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哲学的革命

第一章 系统辩证法

一 、系统思想起源

名词意义上的系统论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但系统思想却自古就有。当我们的原始祖先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理性审视的时候，就会发现由各个器官组成的一个统一整体，而这个整体都接受一种统一意识的支配，而表现出神奇的秩序性和协调性。

就像挠痒痒那样的简单动作一样——只要外界的刺激使其产生异感，整个身体都会迅速做出反应，以实现自我保护；现代医学也早已证明，一旦有病毒入侵人体，立刻就有白细胞冲上前去——外力的作用使得系统内部产生新的运动，进而在系统内部实现新的平衡，以维护系统自身旧有的功能，从生物学意义上，这被成为应激性，而从哲学的角度，则是任何系统的基本规律。

百度一下“中国古代系统思想”，找到了以下内容：

古代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把事物诸因素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思想。随着系统思想的产生，逐渐形成了系统概念和处理问题的系统方法。许多古籍，如《孙子兵法》、《黄帝内经》、《易经》、《老子》等，都有不少应用系统思想观察和认识事物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生动事例。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系统思想表现在治学和社会实践的许多方面，而在朴素的宇宙观、中医学说、军事理论、农业生产和大型工程实践中尤为突出。
　　古人在探索宇宙万物及其变化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朴素的宇宙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蕴含有系统思想的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易经》从自然界找出 8种基本事物称为八卦（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看作为万物之源。《尚书·洪范》则把五行（金、木、水、火、土）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这些学说都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老子（约公元前580～前500）在《老子》第25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用有和无的对立统一来说明自然界的统一性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战国时的名家惠施(约公元前370～前310)在《庄子·天下》篇中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明了客观事物的整体性及其无穷的层次关系。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况(约公元前298～前238)在《荀子·天论》篇中指出：“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借以表述一个系统是更大的系统的一部分的观点。这里万物是指世界，道指宇宙。南宋的思想家陈亮（1143～1194）在《龙川文集·西铭说》中阐述了理-分殊思想（“理”指天地万物这个整体,“分殊”指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事物的功能），从整体的角度来论述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战国晚期的中医经典理论著作《黄帝内经》是古人运用系统思想研究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的典范。《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是由各个器官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一个器官的病变可能影响其他器官或整体，而整体的变化又必然会引发局部病变。因此，它主张从整体角度来研究病理和病因，并应用脏腑学说、经络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黄帝内经》还把人体系统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认为人的养生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密切相关。它提出了“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自然现象、生理变化、社会生活、思想情绪等多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从更大的整体范围来研究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现象。这种整体观念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医学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本原则。
　　春秋时代的军事家孙武在其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中主张从敌我双方战争格局这个整体出发来研究战争规律。他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战争的全局，把环境（天时地利、人心向背等）、系统及其要素（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军心、指挥、战略、战术等）统一起来研究。他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揭示了战争的重要规律，强调要从整体上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以便扬己之长，攻彼之短，克敌制胜。孙武的军事系统思想直到现在仍在国内外为人们所重视。
　　 中国古代系统思想还反映在农业生产实践之中。人　们通过实践逐步认识到农业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夏小正》和《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把农作物与种子、地形、土壤、水分、肥料、季节、气候等物候、天文因素结合在一起，用相互联系的整体观点研究农事活动的规律。例如通过天象观测掌握天体运行和季节变化的规律，编制出历法和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事活动。
　　古代的许多大型工程，如万里长城、大运河、城市园林、宫廷建造、水利工程等都体现了系统思想。战国秦昭王时（公元前306～前251）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它巧妙地利用当地的地形、地势和地质条件，就地取材（当地的卵石、竹、木），因势导流，成功地解决了分水、引水、溢洪、排沙等问题，能实现分洪、控流、灌溉、航运等多种功能。在规划、设计、施工、维护等方面都体现了系统思想，因而费用省、收效大、又便于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还用刻有标记的石人组成水则信息系统，根据成都平原的水情信息来控制流量，以满足各渠系的用水需要，并能防止洪水。古代没有无线电通信，不能及时通报水情和用水要求。水情信息往往要在一个农业年度之后才能汇总。为此，人们采取统计的方法，根据成都平原历年水情的经验数据刻划水则，参考水则来控制流量。这说明中国古代人民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大型水利工程中信息反馈的重要性。上图为都江堰水则信息系统框图。都江堰工程历2000多年而仍能保持原有的功能，实为古代中国人的一项伟大成就。
　　北宋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记载了一个一举而三役济的事例。北宋时期丁渭重建被焚毁的皇宫。丁渭经过实地考察，从整体出发来规划重建工程，提出了最优方案：在皇城前大道上挖土烧砖备料，形成河道后引进汴水，再用船把建筑材料运进工地，建成皇宫后用碎砖废土填平河道。这个设计施工方案充分体现了系统优化思想。
　　中国古代系统思想与自然哲学有密切关系，强调对自然界的整体性、统一性的认识，但却缺乏对整体各个要素的认识能力。因此，中国古代系统思想往往带有猜测和思辨的性质。古代中国人关于整体、层次、发展、转化等朴素的系统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曾闪现出东方的智慧之光，并在大量的实践中为后人积累了统筹、协调和优化的丰富经验。进一步研究和发掘中国古代的系统思想，对于丰富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仍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我要这样批判那股反对中医的浊流——那些在科学中看不到哲学的生物学博士们不能理解中医的这种哲学指导思想，以至于轻率肤浅地举起了反对中医的旗帜，可谓是“食洋食古皆不化”。未来的人们终将认识到，在生物科学和现代医学高度发达之后，充满哲学思想的中医在充分吸收了现代科学的文明成果之后，将在人类健康领域发挥出最高的指导作用，就像具体科学都要最终问道于哲学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一样。

