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

          胡星斗

 

 

“乌有之乡”终于露出了其鼓吹邪教、反对改革、蛊惑人民的真实面目。中国开放三十年了，还有这样一帮愚民，欲回到文革，开历史倒车，真让人啼笑皆非，深感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的伟力。请读乌有之乡欲创立邪教的奇文：

 

乌有之乡倡议：缅怀毛主席日常化！

 

毛主席诞辰11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网友纷纷集会缅怀毛主席。有鉴于此，我们倡议，将缅怀毛主席的活动日常化！

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只要凑够9人以上，建议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场、公园，也可以野外。每次聚会可以安排9项仪程：

1、到场时，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

2、齐唱国际歌，三段都要唱，放声地，壮严地；

3、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负责解释这段语录与当前形势、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4、放一段录音或录像，或读一篇文章：有关文革和改革；

5、结合语录、录音、录像、文章，各自谈心得体会。特别是有勇气忏悔，反省自己过去对毛主席的误解。

6、交流当前工作与生活的体会，交流困难、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增强信心和力量。逐渐形成在思想上相互关心，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的友爱氛围。

7、表演唱，自选曲目，赞美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歌；诗朗颂，毛主席的诗，或赞美毛主席的诗。

8、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放声地，深情地；

9、告别，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

 

日常生活中，我们倡议可以力所能及地做到以下各点：

1、在左前胸佩带毛主席像章；春夏秋冬，婚丧嫁娶，劳动开会，除晚上睡觉时间，一切时间、一切地点、一切场合，都要自豪地佩带毛主席像章。遇到有人询问，就是我们做解释、争取工作的好时机。许多司机已经自发挂起了毛主席，保佑他们行车安全。要争取每一辆车挂毛主席像。佩带毛主席像后，要注意主动让座，帮助孤寡老人，模范遵守社会秩序。

2、在京的，每年清明节，9月9日、12月26日，集体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a)  瞻仰前，先到国旗下集合，面向国旗和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唱国际歌，标准如常；

b) 瞻仰时，集体准备一束鲜花或花蓝，挂上最想对毛主席说的话，放到毛主席塑像前；

c) 瞻仰后，在正阳门下集合，齐唱东方红，标准如常；

d) 瞻仰结束，选定一个恰当地点，进行例行的第2至6项；

不在京的，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或烈士陵园的，参照在京瞻仰遗容的办法进行；

3、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负责清洗塑像上的污物，保持塑像的清洁；经常在塑像前摆放一束鲜花；如附近没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设法争取当地政府、企业、街道、村委会新修毛主席塑像，或者动员普通群众集资修建。

4、凡电视台播放有关毛主席纪录片的时间，事先相互告知，有条件的，优先共同收看，讨论体会；亦可在家收看，争取家人的转变；

5、凡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上播放、刊登内容或文章，辱骂、歪曲毛主席形象的，一定要打电话或写信给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表达我们的抗议，让群众的声音震慑媒体。

6、凡在互联网上看到辱骂、歪曲、妖魔化毛主席文章的，一定要回骂他们。有写作能力的，要停下手头的事情，反驳他们，哪怕是三言两语。要学会利用现成的拥毛文章、书籍、观点去反驳那些他们。要认清楚，汉奸、买办、卖国贼、腐败势力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被他们洗了脑，受了他们所操纵的舆论控制。

7、有手机的，应当利用节假日问候机会，发送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短信。

8、利用节假日，结伴徒步行走，或骑自行车旅行，实践毛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同时，深入农村、山区，既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了解了社会现状，民心人情。

9、争取写出自己认识毛主席的心路历程，到网上到处张贴。也要有勇气告诉周围的普通人。首先畅开自己的心扉，才有可能找到朋友和同志。不要怕别人嘲笑！要有自信。该受嘲笑的，正是嘲笑者。

