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振洲去了美国，我们就失去了联系，1998年，振洲在深圳邀请同学们聚会，我才知道他回国了，并创办了企业，此时我们已经分别了十年。当时非常想去看看他，见见阔别已久的同学们，但因工作繁忙，未能如愿。

    从那以后，振洲的消息就多起来了，我后来去深圳的时候，他夜半三更地来看我。虽然振洲的生意做得大了，但还是很低调，依然一副打工仔的样子，说起生意也是轻描淡写。不过我知道振洲是有抱负、有思想的人，坚信他做生意也不会平庸。在香港工作的李亚宏跟我说，他去看了振洲的企业，确实做得非常好，管理的很现代，而且整个团队特别富有人文精神，是少见的那种有文化的企业。我说，以振洲的为人和思想，这是可以想象的。

    去年，在大连的聚会上，振洲就倾诉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令我非常的感动，后来在刘路新转给我的信上，又看到了振洲那段充满激情的话。他说：“自古以来，我等知识分‘学而优则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校园学习期间，我们研究生院的精英分子，除了教学、科研和从政以外，我们甚至很少想过其他的谋生方式。其实，遍查中国的历史，从来就不缺少当官的，也不缺思想家和学问家，偏偏缺的是企业家、银行家、医生、工程师、各类专业人士；缺的是实实在在将智慧与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和体现为直接效果或效益的人士”。

    他列举了毕业二十年来我们那帮同学的经历，从政的甚少，做学问的也不多，多数都下海经商去了，他不认为这是个消极阴暗的现象，相反他认为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顺应时代需要的一种觉醒。振洲认为，正因为如此，我们现代化的车轮才有了更多的人的推动，才有了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和巨大变化。他说，“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但二十年来的中国大地，却是换了人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二十年祖国大地之变迁，其积极成果不仅在地球上其他国家相对速度和规模上都未曾发生过，就拿中国过去200年来讲，也是无法比拟的。今日之中国，是我们八十年代不能想象的，我们当初朝思暮想的现代化，我们觉得遥遥无期的现代化，我们在祖国的今天已经看到了越来越清晰的图画，我可以自豪的说，我们的祖国，每一天都在向现代化迈进。”

    振洲当年也是一个愤青，可是如今，他反思当年，另有一番感受：“当年我们曾经高喊的‘民主与法制’，我们呼吁的‘惩治腐败’，相比于中国今日之股市与楼市，相比于今日中国打工者寄回家乡的钱和农业税的免除，今天想起来，这些口号，除了空洞和无力之外，就是理想了”。成熟起来的振洲并不是背叛了当年的理想，而是找到了一条更实际更有符合时代要求，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无疑，这是振洲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学思考的成果，也是他研究东亚历史的结论，正是这样，他从理论走向了实践，身体力行地为国家的现代化投入另一种拼搏。

    我和振洲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但是我深深地感受到振洲那种爱国的情怀，他多年的艰苦奋斗与今日的成功都源于这种情怀的动力，这样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振洲是个为理想献祭性的人物，当年，他放弃平静的生活来做社会学，显然是选择了一条艰辛的道路，他自己说：“那时候在学生宿舍，学术与国是是我们的话题，而时髦与消费对我们是天方夜谭”。而后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却放弃优越的生活去冒险下海，又一次走向艰难的苦行。虽然经商获得了成功，但在我看来，他仍然是不休止地颠沛流离，为的就是永远燃烧的理想，为祖国现代化、为社会富裕昌明的理想。这次他身陷美国的囹圄，难道不是又一次的献祭？

    我们没有理由不救他，我们一定要救他，中国需要振洲这样的国民，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这样的垦荒牛，我们更需要振洲那种为理想而不屈不挠的精神。美国人最能炫耀公平和正义，那么现在就应该言行一致；美国人最能炫耀自己的法制，那么现在也不要把法律作为一种伎俩。

    振洲不要气馁，也不要焦躁，我们是爱你的，也是支持你的，请你相信你深爱的朋友、亲人和祖国。

    2009年10月26日   于大连

    作者：草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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