由人体到自然界的动植物，并进而再次推演至天地之间，人类的理性思维在神游宇宙八荒之后，发现了系统的普遍性和层次性，所以才有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之说，才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可以说，系统思维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认识历程，应该相信，系统的思维方法在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史上同样存在。

系统思想自古就有，而系统论的提出则是近代的事情。百度里搜索系统论，发现以下内容：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

　　系统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论，人们公认是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创立的。他在1952年发表“抗体系统论”，提出了系统论的思想。1973年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原理，奠定了这门科学的理论基础。但是他的论文《关于一般系统论》，到1945年才公开发表，他的理论到1948年在美国再次讲授“一般系统论”时，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确立这门科学学术地位的是1968年贝塔朗菲发表的专著：《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GeneralSystemTheory;Foundations,Development, Applications》）,该书被公认为是这门学科的代表作。

　　系统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是由部分构成整体的意思。今天人们从各种角度上研究系统，对系统下的定义不下几十种。如说“系统是诸元素及其顺常行为的给定集合”，“系统是有组织的和被组织化的全体”，“系统是有联系的物质和过程的集合”，“系统是许多要素保持有机的秩序，向同一目的行动的东西”，等等。一般系统论则试图给一个能描示各种系统共同特征的一般的系统定义，通常把系统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

　　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既是系统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观点，而且它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表现了系统论不仅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方法论的含义，这正是系统论这门科学的特点，贝塔朗菲对此曾作过说明，英语SystemApproach直译为系统方法，也可译成系统论，因为它既可代表概念、观点、模型，又可表示数学方法。他说，我们故意用Approach这样一个不太严格的词，正好表明这门学科的性质特点。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工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他用亚里斯多德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言来说明系统的整体性，反对那种认为要素性能好，整体性能一定好，以局部说明整体的机械论的观点。同时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正象人手在人体中它是劳动的器官，一旦将手从人体中砍下来，那时它将不再是劳动的器官了一样。

　　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大至渺茫的宇宙，小至微观的原子，一粒种子、一群蜜蜂、一台机器、一个工厂、一个学会团体、……都是系统，整个世界就是系统的集合。

　　系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情况来划分系统的类型。按人类干预的情况可划分自然系统、人工系统；按学科领域就可分成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思维系统；按范围划妥则有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按与环境的关系划分就有开放系统、封闭系统、孤立系统；按状态划分就有平衡系统、非平衡系统、近平衡系统、远平衡系统等等。此个还有大系统、小系统的相对区别。

　　系统论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系统的特点和规律，更重要地还在于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去控制、管理、改造或创造一系统，使它的存在与发展合乎人的目的需要。也就是说，研究系统的目的在于调整系统结构，直辖市各要素关系，使系统达到优化目标。

　　系统论的出现，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以往研究问题，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这是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但是它不能如实地说明事的的整体性，不能反映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它只适应认识较为简单的事物，而不胜任于对复杂问题的研究。在现代科学的整体化和商度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下，在人类面临许多规模巨大、关系复杂、参数众多的复杂问题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正当传统分析方法束手无策的时候，系统分析方法却能站在时代前列，高屋建瓴，综观全局，别开生面地为现代复杂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思维方式。所以系统论，连同控制论、信息论等其他横断科学一起所提供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为人类的思维开拓新路，它们作为现代科学的新潮流，促进着各门科学的发展。

　　系统论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所以它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得到广泛地应用。系统论不仅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而且也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等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系统观念正渗透到每个领域。

　　当前系统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朝着统一各种各样的系统理论，建立统一的系统科学体系的目标前进着。有的学者认为，“随着系统运动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系统(理)论，而这些系统（理）论的统一业已成为重大的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

