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来，相关媒体报道称，通过重点发展与脑力相关的六大产业——电子信息、生物、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以及高技术服务业，武汉正着力打造综合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到2015年，武汉工业总产值将近半姓“高新”。然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还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支撑条件。其中，如何吸引知识型人才，并使拥有知识的人运用他们的知识，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

　　                           高新技术产业不是技术的，而是社会的

　　                          

　　    知识成为权力的精髓

　　    丘吉尔曾说：“未来的帝国是建立在脑力上的。”他的预言果然成真了。

　　    20年前，通用汽车是全世界一流的制造商，也是世界其他制造商的榜样，甚至是华盛顿用以向世人炫耀的成就。今天，通用想求得生存都变得异常艰难。

　　    20年前，几乎没有可跟IBM竞争的厂商，美国人拥有的电脑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所拥有的电脑总和还多。今天，电脑的权力已经均分给全世界，美国市场占有率剧跌，电脑已进入了“战国时代”。

　　    今天，全球输出的服务和“智慧财产”已经相当于电子和汽车加起来的输出。先进国家的劳工已不再是“人与东西工作”，而是“人与人工作，或人与信息工作”。由于信息与知识取代了蛮力，创造财富的段数变得越来越高，知识一改以往附属于金钱与暴力的地位，而成为权力的精髓。

　　    近年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突飞猛进，迅速改变着传统产业和整个经济的面貌，将传统烟囱产业转换为人脑和电脑控制的工业。如今，高新技术产业把生产踩在脚底下：生产不再是生产产品，公司还必须提供更多跟生产相关的服务以提高附加值。

　　    所有这些都表明：“累积大量资本、资产和人力才能生产”的时代已经过去，“依靠营销与业务能力、管理阶层的组织能力、藏在头脑里的资源进行创造”的时代已经到来。

　　    商业创新需要市场的认同

　　    技术发明并不等于商业创新。技术源于实验室，商业创新则需要市场的认同。除非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和耐心去等待和培育，否则，没有市场的技术发明就只能是一场智力游戏。同样道理，远离了市场和消费者，研发部也只是技术人员另一种方式的“自我陶醉”。对于产业发展而言，市场的定义很简单，那就是产品被人所消费，或被下游企业所消化。

　　    相对于传统型行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更需要研发和营销的双轮驱动。因为高新技术所生产的产品一般是高附加值、高价格的，高价格本身是一种门槛，若没有相应的营销和商业创新手段，产品就只能堆积在仓库里。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企业家拥有更高的对知识、资本和人才的驾驭能力。

　　    没有技术创新，人类累死累活却不得舒服。因为技术创新所带来的节约，某些国家将一些机器戏称是“会说话的儿媳妇”。需要强调的是，要减轻人类的辛苦就必须让绝大部分人都能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节约。然而，技术进步容易陷入“技术陷阱”，技术研发不考虑市场的接受情况，一味地为技术而技术、为先进而先进。因此，利用新技术所制造的产品不能仅仅是高价格，还应该是低成本。否则的话，技术创新只是给富人带来节约，而将绝大部分普通人屏蔽在市场和福利之外。

　　   

　　    使命比盈利更重要

　　   

　　    人格与利益，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至为关键的两大命门。不少企业的败亡，就因为未能智慧地拿捏两者的边界与尺度。对于高成长性的企业来说，使命比盈利更重要。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言，必须让创新者能够始终保持“赢者的势头”。不过，让创新者始终保持创新的动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瞬息万变的产品与技术革新可能使企业无法弥补高昂的研发成本。这可能是因为新产品投放市场的速度较慢，以至于还没有销售足够量的时候，竞争厂家已经生产出了相似的产品；也可能是本国或本地的市场规模不够大，所挣得的利润不足以补偿研发的成本；更可能是新产品的价格高，老百姓消费不起，从而潜在性的需求被捆绑了起来。

　　    企业也可能会复制经验曲线，并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成为继续成长的包袱与负担。如何将“光脚时代”的那种玩命的创业激情，持续到“有皮鞋穿”的时候，是避免形成大公司病的主要难题。很多公司做大了，员工富裕了，心态和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创业激情消失，研发人员被研发工作以外的大量信息所干扰，比如热烈地探讨什么车又出新款了，哪里的别墅在打折促销了，等等。这些信息对于不断要进行研发的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来说都没有生产性。