10、看到打动自己的文章，听到打动自己的录音或录像，要勇于向周围人传播，争取更多的人佩带上毛主席像章。更勇敢的，还可以穿印有毛主席头像或为人民服务字样的T恤衫。

11、春节到来，选购毛主席的挂历、年画、贺年卡，有条件的还可以送亲友。

12、平时，争取能到公园或操场齐唱红歌，注意吸引普通公众参加。有条件的朋友，利用自己主持会议或仪式的机会，让各地党的会议都唱齐国际歌三段。在唱东方红的场合，唱齐东方红三段。

 

乌有之乡敬议

2008年1月5日

   

不要以为这只是几个秀才的沽名钓誉，要知道“乌有之乡”如今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为文革、四人帮平反的集团，其网站上铺天盖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论，没有见过他们发表一篇正面阐述改革开放的文章。

诚然，现在的中国，大家都有言论自由，应当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社会运动，已经走到了反人类、反人民的邪教道路上，我们不得不予以揭露和抨击。他们也忘了：在毛时代，他们有这样的言论自由吗？或许，他们当年作为红卫兵小将曾经“火”了一把，自由了一回，所以直到现在他们对批斗、抄家的自由还是魂牵梦绕，但是，那是圣旨下的自由、毛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自由，自由完了，不就抓的抓、杀的杀，剩下的赶到农村，以免在城市闹事吗？

现在的极左派势力已经相当猖狂了，魏巍在《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一文中鼓吹新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毛新宇在《表扬张宏良、刘永佶，炮打官僚党》一文中主张“对当权派给予彻底否定、猛烈抨击、全面揭露”。“所有思考中国问题的人，求同存异，联合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迫使腐败无能的当权派退却，是乃当务之急。”http://www.dajun.com.cn/wenji080101.htm。可见，乌有之乡绝非孤立，动机远非单纯，他们旨在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坚持改革开放的现政权。

极左派所崇拜的神是怎样折腾中国的呢？难道极左派们忘记了，还想再来一遍吗？

1、苏区大肃反（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等）：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

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2、朝鲜战争：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决定参与朝鲜战争。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窝里斗的文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3、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风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除了“文网”，毛泽东同时还给中国人民布下了户籍制度、票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劳改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政府垄断资源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管控型社会的天罗地网。

4、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阴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又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5、大跃进与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风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杨继绳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杨继绳书中确认超过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没有哪一年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其实，毛泽东一辈子最擅长弄虚作假。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杂志的报道，《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原创，毛改动四个字“原驰腊象”，就据为己有），甚至乌有之乡的极左学者声称饿死人是捏造的，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000多人，其中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饿死了。毛泽东甚至说：“人总是要死的，孔夫子不死的话还在怀仁堂与我们一起开会呢”。随之大笑。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

中国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该国仅200万人，相当于每家获得中国援助2万多元，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万元户，除毛泽东总共违规违法获稿费570万元外（当时全国仅他一人有权获稿费，见后）。

另外，邓小平曾经告诉李光耀，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援助红色高棉10亿美元。朝鲜战争中国支付了63亿元费用和560吨物质。另据在日本出版的对朝文件披露：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亿元。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

7、“四清”运动：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万多人。

8、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

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７１％。

然而，一切的罪恶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五人帮”的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极左派爱戴的“伟人”。

可是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毛泽东。

毛泽东折腾中国几十年，把陈独秀创立的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度引向了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歧途，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逐渐地回到了文明的正轨，其教训是深刻的、悲惨的，也是多方面的。

教训之一：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是可以辨证转换的，人民急于进入天堂，必然堕入地狱；当人们兴高采烈奔赴乌托邦后，才发现这里是炼狱；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教训之二：目标与手段——中国文化往往把目标与手段分离，只要目标是崇高的，手段可以是卑鄙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中国人容忍暴力，崇尚阴谋主义；毛泽东为了建立理想社会，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专政与镇压。现在我们认识到：目标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法性必须统一。

