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每个人越精明，一个社会就越愚蠢？

　　谢无愿

　　多年前笔者当记者跑外贸线的时候，多次听业内的人骄傲地说起，“那些老外真是一根筋，要哄他们上手太容易”之类（当然老外如今也不大好哄，“guanxi”一词已进了牛津词典了，甚至有的也能反过来哄咱们那些官僚了），言下之意，是咱炎黄子孙都聪明玩得转。诸如此类的事情，大概出过国或跟一些洋人打过交道的人，都多少有近似感受，比如明明四顾无人的马路，他们干嘛非得绕一大圈过那道看来可有可无的斑马线；干嘛做生意还要管对方工厂是否苛待员工等等。总之比起精明会算计的国人来，他们大多经常傻得莫名其妙。

　　这些事情眼下都不是新闻了，正如“一个中国人是龙，而一群中国人则是虫”这句挺刺人的话一样。然而，联系到现实中的世道人心，其中却似乎隐含着一个所谓“二律背反”的有趣命题，即为什么一个个中国人的精明或聪明，却并不能整体上与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道德精神水平相对应，遍地的机灵与聪敏，不仅难以形成一种善意的社会共识，或者进一步而言，形成促使社会进步的活力与凝聚力，反而一盘散沙，在普遍的圆滑世故与狡诈中，让过分放纵的权力、金钱与暴力等为所欲为，使一个社会在群体意识与整体民智的层面上，显得愚蠢无比。

　　笔者念大学时，每逢放假要回老家，同学少年间固然很高兴，但故乡之路却被视为畏途，因为公路经常严重堵车，短短的四百多公里，有时甚至要在破车上忍受饥寒，熬上整整的一日一夜。那时公路只有一来一回的两车道，但汽车并不多，本来再堵也有限，可是长长的一条路，只要途中有一辆车死火，毫无例外就会引起严重的堵塞，成为一个巨大的死胡同。原因很简单，来往的车辆都想比别人赶先一步往前冲，好尽量使自己脱离困境，似乎根本没考虑到只有在相互间稍作谦让，缓慢有序地开进才是唯一出路。于是，秩序一乱，不管机敏或迟钝，最后大家都只好一起完蛋。

　　此事虽小，似乎倒是咱们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即在很多的社会场景与事件中，本来只要大家别那么精，或者稍有互存互惠的理智就不难解决的难题，却由于人们想通过曲意的争先（或反过来对某种责任的逃避），为了侥幸自利，甚至享受幸灾乐祸的快感，尽可能把不利或不幸抛给别人与社会，结果是作如此打算的人多了，便将负面的可能性无限扩大，以致害人害己，到头来都愚不可及，这大概就是中国式精明带来的必然结果。

　　多少年过去了，随着咱们的“崛起”，此类事情看来并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地在不断发生着。如今，好像本来老实者也变精明了，精明者则越发地狡黠，而且还加上了相互间的戒备与恨意，令这个社会由于民智的低劣，真正的变革缺乏起码的社会意识基础，从根本上看更为困难。

　　罗素说过，“如果人类有充分的理性，现有的智力足以让我们的生活近于天堂”。不过罗素的所谓理性，当然不单指人类趋利避害的一般生活理性，而是一种除此之外，更包含对他人、对社会有所担当的社会理性。否则，仅以前一种理性而言，则很易被现实利害、被欲望所牵制，因而常常变成“庸俗理性”，乃至于“负面理性”。显而易见，以中国人中人精之多，看来咱们不是没有理性，而是将这些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明基因，都玩成了另一样的东东了。

　　按理，人性相通，不同人种之间与生俱来的理智并无差距，何以咱们在个人利害计算上如此精明无比，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却往往愚不可及，这大概就只能是文化上的问题了。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翼，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闪光的内涵，那主要就是在道、儒思想渗透、影响下，士人阶层所追求、拥有的深幽动人的情志体验与主观精神超越，如国士气节、魏晋风骨、李杜诗魂等，以及体现在一般民间生活作风上的厚道温良、知足常乐等。

　　但是，上述这些堪称美好的东西，大体都被限制在“人伦日用”的范畴之内，更多的属于一般道德情怀上的境界，而没有西方人那种在主流宗教信仰（或宗教恐吓）之下，所引发与衍生并带着某些抽象性质的人类之爱与社会责任感，中国人的爱与责任，往往只体现在家庭与狭小的人际关系上，对家门三尺之外，则采取极其实用的态度，于己无关便漠然处之，能占便宜的时候则寸步不让。另一方面，传统的辩证观念（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退为进”、“柔能克刚”）作为思想上的相对主义观念，一旦化为具体的生活逻辑，又使这样的实用理性更加缺乏原则，并添上了机变与狡猾。加上中国社会长期资源匮乏，民生艰难，要混得稍好，实际上就非精明、非不要脸不可。到了“特色”主义下的市场经济，这样的国民性更是于今犹烈，就更不奇怪了（不过，随着社会的开放，在外来某些普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这个社会也逐渐出现另类的新的良好精神力量与群体，如环保NGO等一类的民间志愿者组织，可惜至今它们还只是星星之火）。

　　此外，历代的政治腐败与政治文化畸形化，使社会各层面厚黑学盛行不衰，从而对民众正面道德精神形成巨大压挤，使世道人心灰黑化。这在造成中国人的精明与狡诈上，可能是更直接、严重的因素。对此，笔者在此前的某些习作中已谈及，在此不再展开。

　　关于人类的良好生活，欧洲杰出的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曾有这样一个梦想：这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工匠、工程师、磨房主、骑士、小贩、三教九流都不约而同聚集起来，花很久时间重建了更为辉煌的教堂，建完他们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伯格曼说，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共建人类文明的大教堂。

　　伯格曼梦想中涉及的这些人，就咱们这里的绝大多数人看来，统统是傻子无疑。但这样“傻子”若多了一些，这个民族或许就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