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不懂山寨文化是学界的奇耻大辱


山寨机到山寨鞋,从山寨明星到山寨春晚,山寨的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充满创意充满活力的山寨的流行,不仅仅是给生活带来了乐趣,也可以让更多人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创新无限的山寨产品。 

    中国人向来都很聪明,也从来都不缺乏创意,所以,国外有句话,叫“千万不要让中国人知道怎么做,中国人在做的千万不要做”,这个“两千万”,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威力,也帮助中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快速的发展。我们知道,当我们需要研制一个新产品时,如果手头有个可以参考的现有产品,我们往往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更好的改进,国外把这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中国人则喜欢直白地称为“模仿式创新”,当然我们知道,这种“模仿式创新”的前提是不违法,在中国,有很多大型企业就是这么做起来的。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山寨产品,由此也衍生了山寨文化,于是昌切教授说,山寨文化盛行是中国的奇耻大辱,并希望山寨迅速死去。在昌切教授看来,山寨文化不是好东西,但同时又认为山寨很有趣,连着看了几次昌切教授的高论,对于昌切教授想要表达的观点愣是没明白,但“奇耻大辱”这四个字还是懂的,很明显,一个新生的事物,又被上纲上线大肆批判了,而且更让人费解的是,显然在批判之前,昌切教授还没明白山寨文化究竟是什么,难道山寨就是盗版?就是冒牌?就是侵权? 

    如同黑格尔在其哲学理论中论述到的一句话——“存在即是合理”,山寨的产生和流行,必然是社会需求的某种体现,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些消费者对于山寨文化的认可甚至追逐,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于消费者而言,一些山寨产品因其制造成本、广告成本及推广成本的降低,给消费者带来的是价格更低、功能更多和外观更新颖的商品,就一些山寨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十足创意、十足娱乐已值得众多大品牌反思,所以,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给予扣上“侵权”的帽子大加抵制的做法未必正确,英雄不论出身,“山寨”要成为“城堡”需要一个敦实的过程,通过对山寨产品进行引导,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独有的竞争优势,帮助他们更好地提升产品品质,帮助他们以更好的营销方式赢得市场,从而在市场上与其他品牌形成良性竞争,促进消费市场的成熟和发展,这才是消费社会同是更是学界更应该关注的事情。

     在网上,有幸还看到了昌切教授的真名,“本名张洁,昌切乃张洁外文名的中文音译”,其实,昌切之于张洁,也是很“山寨”的。

 

附昌切教授原文:

昌切:山寨文化盛行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04日09:37  长江商报
 

    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身为什么什么的有头有脸的人,要变着法子为什么山寨文化唱赞歌。山寨文化不是什么好东西。山寨文化的盛行是中国的奇耻大辱。山寨文化应该速朽。

  山寨手机、山寨MP3、山寨电脑、山寨鼠标、山寨键盘、山寨笔记本、山寨鞋、山寨裤、山寨油、山寨米、山寨药、山寨车、山寨春晚、山寨剧、山寨明星、山寨女友、山寨熊猫,等等等等,统统是山寨版的冒牌货。冒牌货公然大行其道,全国山寨全线飘红,活生生一个山寨中国。

  没有问题,山寨的基本意义是仿真。仿真是中性的说法,比较温和中听,难听而且令人恶心的是伪造、抄袭、剽窃或做假。做假的方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照葫芦画瓢,如仿制诺基亚、三星等大品牌的手机;一种是恶搞,如把小狗涂抹打扮成熊猫。恶搞是本土出产的俗词,雅词是西方舶来的“戏仿”或“戏拟”。按戏拟,恶搞的伸缩性更大,适用的范围更广,品种理应更多,但并不失其“拟”即仿的本性。仿真离不开一个仿字,仿得再真的东西也是假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仿制是做假,恶搞也是做假,只是恶搞比仿制要来得坦率一些。明目张胆地让孙大圣还俗,让英雄扬子荣包二奶,不需要像在山寨手机上标上"Samsang"和"Nokla",在武侠小说的封皮上印上“全庸”那样来掩人耳目,也不需要像把这篇论文的几个要点、那篇论文的几个要点拼凑在一起以示全面的抄袭那样来窃取声名。

  山寨是个类似于绿林的喻象,很有趣。《水浒传》第五十一回:“吴学究道:‘山寨里头领多多致意,今番教吴用和雷教头特来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这是山寨的古义。与古义有所不同,现在的山寨不是指与朝廷相对的江湖,而是指与正统、主流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与中心相对的边缘。可能正是其边缘的位置使山寨文化得以滋生蔓延,进而得到那些身为什么什么的有头有脸的人的称赞。平民化或草根化,也许是山寨文化最值得同情、最能服众的一个理由。用不起高品质、高性能和高价位的名牌手机,用用既便宜又实用还有面子的仿制品又何妨。搞不出原创的文艺精品,搞搞反搓绳子的戏拟未必不是一条捷径。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女友,找个山寨女友哄哄老头老娘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养不了也养不起熊猫,牵只山寨熊猫招摇过市不也可以逗逗乐子。

  戏拟总是有限的。不存在无边界的戏拟。“真作假时假亦真,有为无处无还有。”这种戏拟就非常恐怖。戏拟有它合适的去处,在文艺创作中是可行的,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万万不可行的。无利害,不害人,不掩实,无伤大雅,这是颁发给戏拟的通行证。戏拟赵本山固然成不了赵本山,但娱己娱人肯定算不上一件多么坏的事情。

  最可怕也最不可容忍的是把实的弄假。一切照葫芦画瓢的仿制都是把实的弄假,是货真价实的做假。假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已经不是多还是少的问题,而是多到让人怀疑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的地步。两年前在德国与乔伟教授闲谈,见他用不屑的口气提到"Made in China"时脸上浮现轻蔑的一笑,不禁心生寒意。德国大学的规定很死,不允许外国留学生改换原所学专业,而我见到的一位来自复旦历史系的留学生却在德国大学的经济学就读。不消说,她上交校方的所有凭证都是假的,她的所有假凭证都出自熟悉中国国情的中国人在德国操办的专业制假“公司”。据留德多年的京油子说,原先德国人好骗,你提供什么他相信什么,经常被中国人玩得一愣一愣的。有了这个经验,所以前不久听说英国的纽卡斯尔大学清退五十名持有假文凭和假成绩单的中国留学生,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近些年老外似乎有点开窍了,弄出来一些文件的验证手段,设了些门槛,想来以后名堂会越来越多。

  我宁愿相信不是中国人天生的不诚实,但我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文化中的确有使中国人不诚实的具有很强的虚饰性或装饰性的因素。我不想点明这种装饰性的因素,只是想给自己提个醒,只是奢望山寨文化迅速死去。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