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经济周期，进而如何调节经济周期，是西方经济学的老大难问题，也是争议最多的问题。按照市场经济自动均衡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似乎不应该出现供过于求的经济危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前，欧美各国的经济学界基本上无视危机的不断发生，流行的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该理论继承亚当·斯密的衣钵，描绘了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能力的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经济，国家的作用只限于做一个守夜人。因此，当大萧条开始时，美国胡佛总统仍然袖手旁观，听任危机继续蔓延。事实上，甚至直到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几乎一统天下的五、六十年代，仍然有以弗里德曼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为胡佛的政策辩护。六十年代美国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曾经指出：“可以肯定，在商业和金融界的意识形态神殿里，从来都没有接受凯恩斯。”[1]
凯恩斯理论的要害就在于承认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否定了“看不见的手”，否定了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肯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尽管凯恩斯强调，有了适当的政府干预以解决失业问题，市场经济仍然是“理想的社会”，但是由于凯恩斯主义把经济制高点的控制权交给了经由政治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不是经由竞争产生的资本家，动摇了资本家的统治权威，从而遭到保守主义的排斥。
因此，在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以凯恩斯主义为界线，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周期都持外因论，其中包括货币学派，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均衡商业周期理论，商业周期的政治理论，供给冲击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自动均衡论，其错误及其背后的利益动机十分明显，在此就不多作评论了。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内因论，承认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体现，其作用机制即所谓乘数-加速数原理。萨缪尔森也持这种观点。萨缪尔森之所以被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即在微观经济学上，萨缪尔森是新古典主义的，承认完全竞争的、自动调节的市场经济；在宏观经济学上，萨缪尔森又承认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对于这两者内在的矛盾，凯恩斯和萨缪尔森都语焉不详。
什么是乘数-加速数原理呢？萨缪尔森的表述是：“根据该原理，产出的快速增长刺激了投资，大规模的投资反过来刺激产出增长得更多。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直至潜在经济能力完全被用尽。在这一饱和点上经济增长率开始放慢，放慢的增长反过来又减少投资和存货，这将使经济进入衰退直至到达谷底。然而经济过程又呈现相反的运作状态，经济回稳并重新兴起。商业周期的内因论显示了一种类似钟摆运动的机制，外部冲击通过一种循环方式在经济内部绵延传递。”（第352页）
这一解释看上去和我们讲的市场机制的正反馈特性比较接近。区别在哪里呢？
首先，如果承认市场机制的正反馈特性，那么顺理成章的推论便是经济崩溃。这意味着不是“在某一饱和点上经济增长开始放慢”，而是在某一点上经济增长突然转为下降，而且下降螺旋十分陡峭。这正如早期的麦克风和音箱所构成的自激一样，以短路、烧毁元器件而告终。而在正反馈阶段，由于从发现丰厚利润，筹集资金，形成生产能力，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上升较慢。而当大量投资形成，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日益饱和时，价格大战可以迅速展开，因此下降很快。如果投资资金来源于个人或合伙积累，而且市场范围较小，竞争者有限，则投资将比较谨慎，上升过程会放慢，而下降过程也会比较慢；如果投资来源于银行贷款或证券融资，市场范围较大，竞争者数量很多，那么投资就将比较轻易，上升过程会加速、延长，而下降过程会变得十分迅速而深邃。由此可以得出许多推论，例如，形成大萧条的前提是存在高度发达、又各自为政的金融业；行会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不存在投资过热，经济繁荣，也不存在相对应的危机和萧条，但却会抑制技术和市场创新；在相对狭窄的市场上自由竞争，则繁荣和危机的交替比较快，经济周期比较短，如英国早期的危机，相反，在广阔的市场上自由竞争，则经济周期比较长，如二战后至七十年代初的危机；技术更新周期长的产业，经济周期长，技术更新周期短的产业，经济周期短等。
其次，乘数-加速数原理只是对市场经济正反馈机制的有限承认和描述，没有揭示出其背后的动力，即竞争在投资增长和崩溃中的作用。事实上，在投资高潮、竞争开始白热化时，企业仍不得不继续投资或扩大生产。竞争越激烈，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就越明显，就越需要更多的投资，而更多的投资只能导致更残酷的竞争。投机是竞争的内在特性。生产能力的竞争性扩张本身便意味着是对未来市场和自身能力的投机。因此竞争激烈也可以转换为投机昌盛。对于这种竞争与投机的狂热，没有任何一种需求可以容纳。20世纪末欧美电信业的投机泡沫破灭便是如此。一些电信业者铺设光缆只是为了以10倍于成本的价格出售给竞争对手，结果无数资金被抛进大西洋海底，最终导致光缆价格一落千丈。这正如在股票市场上，买入股票并不是为了分红，而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当众多资金追捧有限股票时，股票价格便直线上升，直到流出股市的资金大于流入的资金，股市反转而崩盘。
第三，乘数-加速数只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平衡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危机的产生，而这只是危机的总量表象。凯恩斯主义认为，投资与储蓄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投资主要取决于利润前景，从而取决于产业、利率、税收政策和企业信心等，而储蓄则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由于社会的消费倾向较为稳定，而且社会越富裕，消费越不足，因而有效需求总是不足。这是失业的根源所在。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呢？凯恩斯主义用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用降低利率来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应该承认，公共投资的确增加了有效需求，从而缓和了危机。但是，如果考虑到危机是由竞争激化引起的，则对于激烈竞争中的各产业来说，新增有效需求只有暂时缓和竞争。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将享有新增有效需求较大部分，而处于劣势的企业只能享有较小部分。新增有效需求被消化以后，优势企业与劣势企业之间的差距反而会进一步拉大，从而竞争又会很快激化，又会有大量企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这就好像是在一大群饿狼中投入几只羊，羊很快落到了那些强壮的狼嘴里，瘦弱的狼只能在一边啃骨头。如果没有更多的羊投入狼群，强壮的狼很快就会吃掉瘦弱的狼。这样，危机虽然被延缓了，但程度却加深了。
