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
栗彦卿
摘要：由于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建立在东方殖民地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这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个任重道远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协调的发展。共产党执政之后，核心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着重从经济建设上巩固提高国际地位。同时，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必须随着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以便保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航向，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群众基础。结合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严重，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的危险趋势，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是当前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之首。苏东右倾巨变的沉痛教训近在眼前，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长期滞缓发展，最终落伍挨打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改革前左倾大跃进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记忆犹新，而这些都是高度集权的附属品，都是民主政治建设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与时具进的产物，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前党建的一部绝好的教科书。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对当前这个主要矛盾的重要解答。
关键词：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既得利益集团；反腐倡廉；共产党
列宁接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旗帜，继续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探索劳动人民的解放的可行途径，发现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即在自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革命就可能从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处获得突破。因此结合俄国国情特色历史实际，带领工农大众浴血奋战，取得和捍卫了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二战以后，亚非拉殖民地人民，更是在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斗争，形成了当代两大阵营并立的可喜成就。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近现代资本主义不平很发展规律的特殊结果，并非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条件下的发达国家领先的水到渠成。所以，政治革命胜利后，摆在共产党面前的经济社会建设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新的长征。也就是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大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着重从从经济建设上巩固提高国际地位的同时，必须配套改进国内民主政治建设，保证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大众所共享，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确保社会主义航向。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严重，群体性事件呈多发趋势的时代形势，核心的因素是民主制度建设在八九风波之后的基本停滞，与经济发展状况不适应，权力过分集中的模式没有大的转换（改革前是中央高度集权，改革后权力下放后是地方和部门高度集权专权）。迫于形势，党内民主政治建设是当前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之首。苏东右倾巨变的沉痛教训近在眼前，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长期滞缓发展最终落伍挨打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改革前左倾大跃进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记忆犹新，而这些都是高度集权的附属品，都是民主政治建设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与时具进的产物，中央编译局季正矩教授著的《通向廉洁之路》实事求是地再现了苏、东变色的真实内幕，并认真总结探索了反腐倡廉的可行途径，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前党建的一部最好的教科书。
一、近现代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成败，关键在于共产党党建工程的实际进程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否符合马克思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主人呢？
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马克思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真正的主人。这是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是从人民群众占据人口最大多数力量也最大的地位看问题。同时，马克思又讲，在阶级社会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分析研究与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的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国家与民族的先锋队，是民族力量的精英和代表，是“三个代表”，汇聚了最优秀的人民分子，所以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引路人，当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社会主人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社会有这样一句流行语，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对的，是大金融资本家占据社会绝大部分财富，主导资产阶级政府的真实写照，是金钱政治的同义语。所以，研究西方社会，研究西方市场主导型社会，大金融资本家主导型社会，关键的要看大金融资本家的生产、生活状况、精神理念，和人生观。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如何研究呢、我们是什么主导型社会呢？也是市场主导型社会吗？不是的，我国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为主导，政治制度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政府代表人民掌控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国有、国营公司或控股公司代表政府人民掌控社会绝大部分财富。所以，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而不是相反。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政府主导型社会，关键的要看当领导下的政府，看公共权力的实际运行模式，看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的联系紧密度，科学民主理性决策能力，为民执政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现阶段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那么，我们党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呢？从建党以来党就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还是。
