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鄙人就总理中学听课一事发表了三点感悟。接下来两天，媒体进行的后续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那“不对劲”的感觉并非多虑：昨天，总理发布致歉信，今天媒体又爆出给总理挑错的望京工程师余建国，同时披露北京市教委“为贯彻落实总理在北京35中研讨的讲话精神”，首次对中小学上下午课程安排表提出要求，上午课不得超出4节。看了这些跟踪新闻报道，我的“不对劲”感觉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故有此“再感”博文。

我闹不明白的是：新华社发表的《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稿？是一篇新闻报道，还是温总理的署名文章，抑或是一种政府文件？如果说是前者，那为什么“温总理说，文责自负”？如果说是中者，那发表时为什么细心的总理不事先审查一下，竟然让记录人员少了“比如”这样关键的两个字，以至于被读者将电话打到编辑部才发现出错，而且昨天媒体报道温总理的致歉信，又为什么只字不提这个“纠错”细节，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是总理自己主动发现错误并致歉读者的？如果是后者，为什么要以这样不正式、非规范的“谈话”来推动政府管理工作，以至于出现如此不应有的难堪和误会？

实际上，以发表署名文章作为“最高指示”的领导方式，据我所真切感知的，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扬光大的。但是，我们不是时常说“与时俱进”吗？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时代，集中型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顺理成章”的做法，拿到当今法制化、市场经济时代去做，不免有些不合时宜。现在必须讲“公共治理”，讲“程序公正”，讲“法治管理”，否则，以个人化、人治化的、随机性个案处理的微观行政干预方式，去管理国家的、行业的、专业领域里的事务，显然是犯了“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搞市场经济”的大忌！

不是吗？请看北京市教委为贯彻总理讲话精神的“神速”反应！在我看来，此举恰恰赤裸裸地暴露了这种人治化行政管理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的根本症结或弊端之所在。人们不禁要问：中小学课程安排，上午应该上几节课，这样的事务究竟应该属于谁的职权范围？是校长的，还是教委的？或者是要由总理亲自来定夺的？如果是校长的，那教委或总理是不是越权的嫌疑？如果是教委的，那么在总理讲话之前你们都干什么去了？难道连一上午应该上几门课才合适这样的事请，你们这些校长局长都搞不清楚，都需要总理亲自过问才“恍然大悟”，而且“不假思索”地闪电般地改正过来，你们是一帮“吃干饭”的吗？这并不什么可荣耀的！这是一种愚蠢的失职、高度的不负责任！再不好听地说，是一种赤裸裸显露教育官僚们唯总理马首施展的献媚行为！

回想这些年来，按照这种“哪里有火哪里灭”的模式如此这般运作解决的一系列“民生”问题，最后哪一个获得了令民众满意的解决？若干年前，温总理到重庆为农民工大嫂讨工钱，据说当天晚上就把工钱送到大嫂手上，后来那位大嫂还成了“讨债明星”，但接下来多少年过去了，劳动部门在神速“贯彻温总理谈话精神”后，究竟将此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曾给全国人民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交待？再比如，我们亲爱的总理曾在天津火车站偶遇白血病患儿，并亲自出钱资助，当时也一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新闻焦点，但事后民政和医疗系统的官员们，就此事何曾拿出了一整套基于“长效机制”的解决方案？还有，直到现在都连绵不绝、此起彼伏的矿难问题，总理都高度重视过，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至今有关部门拿出过一个“完全之策”吗？……

由此推论，如果不改弦易辙，在行政管理模式本身做点实质性的与时俱进转换，我敢断言：这次总理中学听课的焦点新闻，除了再造出个“挑错明星”什么的，或煽惑点什么“感动”浪潮，热闹一阵过去了，究竟还会剩下什么值得称颂的呢？很可能的解构是：教育所面对的重重危机和问题，不但不会得到缓解，反而会因行政干预的加强将依然如故地持续下去，越来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