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会议的主题发言人，题目是“中国的崛起和意义。他的发言的主要内容来自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专著，题目是：《中国力量的三张面孔：实力、金钱与思想》（此书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在接受观众提问时，兰普顿的回答可能有助于了解海外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中国国情的一些分析。他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具有战略眼光，不受小问题的干扰，目标性极强。因此，中国才能在过去三十年内成为军事，经济和知识大国。至于中国的民主，他认为他不一定能活到中国民主化那一天，但是民主化需要时间，美国的民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多的担心他们的资产被无产阶级剥夺，而不是自己的权利受到政府的侵扰。换句话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与政府已经结成了统一战线。

2）道格拉斯·斯皮尔曼（Douglas Spelman）是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为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他在会上做了一个主题发言。他的几个主要观点如下：

a.       中美在处理自己的关系上都有很强的韧性，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看清形势而不是让决策跟着感情走；都知道目前的世界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说了算的时代；

b.      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c.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个人自由也获得了空前的增加，但是中国政府在对待自己的人民问题上还需要做很多事情；

d.      人权是美国政府的核心价值，不会在人权问题上有任何妥协但是在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时可能会改变策略，不在搞高音喇叭式的外交，要侧重于对话和私下交流；

e.       中美关系目前不能像战略伙伴的层次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双方对对方都疑心重重。美国担心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担心中国的军事发展将美国赶出东亚，更担心中国在世界的道德影响，特别是所谓中国模式会在其他国家替代美国模式。中国担心美国志在削弱中国，通过台湾，人权，民主，贸易，汇率，排放和其他手段压制中国；

f.       中美关系任重道远，需要双方都做出巨大的努力；

g.      对中国来讲，改善中美关系的两个要素是加深民主化和推动法治。 

3）会上的第三位主题发言人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大卫·谢尔（David Shear）。谢尔发言的题目是“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谢尔发言主要包括以下观点，透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的策略： 

a.       目前美国对中没关系的描述已经从佐利克2005年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 变为“战略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s）。这个词也就是两周以前由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一次讲话提出来了的；

b.      中美目前亟待合作的方面主要包括控制气候转暖，地区安全和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在地缘安全方面的合作主要包括四个国家，朝鲜，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中美必须寻求共同利益，控制可能发生的冲突，共享外交与经济合作的成就；

c.       由佐利克和保尔森开启的中美高层对话和接触必将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加深；

d.      美国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力，G8被G20逐渐取代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e.       中美的互不信任还很严重，短期内也不会消除，但是双方都必须努力，增加互信；中美战略与经济会谈期间，国务卿克林顿与戴秉国前后相处9个小时就是为了达到了解对方增进友谊的目的；

f.       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对美国是个挑战；G2不是幻想但也不是现实；比如，美国在国际问题上与它的盟国的交流要比与中国的交流多得多；中国是必须参加国际事务的国家，但不是密不可分的伙伴；

g.      美国已经改变了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接触的方式，但是美国人民不会允许美国政府不跟中国政府谈人权；一味采取对抗的方式也不能使中国政府去改变人权；美国政府不会不关注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但是也不会用以前那样的关注方式；

h.      他提到自己最近一次到国会作证；当一位来自加州的众议员问他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人权的改进有什么做法。他回答说，“我们跟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众议员说，你们就是耍了耍嘴皮子。他说，所有的外交都是靠玩嘴皮子。你不能给那些你想扇耳光的人去耍嘴皮子。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对中国不会没有影响，但影响并不一定通过口号和谩骂获得；

i.        中美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很多，目前的轮胎特保案不会造成全面贸易战，轮胎总值只是中美贸易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中国军费增长及军费的使用一直是让美国军方感到不安的因素；阅兵自然会加剧他们的担心；如果中国不能让美方和台方确定台海局势已经平缓，瞄准台湾的导弹的数量已经减少，对台军售就是加强台湾防御的唯一办法；这是美国对台湾承担的法律责任；日本可能更担心中国军力的提升，特别是中国海军可能封锁日本海上通道的能力和可能；

j.        中美都有巨大的官僚体制，决策不容易，协调更难；

k.      美国民主党上台并组阁会给日美关系带来短期的困难；但是日美毕竟是盟国，从长远的角度看，日美友谊还会恢复常态。 

4）刘亚伟是美国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他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模式如何阻碍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刘亚伟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方案是两步走，在经济改革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须启动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难以为继。89动乱干扰了他的计划。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后，中国的政策极具左转，知道邓小平92南巡才挽救了经济改革，但是政治改革再没有能够启动。进入胡温时代，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贫富不均使得他们更关注以人为本和和谐，但是并不认为政改可以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进入2008年，由于中国政府成功地看及雪灾，地震和主办奥运会，中国的学者和官员逐渐认同最先由美国学者提出的“北京共识”的理念，并将本来是内容主要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拔高到一种政治模式，论证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民主模式，可以应对任何问题哦困难。因此，“中国模式”有效地抑制了对政改的需要的讨论，阻遏了政改的发展，并使得“北京共识“成为一种与“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的理念，这样的趋势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文明冲突。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北京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腐败问题，贫富不均问题，合法性问题。一味沉浸在“中国模式”的得以和欣慰之中只能使中国的精英玩物丧志，迷失治理的方向，忽略中国社会很多不可解决的问题，最后面临新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