毛泽东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时，就创立和坚定地坚持了连级以上建立党支部的制度，以保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人民军队的马克思主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向。而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革命，是以武装的暴力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抓住了人民军队，尤其是抓住了其领导者党的健康建设，就等于正确理解和领导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部。因此，毛泽东后来总结革命历史经验时说，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党领导革命成功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土地革命是根本，武装斗争是方法，统一战线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党的建设是保证革命胜利的航向，指挥者。不论是井冈山上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践论》《矛盾论》，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保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是延安的整风运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都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和党的领导，中共七大更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以具体指导中国革命的前进和继续前进。建国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新的环境，在发展经济社会的过程中重点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并发动“三反”“五反”等运动以净化执政环境。但是，中共八大之后，党的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运作模式中的中央高度集权，没能够与时改进，个人迷信和权力崇拜盛行，党建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由此造成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左倾后果，给党与国家、人民带来无可挽回的历史创伤，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前党建的一部最好的教科书。邓小平针对建国以来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权力崇拜而导致的一系列失误教训，着重从党的建设上做文章，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党和国家的一切方针政策，尤其从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上即从具有根本性的稳定性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上写文章，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和机构精简，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江泽民在2001年纪念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从“三讲”教育活动开始，到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紧紧扣着党的建设领先各项工作的指导原则，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等讲话中多次重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党，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还是。党的建设能否与时具进，直接关系着共产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关系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的成败，并通过不同层次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来促进党的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充分认识到了民主政治建设的与时具进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决定了加强和扩大民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行权力运行体制是我国和谐小康社会继续健康发展的政治保障，启动了重要的建国以来第二轮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苏、东右倾巨变的惨痛教训，更是深刻证明了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事业成败之间的紧密关联度，决定度。苏联建国后，由革命和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经济恢复阶段形成和发展的中央高度集权模式，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及时改革，个人迷信和权力崇拜盛行，严重削弱了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力，制约了广大党员的积极主动性，结果是独断专行泛滥，贪污腐化猖獗，党内少数高官形成了脱离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这也可从斯大林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中确认，并最终使其从社会主义内部右倾复辟，倒向资本主义。据季正矩的《通向廉洁之路》载：“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第296页）可见苏联共产党（权贵们）的确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使苏联变色。苏共既得利益集团异化在先，脱离背叛人民在先，从而导致苏联的政治失败和经济失败等一系列失败。东欧的情况类似苏共。
那么，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权力依然高度集中的现实，客观公正地做一个共产党代表谁的民意社会调查，中共代表广大人民的比率又能达到多少呢？现实令人堪忧。逯军质问记者的一句实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人民群众说话？”真实地反映了当前各地地方部门部分实权官员普遍存在的严重权力异化，脱离人民群众，导致党群对立，群众对政府的公信力显著降低，群体性事件成多发的严峻局势。
二、共产党在不同环境下权力运作模式的差别
政治权力的分配运作模式，即民主制度建设，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下的产物。我们建设和改进党的建设，建设和改进公共权力运作模式，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结合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作具体分析。从而使得我们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性认识和把握。
剥削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异化的差别。剥削阶级政党，由大金融资本家或其政客代表组成，本身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占有者，权力异化与腐败，是阶级剥削本身含义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金钱政治的一个基本内容，即使是其中一个政党倒台，也只是个别财团的暂时稍微偏离国家政治中心，短时间内并不会导致阶级统治的更换，除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较长时期的过程）爆发大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执政党地位之后，是代表国家与人民掌控社会财富，严重的权力异化与腐败，并不需要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制约，随时都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性质转向，从以国有为主变为以私有为主，无产阶级统治倒台，政权变色，资本主义复辟。
共产党执政党与非执政党地位的差别。无产阶级非执政党，由于在国家阶级生活中所处的一种从属地位，远离或偏离公共权力的地位，时刻面临着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问题的挑战，面临着是否脱离社会生产实际，是否脱离人民大众，从而造成国内的直接的生存问题挑战，严酷的敌对斗争环境，逼迫着共产党时时如履薄冰，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主动因素，不断总结扬弃并发展着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力量，求真务实，兢兢业业。因此，坚持两个“务必”的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非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和主要条件，生命力所在。政治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政党从非执政党上升到执政党，被压迫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从没有权力资本上升到拥有绝对的权力资本，从没有社会财富到拥有控制社会财富，政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改善了，提高了，党所面对的直接挑战由主要是外部敌对阶级的打击，和人民群众的跟随，转变为内部自身居功自傲、蜕化变质，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危险性，从一种被迫状态下的奋发图强，转变为一种国内小范围内的需自我积极主动居安思危，敢于勤于自我挑战状态下的继续前进，从能否上升为统治阶级谋求民族独立和劳动大众的解放，转变为能否与时具进，全面提高自身建设，带领人民改革开放，跳出历史周期律，稳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长征。有一句名言这样说：许多时候，我们不是跌倒在自己的缺陷上，而是跌倒在自己的优势上，因为缺陷常常给我们以提醒，而优势却常常使我们忘乎所以。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最大的威胁来之于党自身的权力的异化和腐化堕落，脱离群众。至此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提高和发挥，民主监督制约，成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继续发展所面临的直接试金石。因为民心所向，兴亡所在。
