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严格说，我从来没有获得过当代知识界应所获得的能标识学历与学识程度的“标签”。我两次考高等院校，一次放弃填写自愿，另一次入校后又选择了离校。1985年，为了一年后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原本视文凭如粪土的，还是花了一年零三月时间通过插班考试，取得了别人用三年完成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全部单科学分证，合并领取了毕业证书。不论别人对此事如何评价，我个人认为我的所有单科成绩不仅真实，而且足以证明自己如果单凭考场成绩，我只用别人一半时间即可完成同等学业成绩。种种原因，我成为近30年来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全面培养应试头脑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漏网分子”。
这既成为我的人生之祸，导致此后难以适应“标签化”提升时代的到来，它也成为我的人生之福，当知识界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法被应试教育打造成以“知识点”为大前提链接思维响应的形式逻辑头脑时，我却躲过了这种脑功能退化的“劫难”，构造了以多种思维方法为中心链接知识点的另一种头脑。
首先说明，我的知识结构没有人能用“标签”准确衡量。
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中国对外开放被拉开序幕。同期，毛泽东会见美国杨振宁博士，杨介绍了在美国盛行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1981年，通过军队高级领导机关提供的科技情报翻译资料，我开始接受“三论”熏陶，成为中国知识界最早识三论和学三论的极少数人之一。高校在岗的老教授们都可以回顾一下，自己是何时才了解三论的？1984－1986年，我用系统论、控制论主要观点开始“初探”大型新闻采访活动的框架目标设计的预控理论、并系列发表在中国新闻学会会刊上时，今天的高校新闻专业任何一位顶级权威，在当时都不曾发表过类似的现代化的新闻学论文。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图书出版界恢复国内外经典图书重新出版的高潮期。那时候没有草率出版物，许多世界级名著在这一时期被广泛传播。1980－1985年5年间，我完成藏书2000册。此6年读书最多。东周列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史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托尔斯泰等、培根、卢梭、萨特、马斯洛以及世界上下五千年，甚至包括《古兰经》、《圣经》等，也有大量专业知识类教科书，包括《国富伦》、《资本论》、《行为心理学》以及最早的电脑DOS系统。比如，“C：\del *.tem↙”什么意思？这是直接用窗口的70后、80后、90后从未接触过的专业符号。
记得大陆观赏海外录像片的时代，是1984年《霍元甲》公演后的事。实际上，我国限映范围的“内部参考片”早于1975年。大概，我是从1980年开始陆续观看台湾的《黄埔军魂》、美国的《007》、香港的《怪兽金刚》……从《黄埔军魂》中知道了台湾营职老教官的富裕生活超过当时大陆老将军；从《007》画面中也看到了西方的繁荣和现代化。1988年以后，当多数人开始把录像片当作家庭影院的“时髦”享受时，我已经感觉这些东西无聊之极。西方现代化最早使我涌动起来的新观念是：“生活在一座大城市自己却没有一辆小轿车，这座城市就不属于我的。”这种既突出也超前的想法产生于1981年。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想什么，是轿车？尽管直到今天我买不起轿车，但我的观念也早就变了，如今认为还在热望私家车的人已经落后于时代。
这些说明，我的学识标签没有人能用“概念”衡量。我受过高等教育却不接受应试教育；我藐视文凭却又不得不“混”个文凭；在哲学、社科这样一个广阔领域，我从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会有40后、50后、60后的任何高校名人敢豪迈对我宣称：“因为文凭在你之上，学识也在你之上。”在当今高等教育面前，我是那种无法确认标签定则的“铁的事实”。（事实，是没确认概念定则的既成状况；概念，是拥有不变定则含义的符号。）如果把最高学术荣誉授予我，我不认为过奖；如果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同样也有概念依据。
那么，以“知识点”为大前提的形式逻辑头脑，与以多种思维方法为中心链接知识点的头脑，两者的学习过程和运用过程有什么不同呢？
1，前者不需要知识贯通只需要死记硬背，而后者常常把不能够纳入思维贯通的知识点才当作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或接受或不接受。
