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世纪难题。按照十部委的通知，钢铁、水泥、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氮磷肥、造船等多个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个别行业的过剩产能将达到50%以上。显然，中国的经济危机模式与美国不同。美国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消费依赖，他们依赖的是来自中国的进口。中国呢，是过度投资、透支投资、投资依赖，而我们依赖的是对欧美的出口。所以，我们的投资依赖，其实伴随着出口依赖。一旦欧美各国开始贸易保护，我们的出口之路被卡住，则出口依赖不再，反过来又会打击我们的投资依赖。三驾马车去其二，经济怎么可能好起来呢？

　　所以，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的投资和出口依赖已经走到了尽头，是必须改变的了。

　　另一方面，从我们自身来看，也并不支持下一年度的投资继续膨胀。1993年，中国完成投资额7180亿元，同比增长50%，被称作是有史以来最过热的投资热潮，当时的物价指数一度超过20%。那一次投资过热，用了差不多5年时间才遏制住。1996年，投资增速19.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骤然降至10.8%，虽然1998年回到19.5%，但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6.3%，2000年回到9.7%，2001年才超过10%，达到13.7%。但是，1997年-1999年的超低投资增速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超过20%，四大行剥离的不良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元。

　　好了伤疤忘了痛。2002年的投资增速达到17.4%，2003年猛增到28.4%，当年新增投资高达1万亿元，并由此将中国经济拉出了低谷。于是，从2003年起，投资就保持超过20%甚至30%的年增速迅猛发展。2003年投资达到4.26万亿，2004年5.86万亿，2005年7.51万亿，2006年9.34万亿，2007年11.74万亿，2008年14.8万亿，2009年前8个月则达到11.3万亿，按照比例估算，全年将接近20万亿。也就是说，2003年以来的7年，中国的投资总规模将达到73万亿元。要知道，1991年6月迄今的18年2个月时间里，全国总投资规模才85万亿，其中2003年以来就超过65万亿元。假设明年中国投资增速再达到33%，则全年要完成投资近27万亿。如此，则意味着最近三年完成投资就达到58万亿，相当于过去17年的投资规模。

　　这样的规模，绝对无法持续下去。投资规模的巨大，意味着产能的极大扩张，是出口依赖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最近两年的30万亿投资只不过使得过剩产能进一步过剩而已。如果再继续实施投资依赖的振兴经济方案，未来等待中国经济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全线崩溃。

　　试想一下，中国目前每年的GDP总规模不过30万亿，而这是建立在每年超过10万亿投资的基础上的，这实际就意味着投资的产出效率极低。大量的投资并没有带来实际的产出，其中固然有铁公鸡项目周期长的缘故，但也与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相关。我们很难想象，假设未来有一天——这一天其实并不遥远，最迟在2011年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投资增速再也无法扩张了（2010年达到27万亿的投资，难道2011年继续达到35万亿、投资规模相当于GDP的8成吗），一旦再次出现1999年的投资增速低于10%的情况，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不必达到1999年的情况，只需要达到那时的40%水平，即坏账率10%，则银行坏账将超过4万亿元，假设银行再按照150%的比例计提坏账，全行业利润减少将达到6万亿元。这才是让人不寒而栗的。

　　问题是，这并非不可能。中国本土钢材年需求量不过4亿吨，但我们的产能是7亿吨。每一吨钢材的产能，都对应着若干银行贷款，对应着若干就业人口。如果有2亿吨产能不能开工，企业要加大折旧和减值力度，势必影响企业利润，导致企业无法偿还贷款，给银行带来沉重负担。而这些不能开工的产能则将意味着上百万员工失去工作机会，收入因此而大幅度下降，反过来又影响到消费。同时，由于抑制过剩产能导致新投资项目不足，钢材需求会进一步萎缩，进而打击投资信心。于是，过剩产能的闲置，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两驾马车，在出口不振的情况下，过剩产能将成为击溃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过剩产能还主要是重工业领域，尚没有去说高速公路和铁路机场的过剩，也没有去说轻工行业的全面过剩（出口的主要是轻工产品，出口一旦不畅，轻工业包括纺织服装等立即陷入产能新一轮过剩状态中），更没有提岌岌可危的房地产行业的过剩产能。

　　所以，四万亿的投资也好，年初各地的数十万亿的投资规划也好，都是在中国过剩的产能上再加上一座座山。投资依赖症，必须停止了。

　　克服投资依赖症，有没有良方妙计呢？有的。首先是我们要正视产能过剩，不要再去修修补补了。我们应该放弃以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忍受产能调整过程中带来的阵痛，把心定下来，主动过几年苦日子，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来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企业完成技术革新、产业升级，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再次崛起奠定基础。

　　在产业调整过程中，经济中的阵痛也有方可医。首先应该下大力气提高居民收入，以此促进消费增长。消费与且只与收入相关，要拉动内需，不是靠口号，更不是靠投资，而是靠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城市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必须有实质性提高。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在不行，就全国发放红包，规模可以达到10万亿计，从而导致适度通胀。其次，应该彻底放松服务行业的管制，变市场准入审批为注册制，在金融、财会、法律、传媒、通讯、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将原有的管制取消，监管者变换身份为规则制定者，符合规则的只需要注册备案即可，从而极大地调动民间投资于服务业的积极性，补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留下的漏洞。再次，迅速落实并完善全面的全民医疗和教育保障机制，每年只需要投入2万亿元，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大难题，并带动相关医疗和教育产业的蓬勃发展。而资金来源，则只能靠减少公务支出来解决。如果将全国绝大多数公务用车封存并不再采购新车，并彻底杜绝公务宴请风和公务旅游考察风，可以每年节省1万亿以上的资金，这笔钱正好可以解决医疗保障问题。而如果能彻底反腐，企业层面每年节省的资金更是一笔庞大数目，可以提高企业效率，促进企业创新。

　　当然，面对现实，谁都不愿意动。牵一发而动全身，谁都心里没有底，也许能猜到开始，却猜不到结局。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了乐于现状，并对现状修修补补，犹如面对感冒发烧的病人只是采取冰块降温一样，治标而不治本，也许偶然降低下了温度，却把病根积累下来了，将来再生病，就很难找到良医良药。

　　怎么办呢？也许只有先从思想上重视，从现在开始逐渐摆脱投资依赖，寻找真正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良方，渐渐的，上述办法也会逐渐落入大家的法眼。问题，就会逐渐得到解决。

　　毕竟，那么多风雨走过，共和国六十年征程已经积累了无数应对困难的办法。我们的未来，总还是十分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