　　    此外，企业家本身也可能在成功之后通过寻租使自己免于竞争，满足于躺在自己的桂冠上睡大觉，过着肥胖而幸福的生活。因此，“以持续创新为命脉”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个迫切需要开放和竞争的行业，需要发挥“鲶鱼效应”。

　　   

　　    用宽容挖掘藏在头脑里的资源

　　   

　　    伟大的进步总是源于伟大的思想。在智慧经济时代，单纯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竞争已不再是制胜之本，城市的秘诀在于领会到如何吸引人才，而更理想的是如何留住人才。

　　    理查德?佛罗里达说，“没有人才的集聚，美国经济就会停摆。” 据统计，美国有几乎1/4的科学家和工程师、40%的工科教授，以及超过半数以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拥有外国国籍。

　　    为什么美国能够成为吸引世界人才的“磁石”呢？那是因为美国社会文化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宽容性，重点在于它的兼收并蓄，没有约束，充分的挖掘和激发每一个人的潜力。一个社会越是惩罚失败，它得到的企业家就越少。一个文化更加多样性的都市环境可以提高城市公民的生产力。宽容不仅仅是宽容差异，而且是主动地拥抱差异。因此，容纳多样的理念和因素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文化强调的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仅对失败者是不够宽容的，对失败后再站起来的人也是不够宽容的。在基于知识的创新中，没有办法可以消除风险因素，甚至连降低风险的办法都没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风险较高，很容易导致失败，我们必须赌它的接受度。因此，对于敢冒风险者，不仅要给予宽容，还要给予尊敬。

　　    高新技术的研发需要开放性的思维，开放性的思维需要开放的社会去宽容。学术需要兼收并蓄，保证其多样性，同时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宽容不仅要宽容差异，而且要降低“人才准入壁垒”，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创意来源的主体，创意需要发挥“群众性智慧”，去挖掘藏在头脑里的资源。

　　   

　　    我们需要计算的是直接与经济相关的技能

　　   

　　    人才或者说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对区域和国家来说都是如此。现在，几乎所有的专家在计量人力资本水平时都是使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然而，这仅仅是因为教育水平更容易计算。实际上，教育水平只是人力资本的一个方面，计算实际技能而不是教育水平或学历，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发展的趋势。

　　    湖北常以科教大省而感到荣光，似乎科教水平可以与高新技术产业划等号。然而，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虽然提高了个人的收入水平，但并不必然提高受教育者的技能和生产率，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仅仅给雇主传递了一个“获得了一个高学历”的信号。孩子和青少年在课桌前消磨的时间多少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个人的未来将如何，真正的学习即包括学校内的，又包括课堂外的，既教授基础知识，也教授高级的、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式。

　　    高新技术产业是一种创意性的产业。相应地，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应该是综合性的，反映和加强创意经济时代的价值观、理念以及重要性，比如把美学和数学融为一炉。如果再继续沿用工业时代机械记忆的、条块分割的知识灌输的教育体系，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就不会成功，因为我们需要的不再是流水作业的工人。因此，湖北高等教育发展应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携起手来共同进步，把学校变成人类创新能力生根发芽的地方。

　　   

　　    好的地点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生态系统

　　   

　　    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球的城市都在人才竞争中力争上游。即使一些政治和文化最保守的地方也在全球人才流动的压力下走出了封闭，发展创意环境，逐步增强开放度和宽容度。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城市的发展和国家经济不过是源于物资优势（富饶的土地、丰足的矿产）和上帝给予的地理优势，如靠河或临近运输线。应当说，这些因素是工业时代城市经济崛起的利基，但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在这些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微不足道。

　　    未来，真正的好地点可以提供帮你找到工作的劳动力市场，找到伴侣的婚姻介绍市场，获得友谊的社交市场，追求生活方式的娱乐设施和鼓励人们重新来过的翻身机会。概而言之，城市吸引人才靠的不仅是经济机遇和高薪工作，还有一定的工作氛围和生活方式。

　　    企业可以从地点中获得更多的优势，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人们仅仅选择工作的问题，人们把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堪称一个整体，好的地点就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生态系统，就像自然界一样。

　　    城市经济学家汤普森认为，城市的功能就是创新的孵化器：“拥有大学、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室的大都市成了一个巨大的立体‘咖啡屋’，各种文化在这里激荡，碰撞出火花，点燃新产品和新进程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