1980年以后，各种原因促成我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读了5遍，把马克思经济学读了4遍。其中有专家讲授的不少于3遍。但是，哲学中多数部分均能接受，有关意识起源的部分，始终听不进也学不进。原因是没有想通：为什么人类意识起源会像书上说的那么简单？没想通，就没有接受。如果不是为了应试就不会主动去完成相关知识点的死记硬背。（实际上，高等教育改革从此例中即可悟出一项改革措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或理工综合考试试卷，凡涉及高分答题，至少要允许考生三题选其一，以避免三分之一的考生撞大运，这对另外三分之二的学生是极不公平的应试成绩。）
再比如读诸子百家，应试头脑只需要记住诸子们的主要思想观点和名句，而后一种头脑则要思维贯通：为什么这个是这样、那个是那样？到底他们各自用途的对应关系是什么？一般应试头脑都不会去考虑诸子百家的崇拜者们都有很现实的对应人群。老子是朴素自然观，也是在处于被动地位时主动选择无为举措的社会群体的精神偶像。庄子与老子不是一家，他是超凡脱俗的自然观，主张形骸无为，但精神世界要绝对自由，自由到了生死同一（幽默：可穿越时光隧道），庄子是那些正在或已经脱离了普通民众生活的雅士们的精神崇拜。孔子、孟子是主张“仁政”有为群体的崇拜。韩非子是主张“法制”有为群体的崇拜。而孙子则是主张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竞争谋略”有为群体的崇拜……等等。诸子百家是中华文化的根，其不同思想主张显然有地位差别，不过，都只能在其所适用的对应条件下才能出现伟大作用。其中，庄、老对关怀个体生命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有着常规意义，对自然与社会有特殊意义；其他诸子则对社会、对人与人关系有着常规意义，对个体人生业绩兼有特殊意义。
应试头脑同样不会想到：诸子百家其实就是两家：即人面对客观世界是“有为”还是“无为”？有的主张无为，有的主张有为。主张无为的又分为：寄望于以“无为”转化为“原生态有为”，或寄望于只为精神自由和乐趣而为之；而主张有为的则从百家角度阐述了如何实现“有为”的不同路径。
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大特长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人与人的天伦关系、封建制度关系、竞争谋略关系及其定数，有着超乎寻常、超乎世界各国的理解和认识。它的最大弱项是对探索自然界本身的奥秘、探索人的自然生命奥秘、探索人的自然心理奥秘缺少精准的知识化积累。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成果只有一个，即通过拿来主义的方法基本弥补了这一缺项。
但是，这种弥补也带来了另一种人脑退化：拿来的知识点成为时髦，并逐步演变成了以“知识点”为大前提设定而构造的全社会几乎整齐划一的形式逻辑头脑。深受影响的知识阶层包括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40后－60后同时代受高等教育）
2，前者通过应试积累把知识点看作无条件的大前提设定，而后者要在找到与其它知识点的区别联系后，才确认它的大前提对应用途。
在理工科领域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确需要“定义求是”。因为它只需要拿来应用，有既定概念即可推动思维向实用方向延伸。但是，在哲学、人文社科领域，应试头脑则容易造就对某种知识点的盲目崇拜。比如上述，本来诸子百家都有伟大之处，也都有不足之处，由于不精通其所对应的适用条件，常使求知者因自己当时处境的社会定位，而对某一种思想特别偏爱或崇拜，从而否认其他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再比如，如今在高校学子中很流行的“发散思维”方式，这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读到的专业知识体系，当时认为某些方面是有启发的，但总的看不能被列入科学思维体系。没想到，我20多年前已经放弃的东西，却在当今成了“时髦”。原因很简单，被出版界教育界推出的知识点，因求知者自己无法用科学思维方法为其定位，而自发实现了与人脑思想处境相吻合的积极响应。此时，辩证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很难掌握的“辩证法”阶段，已经被人脑长期放弃，那就只有“发散思维”可以被响应为大前提知识点设定了。
《智慧论》对“发散思维”是这样评价的：
“发散思维”也拥有辩证逻辑或直觉逻辑的某些表面特征，但它绝没有达到科学思维的高度。它印证了人脑在摆脱单一形式逻辑束缚时，其思想的自发舒展存在自然价值。问题是，人脑思维“发散”的基本点是什么？“发散”的对应方向是否科学？“发散”的多向性能否无拘无束而有效，或是自发以双向对应基础才有效？在路径分散的“发散思维”之后，其创新认识能否形成更高层面的“辩证统一”？这些关系到开放思维能否促成人的内心和谐与社会意识形态和谐统一的另一重大课题，“发散思维”还不足以给出支撑完整体系的答案。