教训之三：人治与法治——中国文化是人治文化，毛泽东继承了人治的传统，声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砸烂公检法，批评资产阶级法权，推崇法家的重刑主义，只把法律作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手段；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普通民众；毛泽东摈弃法治，等于让中国与现代文明分道扬镳、背道而驰。

教训之四：革命与改良——清末新政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是成功的，但是100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时间盛行激进主义与暴力革命，和平年代也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欲速而不达，酿成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人祸。事实说明，激进与革命只是社会的临时态，渐进与改良或改革才是社会的常态。

教训之五：主权与人权——古代中国没有国家主权观念，近代以来则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泛滥成灾，似乎只要祭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卑鄙的可以瞬间转变为崇高的，非法的可以转变为合法的，反动的可以转变为进步的。毛泽东也正是高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进行闭关锁国、暴力专政、肆意侵犯人权的。现在我们明白：只有保护人权，才会有真正的人民主权；只有尊重人格，才会有国格。

教训之六：人民与敌人——为了实行独裁，消灭异己，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制造出大规模的敌人；他不需要经过选举或者任何法定的程序，就能声称代表国民，是“人民公仆”，然后消灭另一部分国民。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教训之七：国有与私有——毛泽东以建立国有、消灭私有为己任；名义上“国有”是全体人民所有，实际上是官员控制国民的工具，是专制政治的基础，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有资源、财富归民间所有，才能够建立起民主社会；国有必然造成官本位和特权，造成严重的权力掠夺与剥削。

教训之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对数以百万计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进行管制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官员能够全面了解企业、消费者、经济各部门的所有信息）、官员的智能无限的基础上的，由于这一基础不可能存在，所以计划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而且，计划经济成为毛泽东控制整个社会、控制每个国民的经济基础；而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有的基础上的，它与民主政治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教训之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弄成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把资本主义看作万恶之源，但是实际上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的，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有效互补。

教训之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一味地宣称集体主义，强制集体化，反而会导致损公肥私、怠工懒政的道德堕落，整个社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反而会形成“自由人的联合”，走向新的集体主义，如北欧国家。

教训之十一：道德之国与无德之国——不以法治国，而片面地以德治国、以领袖的思想治国，最终会成为无德之国，道德终究只是阴谋与暴力的遮羞布；如果假设统治者、官员是人性本善、是明君、好官、君子，不需要对之进行权力制约、制度监督，那么君子终将变成小人，君子国终将成为小人国。相反，先假设统治者、官员人性本恶、可能做坏事，必须对之制约、监督，那么小人才能变成君子。

教训之十二：宗教神与人间神——西方人崇拜上帝，认为人都是犯有原罪的、存在缺点的，不能崇拜任何个人；而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的位置，往往在世俗中寻找救世主与人间神，毛泽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汉民族也是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天不怕地不怕，不相信神的监督、上帝的惩罚，因此做事不择手段。中国人缺少除了世俗利益之外的纯粹信仰。

乌有之乡的极左派们利用改革开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创立邪教，欲再次掀起全民的个人崇拜运动。清醒的中国人啊，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抵制！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对毛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造成的，毛泽东以其计划经济体制、资源垄断体制、话语垄断体制、文字狱体制、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通过剥夺农民进行工业化的制度、票证制度、等级供给与保障制度、劳改制度、劳教制度、领袖崇拜及黑箱治国方式等把人民都变成了他的奴隶，而今中国的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弱势群体、道德沦丧无一不是其产物，只不过，计划经济时期这些问题被压制或者通过毛的运动被整肃，而市场经济时期问题被放大了而已。市场经济时期不可能再以运动的方式整肃腐败，而只能通过法治、制度来解决，这也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进步。

我们主张公平、正义、共富的“好的改革”，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中派，支持政府的既反极右、也反极左的立场；我们反对维护特权、进行掠夺、贫富分化的“坏的改革”，同时我们反对复辟倒退、创立邪教、将现政府描绘成“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极左思潮。

 

 

2009-1-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