系统理论目前已经显现出几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和特点。第一，系统论与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系统工程、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等新兴学科相互渗透、紧密结合的趋势；第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正朝着“三归一”的方向发展，现已明确系统论是其它两论的基础；第三，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模糊系统理论等等新的科学理论，从各方面丰富发展了系统论的内容，有必要概括出一门系统学作为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理论；第四，系统科学的哲学和方法论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系统科学的这些发展形势下，国内外许多学者致力于综合各种系统理论的研究，探索建立统一的系统科学体系的途径。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就把他的系统论两部分。他的狭义系统论与广义系统论两部分。他的狭义系统论着重对系统本身进行分析研究；而他的广义系统论则是对一类相关的系统科学来理行分析研究。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系统的科学、数学系统论；2.系统技术，涉及到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等领域；3.系统哲学，包括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方面的内容。有人提出试用信息、能量、物质和时间作为基本概念建立新的统一理论。瑞典勘探德哥尔摩大学萨缪尔教授 1976年一般系统论年会上发表了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综合成一门新学科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系统工程》杂志也改称为《系统科学》杂志。

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系统科学应包括“系统概念、一般系统理论、系统理论分论、系统方法论（系统工程和系统分析包括在内）和系统方法的应用”等五个部分。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多年致力于系统工程的研究，十分重视建立统一的系统科学体系的问题，自1979年以来，多次发表文章表达他把系统科学看成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并列的一大门类科学，系统科学象自然科学一样也区分为系统的工程技术（包括系统工程、自动化技术和通讯技术）；系统的技术科学（包括支筹学、控制论、巨系统理论、信息论）；系统的基础科学，（即系统学）；系统观（即系统的哲学和方法论部分，是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连接的桥梁四个层次）。这些研究表明，不久的将来系统论将以崭新的面貌矗立于科学之林。

看到了么，钱学森已经把系统科学拿出来而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并列了，而这正是系统科学哲学化的思想倾向。应该感谢这些探索者们，他们把系统论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力求赋予它以更为丰富的内涵，并竭力用数学工具建立起系统的理论模型。他们的研究方向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这种做法所达到的客观结果是，抬高了这门学科的门槛，使其远离了群众，从而给那些所谓的专家们提供了知识的垄断权和解释的话语权，一句话，提高门槛可以树立起权威，以实现认识真理这一目的之外的某种私利。

因为这些研究者们还有很多没有写在纸面上的文字——“这一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是权威，我最有解释权。”于是，我们看到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科斯定理之类的很多知识模块都以某个人的名字为标记，就像商品打上自己的商标一样，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精神生产的目的，那就是追求名声，而教科书则成为他们的嵌入式广告。当然，这也没有错，就像我写书也得写上自己的名字一样，精神生产是必然要出名的，想不出名都不行。

我尊重这些学者和专家们探索研究方向的复杂化，他们用自己的脑汁铺平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道路，即使走到死胡同里也具有反过来提醒人们“此路不通”的价值。

但我认为，除了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之外，还应该强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前者可以扩展认识范围，丰富认识成果；而后者则便于认识的大众化和应用化。而人类认识世界也应该遵循这种复杂化和简单化的辩证统一，在简单的基础上使之丰富复杂，而又要在复杂之后回归简单，使得简单与复杂实现循环往复，相互为用。复杂化的任务就交给那些喜欢复杂的研究者们；而简单化的任务，就交给那些喜欢简单的思想者们。

于是，在认识世界方面就出现了一个分工，即知识专家和知识群众；专家运用自己的理论工具拓宽人类认识的广度、增加人类认识的深度；而群众的任务则是运用人类的知识并结合自身的社会生产实践，从事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劳动。

专家未必掌握真理，而群众也未必就比专家无知。他们之间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群众可以成为专家，而专家也可以成为群众。专家从群众的实践中吸取研究素材；而群众也从专家的研究中获得新的精神营养。他们只有分工的不同，不存在谁比谁更权威，谁比谁更高明的问题，所以发现专家出错不必大惊小怪，而发现自己比专家更正确也不必洋洋自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来不是一个人脑可以实现的；任何认识，无论是错误还是正确，是真理还是谬误，对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言，都是有价值的营养，“错误也可以启发人找到正确”。

所以，我们在看到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之后，也不要忘记对亚里士多德肃然起敬，正是他的理论错误启发成就了伽利略的伟大发现。如果亚里士多德是一位追求真知的人，他也会骄傲地将伽利略引以为自己的优秀学生，只有能够否定老师的学生，才是真正优秀的学生；而敢于让学生突破自己的老师，也必定是伟大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