科学审视“发散思维”方式，它仍然停留在无核心规律却有分散路径的、主张思维自由伸展的浅层认识阶段。其个体头脑“发散”之后的结果，可能依旧不能摆脱固有的单一形式逻辑思维方式，进而出现单一大前提设定更加复杂化和自由化的社会意识形态。从本书中，你可以一步一步深入理解自觉逻辑思维与自发逻辑思维的科学内涵，其所揭示的正是支撑人脑全部思维方式的基本答案，即多向性思维的有效性基于对应思维的可靠性和科学性。这一切，又源于脑内多种思维方法对应链接机制而形成的“和谐统一”。
我国青年一代“发散思维”的结果有四：一是确有个别通过“发散”幸运获得了真知灼见；二是一部分人在“发散”中遇到了更复杂、更难以协调的诸多大前提设定；三是一部分人因为内心的矛盾冲突陷入郁闷；四是一部分人在“发散”中最终找到的大前提知识定位是：人脑以外的实力决定一切。既然是外部因素决定内心和谐，多数人就只能认命了。
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显然能把一个统一的国度引向四面“发散”而分裂。今日中国，哪一种思维方法更接近和谐？
3，前者在哲学、社科领域崇拜权威化知识点，知识点分散成思维的一端或极端，而后者则常常在诸多知识点中善于统筹居中优势。
中国不是没有经历过知识点“单极设定”所造成的困境。社会主义政治是一门科学知识体系，它曾经不恰当地被超乎寻常地重视和普及；同样，专业技术也是知识体系，也需要正确处置它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30年前，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次思维方法僵硬时代，那时，单一大前提被设定在“天上”――政治思想统帅一切，由于全社会思维大前提设定太高、太空，所以“假大空”盛行。今天，我们又在经历另一种思维方法僵硬时代，单一大前提被设定在“地下”――技术知识统帅一切，由于全社会思维大前提设定太低、太杂，谁都对，谁又都不能完全对，于是，谁的嘴巴大谁占优势，为了张开嘴巴比别人大，从基层开始衍生“标签主义”和“名人主义”盛行，或者谁显出自信，谁有霸气，谁的一孔之见就占优势。至今，这种多数人没有感觉到的错误，与30多年前“文革”式思维几乎是相同的单边思维方法的错误。
我们回顾一下邓小平理论，他主张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并未主张放弃政治信仰和政治方向，也未主张用专业技术统帅一切。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在于他善于从诸多知识体系中统筹选择。从宏观角度观察，一个国家经济工作的地位具有显著的“居中”优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容易实现双重大前提的多向对应，比如，经济战略可兼顾政治方向，而市场效益又可推动科技创新；科技提升生产力，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乃至综合国力……辩证逻辑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一对一的对等对应关系，才可实现全系统多向对应组合的关联和互动。
与此相同的道理，是另一种大前提设定的居中选择：寻找国家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什么？既不是脱离民众的名流精英，也不能抛弃名人只要民众。其长治久安的“居中”选择优势，是把善于投身实践、善与民众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视为中坚。任何依靠权力、金钱而策划而掀起的舆论造势所成就的“名人效应”均存在大前提设定的缺陷，都不如中流砥柱的坚稳。所以，13亿人民宁可把民族复兴大业的希望寄托在那些甘于基层实践、甘于做村官的“知识型脊梁”身上。因为人的不同经历和思维方式教育，决定着人脑自觉逻辑与自发逻辑响应真知灼见的深度和广度。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一再证明：支撑这样一个大国走向成功的中坚力量，他们必须具备辩证思维的响应优势。技术创新可以优先“定义求是”，科学理论创新和社会实践创新则要优先推崇“实事求是”。
唯上、唯书、唯利、唯洋的单一头脑必酿国难。
4，前者不适宜接受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点教育，被装入大脑的知识点是一盘散沙，知识点之间常常不分轻重和伯仲，而后者拥有正确的思维链接方法，能把所有知识点编织成历史唯物主义进程。
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提起马克思，知识界会答复你：呀，他不如黑格尔，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这些知识点早就写在了黑格尔著作中了，有知识的人都知道，没知识的人不知道这个。黑格尔也不如中国古人，老子的“阴阳思辨”不就是对立统一观么？现代人谁能比得过古人？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你仍然要崇尚自然规律，古代杰出人物早就是崇尚自然的，难道你的学说还能提出一种可以放弃自然规律的创新学说？你懂不懂，人类的思想史未必就是发展的，儿子们有几个能超过老子思想的？
《智慧论》用多数篇幅阐述的是知识点与知识点的关系。关于自然观的知识点，它是这样阐述其知识点关系的：
自然的就是科学的。人类自然观有现代自然观与朴素自然观之分。
