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逻辑形成的对抗话语体系潜藏的政治危机
田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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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人具不具备管理未来的能力，主要看其具不具备：一，创造激活全社会共同理想、共同奋斗、共同意志的战略思想能力。二，具不具备客观总结历史的能力，因为，客观历史，即是产生战略思想的基础，也是预测未来、管理未来的依据和支点。三，有没有调动整个管理团队把战略思想转化为程序机制，即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的能力，形成团队合力，并形成强大的持续力。具备这三点能力，可管理未来。
上部
如果我们把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放到一个平面上，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一个完全相反价值倾向，一方在成就的谎言下，展现着自私、卑琐、冷漠的鼠盗逻辑，另一方则以无私、激情与理性融合一体的毛泽东式的逻辑与智慧，烛照着鼠盗们的心理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对抗赛中，前者拥有资本与权力的双向支撑，后者虽然缺乏资本与权力的支撑，但却手握着道德与正义的利剑，又有90%以上人们的共同支持，强大的一方也只是自说自话，继续虚构前三十年的悲惨故事支撑后三十年的辉煌，从而掩盖鼠盗哲学逻辑的丑陋外，几无还手之力。
在这场价值逻辑的对抗赛中，彰显的是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的殊死斗争精神外，对抗的话语体系下潜藏着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或许，正是基于对这场由鼠盗哲学形成的、巨大的、政治危机的清醒认识，高层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才有了“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这样的精确描述。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这个精确的前面还有这么一段话：
“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
也就是说，在这段话的价值逻辑中，悄悄解构了后面的精确判断。从这一事实上可以看出，公报的话语体系陷入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悖论：在二元的价值判断中呈现出相互解构的严重倾向。这种现象一方明表明，在文件起草的过程中，有鼠盗夹进了鼠盗的哲学逻辑，另一方面也说明，党内健康力量的弱小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策略。但是，当一个战略决策性文本成为双方力量对抗的角斗场的时候，未来的变数就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未知数。因为，战略决策文本的要义在于价值逻辑的一致性，而不是二元价值逻辑的相互解构。
也就是说，“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的表述，就可能成为鼠盗哲学的牺牲品。有人可能认为我这样说是夸大其辞，但是，从解构哲学的角度说，这是价值逻辑的必然趋势，但还不完全是决定因素，因为，决定价值逻辑谁解构谁的关键是双方力量对比。
从战略力量层面上说，党内健康力量很显然处于劣势，加之任选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特别是“专业化”三个字，这就为鼠盗剔除新生的健康力量创造了条件。因为，专业化成就的永远都是科技人才，而不是成就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从来都不是专业化人才，而成了专业人才的人也必定成不了真正的政治家。
从政治家所具备的素质上说，最主要的是革命化、无私化，在这个前提下，还要拥有宏观历史视野的战略胸怀、战略思想、战略智慧、战略目光，并且擅长调动善于把战略思想转化价值秩序、机制秩序的优秀人才。但是，这恰恰是专业人才所做不到的。
因为，混沌的本质是程序，程序的本质价值，也就是说，失去价值的程序就失去了程序的灵魂，变成了什么都可以往里套的空套子。而这一点，也是我国全部管理文本中的通病，甚至可以说是不治之症。战略性管理文本的关键在于，价值逻辑的科学性。而价值逻辑的科学性主要表现为程序性、闭环性、互动性。当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束时，必须失去程序的可扩展性漏洞。
战略性管理文本一旦具有可扩展，重大的管理危机就展现出来了。
所以，政治危机的核心是管理危机问题，而管理危机的本质，在于二元价值体系的相互解构。走笔至此，我不由得想起毛主席曾经说过的话，宪法是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主席所说的庞大的科学体系，就是价值逻辑闭环，但又不留程序扩展的问题。然而，1975年宪法以降，再也见不到这种具有科学体系的文本了，特别是到了拆除了宪法中的四大自由，从此撕开了可以任意扩展程序的程序门。因此，从价值逻辑的角度说，管理危机的出现也就成了必然。
也就是说，政治危机的源头在于价值选择。价值选取的基点在于思想。因此，我个人认为，思想是立国、立家、立身、立人、立制、立道之基础。而立道，对于国家来说，就是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制度化。
下部