革命战争、建国初经济恢复时期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差别。革命战争年代，建国初经济恢复发展的特殊时期，必须采取特定的权力运作模式，采取权力高度集中，全国一盘棋的领导方法。这是形势所迫，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平建设年代，古代有“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的经验，需要严格遵循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办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或者几近同步，人民大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文化素质的进步，必须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提高人民大众实际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途径，来发展完善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高度集权的状况必须改变，适度集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原则必须坚持。只有建设发展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力，群策群力，才能够及时结束个人迷信和权力崇拜，及时监督和预防权力寻租，腐败异化，才能最根本地最直接地既防左又防右，健康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或民主很不充分，高度集权，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功建设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大跃进与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教训，苏东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的右倾教训，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长期滞缓发展，最终落伍挨打的历史教训，和当前我国部分党政干部腐败严重，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建设进程缓慢，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趋势，都是高度集权的附属品，都是民主政治建设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与时具进的产物，都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前，改革完善党建，改变地方部门集权专权现象，提高民主政治建设水平，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是既防左又防右、保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发展航向的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关键。
三、我国党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党建的关键，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认真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公益性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提高社会生产力，即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解决，而最核心的部分是思想大解放，是促进民主政治建设与时具进，充分发挥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能动反作用，充分发挥人民大众的主人翁积极性。
我党历来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注重批判的武器，从思想上武装全党，统一全党，这是一个良好的光荣传统。我党也历来重视反腐，重视清除队伍里的变质分子，堕落分子，纯洁干部行列。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谆谆告诫，“三反”“五反”运动，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打击经济犯罪等。但在成为执政党后，仅仅重视理论建设和教育远远不够，教育不是万能的，仅仅是出现一个大贪官抓一个的思维模式也是远远不够的，这很被动，损失也大，必须从主要源头上解决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转型期，在重商主义和浮躁之风盛行下，反腐败必须从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和完善上来说事，必须以人人负责、人人监督和人人制约的模式来正视党政领导干部的私欲劣根性。不能正面重视性恶论或不愿正面重视性恶论，对腐败的姑息和纵容，是腐败层出不穷和反腐败效果大打折扣的重要原因。列宁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党建工作，强调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着重从思想建设方面建设和发展党的带头人。但是苏联成立之后，共产党执政之后，在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面对高度集权体制、个人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重要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2页）列宁十分重视群众信访制度和工作，抽出时间亲自接待来访群众，了解民众呼声，反对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允许对他歌功颂德，说官僚主义是国家制度上的“脓包”，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列宁全集》第52卷第300页）1922年3月他满怀义愤地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出：某地党组织纵容姑息一些腐败现象是“可耻和荒唐到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列宁全集》第43卷第54页）可惜列宁逝世的早，继任的斯大林等不是改革发展而是逐步加固了高度集权体制，带头搞特殊、腐化堕落，终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轰然改颜变色。西方近代著名先哲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7页），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少之又少。毛泽东在1945年接受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共产党执政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探讨时，明确总结道：“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是的，人民大众的民主监督与制约，是人民主人翁地位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唯一坦途和最终目的。韩国民主斗士金大中在其执政宣言中也说：“首先，必须先进行政治改革。要实现国民受到主人待遇，起主人作用的参与民主。只要这样，国政就会透明，非法、腐败才会消失。”“国民的政府要使民主和发展经济同时前进。”（《当代韩国》1998年春季号）马丁·路德也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益攸关的力量所在。”（斯迈尔斯德《品格的力量》）因为民心所向，兴亡所在。纵观近现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古巴等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以确保发展的正确航向。而如苏联、韩国、越南等经济发展滞缓的关键，是权力的过分集中，或左倾，或右倾，权力异化，变色。
1980年邓小平在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所谈到的：“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327页）经过邓小平带头推行的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和机构精简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改善与提高较大的是领导职务终身制；中央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放到了地方政府和一些国有国营垄断部门那里，成了地方政府和部门的高度集权专权，官僚主义、权力缺乏必要的民众制约和监督、公开腐败、形式主义、歌功颂德、官本位等现象依然严重，由于八九风波后政治体制改革几成了禁区和停滞而问题依然严重；中央级的机构精简取得的成效较大，地方与部门成效小，依然人满为患。胡锦涛说，我国的各项改革发展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仍需继续深化。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八年、执政六十年、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据2009年6月26日《燕赵都市报》潘洪其的一篇文章“‘权力超富’群体正成为改革的阻力”报道：“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政协委员蔡继明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说明改革的最富有既得利益群体绝大部分是权势阶层，他们对继续深化改革的阻力所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所以，针对当前官僚主义依然盛行，地方与部门权力依然过分集中，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腐败大案层出不断，党政干部中少数既得利益群体腐败集团阻碍滞缓民主政治体制等进一步改革和建设步伐，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的严峻局势，按照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和号召，立即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和谐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邓小平讲，“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152页）什么叫走群众路线？如何走群众路线？逐步提高民主政治建设水平，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群策群力，就是走群众路线的最好方式和途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是继邓小平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来对当前我国深化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解答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