“天人合一”正是要求主观世界与自然法则高度统一。“无为”思想是被动从属自然法则的“天人合一”，“有为”主张是主动顺应自然法则的“天人合一”。后者属于现代自然观，前者属于朴素自然观。
马克思的辩证法在主客观对应关系中，鲜明提出了“主观能动性”命题，表明同样在“天人合一”进程中，他主张人是“有为”的。与此同时，他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定位于相比客观规律的非决定性地位，这又强调了：“有为”是主动顺应客观的有为，不是夸大主观作用力的有为。
《智慧论》从漫长的人脑进化线索中去研究人类意识起源，其比较单纯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从物质演变的自然进程中找到“天人合一”的基本线索。这个线索是：人脑之初的智慧，是初级的低能的朴素的被动的“天人合一”；人脑今日，则是曲曲折折的“天人合一”――人的主观能动性时而重创于过分张扬，时而挫败于束手无策听天由命；人脑未来，必须是科学的完善的主动的“天人合一”。
忽视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也就是忽视“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而否定人脑作用力因进化而生的科学的和逐步完善的主观能动性，实则也否定了人类文明的自然演变进程，否定了人类面对客观存在从被动从属到主动顺应的自然发展规律，否定了“自然的就是科学的”这一根本命题。人在其漫长的自身进化中寻求“天人合一”所显示的基本变动线索，实际上展示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处的三个重要阶段：低能适应阶段、曲折探索阶段和科学发展阶段。
拥有主观能动性的“天人合一”思想，正是马克思不同于古代先哲的杰出思想，也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智慧，代表着这个星球上物质高级运动方式的提升过程和进化结果，代表着现代的以及未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主动方向。在本书前半部中，我们已经得到的结论是：当今世界，同样是顺应“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却只有那些积极响应主动高级运动方式的国家，才拥有引领和带动全球新潮的世界领导者地位。
美国的实践已经证实了在科技创新领域是这样。
中国的实践正在证实社会运作体系的自主创新也是这样。
由此看到，被注入主观能动性同时强调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现代辩证法，它为人类的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承担着相比朴素辩证法和概念辩证法更智慧、更主动适应自然规律和社会实践、更符合人脑进化方向的伟大使命。
有人对我说，你同样遭遇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人生背运”，而且相比“文革”知识分子更倒霉，为什么别人寄望于“两党制”，你则要昭示“一颗中国脑”统帅下的有序的民主政治？你的《智慧论》本来是干净的，现在却沾上了政治。我认为《智慧论》即使沾了政治，它仍然没有偏离“自然轨道”。
“两党制”是体现在社会运作体系中的朴素自然观和朴素辩证法，“一颗中国脑”领导下的有序的民主政治则是现代自然观和现代辩证法的体现。正如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转轨，如果是放弃“波浪式共同富裕”的先进制度和主动方向，这样的市场经济，则是回到了200年前的自由的、粗放的、原生态的市场经济的古老的起点。这种起点，只能在世界多数国家仍然处在封建制度和殖民制度下才拥有曲折前行的政治空间和竞争优势；如果在多数国家均已实现市场体制的国际背景下，仍继续走自发的、原生态的市场经济道路，其本来拥有的中国综合国力就会减半。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老市场经济国家都希望新兴市场经济体多一点曲折和灾难，如果中国退回到自发的、原生态的老市场经济道路，很难免自由竞争中的体制漏洞百出，在强国干预下的百年曲折和分裂又将重现。
同样，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如果要避免老子朴素辩证法和朴素自然观的应验，那就只有主动选择和顺应现代辩证法和现代自然观。
自然的就是科学的。现代人脑是在自然进化中才达到了今天的思想高度。原始的、朴素的、自发的、被动的是自然的，现代的、文明的、有序的、主动的也是自然的。历史的自然与现代的自然若被倒置则是反自然，反自然能否一免灾难和挫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应关系被双向确认并达到基本的和谐统一，是当今社会应该确认的现代自然观。
2009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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