道在何处？道在系统程序、标准、制度中（具有强烈共同理想、共同意志色彩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为道）。道者，立国之战略思想也。一旦战略思想形成社会的共同理想，其战略思想就具有了不可更易性，更之，社会必反、易之，社会必乱，反乱日久，必成革命之源。所以，一个社会战略思想的创新，必须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原战略思想）基础上的创新，除非原战略思想失去了社会共同理想的整合能力。但若值此时，就需要战略思想的彻底革命，建构全新的、具有强烈共同理想色彩的战略思想。
若值此时，如果不顺天应人，进行战略思想的革命，就会迫使社会底层自觉革命。一位具有顺天应人的能力，随时顺天应人，革战略思想的命，才是一位真正天才的政治家。但是，战略思想的革命，即可能是完全创新，也可能是一种回归，全在于民心、民意、民志，因为，民心、民意、民志是建构共同理想的基础。
但是，当少数人的共同理想凌驾于多数人共同理想之上，并形成尖锐对立时，如果不能适时的使大多数的共同理想整合少数人的共同理想，就是孕育革命的开始。所以，领导者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自我革命和顺天应人的双向能力上。
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纯洁无私的思想和智慧，就不可能自我完成思想革命。
因为，思想革命是对过去的完全放弃，是再生，而人类的再生是最痛苦的。
一个思想再生的过程，需要一个与世完全隔绝的环境。没有与世隔绝的环境，就不可能完成思想的再生。一个社会思想的再生，则是经历过痛苦、损害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是被动的必然呈现，因为，民无利己之心，则不思变，而利己之心，则源自社会不公或剥削压迫，使其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或者正在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别无选择，唯思变而求生存。但一个领导者则不能被动的思想再生，而是在洞微知著中，把握社会潮向，自觉进行思想的再生。但领导者的思想再生与社会成员的思想再生路径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普通社会成员的思想再生，主要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思想再生，而领导者必须相反，其思想的再生必须源于平等的普惠众生，这样的思想再生才可能成为社会的共同理想、共同追求、共同意志。苦难是产生思想的基础。
以天下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则出大思想、大智慧、大战略。
以自己的苦难怨天下人，则必然出大奸邪、大祸患。
以天下人之利为己之利，则为天下人谋利。
以自己之利为利，则谋天下人之利。
以己之目观天下人，则天下人如蚁。
以天下人之目观己、观天下，则自己如蚁，天下人为天之大。
人以道为中，道者，客观规律也。国以天下人利益为中，即人民大众利益也。
执中，则天下和平、民心归一，社会充满创造的激情。
毛泽东之中，唯天下人利益而已。
知其中，则知民心向之。不知其中，民心背之。
无私者执中，有私者执偏。
以天下人利益为中，则多数人为左、少数人为右。驭少而利多，并以天下道义化而裁之，谓之执中，驭多而利少，或骗而盗之、或强而取之，谓之执右。驭少而利多，又强制性夺少而利多，谓之执左。执左乃权宜之计，执中为万世不二之法门。若强而夺之、化而裁之，则又为执中也。
毛泽东一生，唯执中而已，是为大佛。
但执中之法，靠谁执之？一人执之则无力，少数人执之则向右。以中立法，众人执之，可矣，是为文革。文革者，革左革右，执中之谓也，是故天下归一，事业兴隆，志坚国强，日渐峥嵘。
价值逻辑的清晰=行为程序，行为程序应以标准化为目标，予以规范，也就是制度化，大民主，就在混沌中呈现出有序机制，显示出强大的社会活力。
价值逻辑的核心：目标、责任、规矩。
总体目标=不同的个体目标，通过表达（斗争、意志抗衡、妥协，最终统一到总体目标）机制。精英民主是少数人的分肥机制，大众民主是社会化的分配机制。在资源短缺、消费能力永远跟不上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大众民主是动态调节二者之间矛盾的唯一整合机制，也是激活新的发展能力的动力机制，形成强大的发展动力。因为，这是形成共同目标、共同意志、共同追求和群体智慧、群体力量的最佳机制。
中国人爱走极端，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个体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不强，没有经过社会群体暴力的整合，一旦权利和利益意识觉醒或被激活，就以自己为本体，任何与自己权利、利益相矛盾的观点、意见，都成为暴力抢夺的对象。而这就是今天的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如果高层不通过大众民主机制去破除，使之融入社会群体之中，整合其思想观点，他们就必然成为逼迫人民革命的最大力量。
现在再看看社会为什么强烈追随毛主席？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执中而行，坚守人民大众的根本权利和根本利益，为大众造福。他是这个根本原则的唯一坚强守望者，并且守望、斗争到生命尽头。而他的思想，一是为教化，二是为在教化的基础上形成价值秩序，即，社会机制。文革不过是法，是用人民大众的根本权利，达到维护人民大众根本利益、造福所有人的目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人，将的思想快速的转化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
规矩的最终目标：化矩为行。
结束语
思想文化是政治经济制度、价值秩序的基础和价值判断标准，也是制度秩序和社会机制的基础，所以，一个国家管理未来的能力，不在于这个国家创造了多少新思想，而在于这个国家对已经成为民众共同理想、共同追求、共同意志的思想的、管理能力和在共同理想----也就是形成共同理想的、思想基础上的----创新能力。前者意开味着一个国家的持续力，后者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力。