针或喂一口水、服几片药。现在，我不知道那些被张医生撵上公社医院而活到现在的人是否感念过张医生，也许他们已把她忘得干干净净。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那时候的医生大多有这样的共识，没有听说过因病人交不起医药费而被医院拒于门外或某位医生因收不到红包而见死不救的事。比起其他医生来，张医生所做的一切也仅是尽一个医生的责任而已，并没有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她有别于在她之前或在她之后来我们村医疗站的其他医生的一点，便是她的和蔼可亲，没有人看过她板着脸孔的样子。多少次半夜时分被人叫醒，她都毫无怨言，背起药箱就走。我们村的医疗站就一个人，还负责着周围几个小村的医务。张医生有时半夜三更要走几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到附近小村去接生。在童年的目光中张医生是大人，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的张医生，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呀！那几年对张医生来说，不容易呀！张医生是城里人，只因家庭成份不好才被分配到我们村的。这一点是我年事渐长时偶然从大人们的闲谈中得知的。
村子里有多少人被张医生治过病呀，可她似乎已被忙于生计的村民们淡忘了。偶尔被人茶余饭后提起，也是说她那段“风流韵事”，而且被添油加醋说得十分难听。说公社书记捉奸，掀开蚊帐，把手枪戳在林老师的脊背上。那时候公社书记是带枪的。林老师是某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因写文章惹祸，被划为右派，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与张医生的交往躲不过人们的目光。其实他已离婚，他与张医生的交往可说是自由恋爱呀！可当时的人们不是这样想的。大家不能容忍一个在接受监督改造的黑五类获得爱情和幸福，更不能接受张医生这样一朵多少人求之不得的鲜花插在“牛屎堆”上的事实。有人劝张医生说林老师借看病之机强奸她，张医生坚决不从。这件事轰动一时。
张医生不久就调离我们村，现在不知在哪儿。
(1998年9月)
孤女
瓢泼的大雨在山野中显得很有气势。下山的泥路像一条滑溜溜的泥鳅。平日里因母牛而争风吃醋争强斗胜的雄牛们都耷拉着脑袋，只管往前走。放牛的孩子们小心翼翼地踩着牛的足印走，稍不留神便滑了个四脚朝天。我年纪最小，跌了几跤，便哭着。她们是上山拾柴草的，挑着柴草走在我们后面。她放下柴草担子，走过来背着我走，一直把我背到山下，才重新上山去挑柴草。晃眼二十多年过去了。隔着二十多年的沧桑往回看，我仍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湿漉漉的脊背传递给我的那份温暖。
她是大队业余剧团的演员，经常与我家小姑同台演出。现在想来，她属于俊俏伶俐型的人物，如果演古装戏，便是女主角贴身丫环之类的角色，比如《荔镜记》中的益春、《苏六娘》中的桃花、《西厢记》中的红娘。可惜那时候不演古装戏，在光彩照人的女主角、女英雄、女党代表后面，所有的女角都黯淡无光。她便只能与我家那位惯于笑场的小姑站在台侧。她在舞台上给我留下的较为深刻的印象，便是她手执红缨枪与一位扮演匪兵的小学老师对打，显得英姿飒爽，上下左右几个招式过后，小学老师跪在地上，举起双手，连呼饶命。惯于作丑的小学老师神态滑稽，观众哗然而笑，她似乎也有点忍俊不禁，撇了撇嘴角咽住笑，那纯真的神态至今还鲜活在我的记忆中。
她的母亲是逃荒到我村落户的，携着一男一女，男的是她哥，女的是她。
她母亲对她要求极严，对她哥却很是溺爱。她长到一定年龄，她母亲对她说出了真情，她是收养的。她的生母是一起逃荒的，死在逃荒的途中。她哥才是母亲的亲骨肉。母亲要她嫁给她哥。
这样又过了几年。这几年中，她不是没尝试去爱上她哥，她知道母亲收养她拉扯她成人也不容易，她不想拂逆母亲的心意。然而，一切尝试都是徒劳，她对她那好吃懒做、脾气乖张的哥总是爱不起来。是母亲把他惯坏了。母亲将她当童养媳使唤，而把他当作小祖宗侍候。
母亲好像对她的弱点很有把握似的，知道她心肠软，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她生母临终时如何将她付托，而母亲又如何含辛茹苦抚养她，自己饿得两眼昏花还一口一口喂她吃饭。母亲知道她对这桩亲事不乐意，但也很相信自己能说服她，就是没想到她会逃婚。
她一直与母亲合睡一床。那晚，她被弄醒了，有个人压在她身上，她知道是她哥，她没有叫喊，只是默默地反抗着，终于把他推开了，想夺门而出，门被锁住了。她哥又扑了上来，她操起一把扁担，打伤了他的腿，然后拆下门板，走了出来。
她离开了这片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土地。
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她母亲临终时，说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她才是母亲的亲骨肉呀！母亲把疼爱了几十年的儿子叫到床前，第一次骂他没出息，说自己对不起他那死在逃荒途中的生母，只顾疼他，没教育好他，到现在还没办法为他娶上亲，到九泉之下，不知如何向他生母交代。
老人去世了，却不知亲生女儿流落何方。老人心中有多少遗憾呀！
老人临终说出的真相并没有在我那偏僻的村庄引起什么议论，日子平静如初。只是我听到这件事时，感喟良深，于是写下此文。
（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