不仅如此，新增需求常常来自国债，而优势企业及其相关的股东可能是国债的主要持有人，国家向优势企业借钱来增加需求，结果这部分钱又大半落入优势企业手中。于是，优势企业不仅对劣势企业的优势增强，而且又增加了对国家，从而间接是全国公众的债权。因此，用国债增加公共投资只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与此同时，则是增强大资本对政府的控制力。当然，如果在扬汤止沸阶段出现了新的市场或新的重大技术破突，危机也有可能被平滑渡过，但我们应该清楚，其主力并不是公共投资。
更进一步，就增加有效需求而言，挖坑再填上之类的公共投资，远不如加大财政直接支付力度，直接发放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与资方讨价还价。我们看到，九十年代的日本不断增发国债，国债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30%，但仍然不能摆脱危机。再进一步，加大转移财政直接力度时，与其增加对较富裕人群的直接支付，不如增加对贫穷人口的直接支付。例如，在目前中国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增加公务员工资远不如增加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或削减农民的税费负担。
关于降低利率来刺激私人投资积极性，凯恩斯主义并不是很重视。“你可以将一匹马拉到水边，但不能强迫它喝水。”对此判断，我认为是符合危机的本质的。对于激烈竞争，利润率下降中的各产业来说，即使利率降低，新增投资加入竞争，也无疑于羊入虎口。相反，如果在繁荣期间，各产业利润丰厚，即使利率有较大提高，也很难挡住投资不断扩大。当然，从理论上说，降低利率以增加投资，或者相反，提高利率以缩减投资，都是成立的，只是效果不太明显罢了。在九十年代的日本，利率降低到0.5%的水平，仍然不能摆脱经济萧条，就是对弗里德曼之流的货币主义者的有力嘲讽。
我曾经奇怪，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只用总量概念，而不深入经济竞争现实呢？我想，这大概是凯恩斯维护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根本态度决定的。毫无疑问，这种“竞争激化导致危机，竞争缓和导致繁荣”的经济周期观，与自由竞争导致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观点根本对立，难以协调。凯恩斯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框架，既可以为缓和危机提供依据，又可以避免对自由市场神话的正面冲击，从而从根本上维护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可惜，这番苦心居然还不能被金融和工商界的神殿接受，真是遗憾啊。
这里需要顺便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内因论，认为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根植于资本主义为剩余价值而生产的本质。但是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需要对危机的发生、发展和结束具有预见性，并能提出走出或加速危机的措施（根据立场不同）。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未成形。“在不同时期，马克思似乎把危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和生产过剩趋势，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过度积累联系起来，而没有清楚地赞成这个或那个理论。”[2]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危机问题上分为三大流派，一是鲁道夫·希法亭的比例失调论派，为第二国际的主流；二是罗莎·卢森堡的消费不足论派，是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的主流；三是六十年代则出现利润率下降论派。
强调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则容易引伸出比例失调导致经济危机论。然而，比例失调既可以导致繁荣，也可以导致危机。当钢铁工业迅速发展，而采矿业跟不上时，既会导致钢铁价格上涨，从而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也会导致铁矿石价格上涨，采矿业繁荣。或者相反，当大量铁矿石被开采出来，而高炉熔炼能力不足，则铁矿石跌价，而钢铁工业繁荣。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例失调一般总是导致瓶颈产业利润丰厚，迅速发展，并带动其他产业也走向繁荣。特别是在英美等国，轻纺织工业发展在先，使重工业成为瓶颈，带动重工业繁荣。而重工业繁荣又增加轻纺织工业的市场。因此，比例失调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并不能解释危机的发生。
强调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则容易引申出消费不足论。即由于资本主义是为剩余价值而生产，因此消费的增长总是赶不上生产能力的扩大，造成需求不足。问题在于，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常态变量怎样解释周期性变化呢？事实上，在投资高涨时，劳动力市场紧张，工人工资也往往达到高峰，社会购买力也随之增长。在危机中，生产能力固然由于企业大量倒闭而收缩，但工资也会由于失业大量增加而下降，工资的下降可能比生产能力收缩得更快，因为在企业破产前工人就大量被解雇，工资已经被削减。但无论如何，工资值都远低于商品求售值。不仅如此，这一理论还不能解释个别产业的危机。当个别产业由于激烈竞争而陷入危机时，该产业工人不断被裁减，工资不断被压低，该产业对自身产品的需求固然会下降。但由于其他产业还处于繁荣阶段，需求可能是总体上是强劲的。需求强劲而价格跌落到行业的平均成本线以下，是因为供给严重过剩，该产业内的竞争高度激化，或者该产业被替代产业竞争所挤压，以致现有生产能力都显得过剩。
至于利润率下降导致危机，还是危机导致利润率下降，我看这只是个定义问题。竞争激化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至于下降到哪一阶段算危机，或者刚开始下降就算危机，这就是定义问题。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利润率下降现象，其实是60年代美、日、欧国际竞争开始加剧的表现。相应地，50年代利润率普遍上升阶段，是这三大经济区竞争还比较缓和的表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一方面是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竞争性企业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是国际垄断程度愈来愈高，垄断性企业的利润率不断上升。具体到某一企业的利润率，要看它更多地受哪一种现象影响，即它哪些业务是竞争性的，哪些业务是垄断性的，在什么范围垄断，在什么范围竞争。把争论局限到利润率的高低上，实际上是放过了本质，而迷惑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